黄牛“进军”NBA中国赛

原本就高昂的球票票价在网络上已经炒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甚至出现了万元球票，这也吸引了一批以倒票为生的投机黄牛

2月下旬，北京一起倒卖NBA中国赛球票的案件经过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已移送至东城区检察院审查，将于近期公诉。据办案检察官向《方圆》记者透露，该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李锦、冯云等人涉嫌罪名为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涉嫌倒票金额高达数万元，涉案假票近百张。

近年来，随着国内体育赛事的兴起，炒票、倒票等现象也越来越多。2012年10月11日，NBA中国赛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打响，对阵的两支劲旅，洛杉矶快船队和迈阿密热火队，为这场比赛带来了非凡的人气。比赛赛前，原本就很高昂的球票票价在网络上已经炒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甚至出现了万元球票，这也吸引了一批以倒票为生的黄牛。

北京购票样，南京制假票

李锦，北京人，自由职业，平日里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偶尔倒倒球票、演唱会票赚点钱。2012年9月19日，李锦接到了南京一位朋友“小叶”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即将开打的NBA中国赛的门票。李锦表示没有，“小叶”又问能不能帮他去搞一张，作为票样，好制作假票。李锦答应了，当即到五棵松体育场门口，找票贩花了650元买了一张面值500元的门票，然后把票亲自送到了南京。

“小叶”即冯云，专门从事伪造各种票券并倒卖的业务，业务范围遍及北京、南京、上海等好几个大城市。冯云在各地都结交了一些同行朋友，在北京比较信得过的就是李锦。

李锦到南京把票样带给冯云，冯云盛情款待了他，然后请他回北京，称等票做好以后一块儿到北京挣钱，到时候李锦分50%，冯云与其副手梅姐各分25%。李锦同意了，回到了北京。

2012年10月11日比赛当天，冯云与梅姐携制作好的假票乘高铁来到北京，李锦与其副手邓科接待他们住进了宾馆。冯云进房间以后，把假票拿了出来，据李锦回忆，总共有两百来张的样子，面值分为两种：500元的和3000元的。

李锦查验了这些票，当即指出这场球赛根本就没有3000元面值的票，只有3200元的，那些3000元面值的票一看就是假的，卖不出去。为了防止其他人把印错的假票拿去卖惹麻烦，李锦随后把3000元面值的票当场撕掉，然后，几个人就把剩下的500元面值的票分了。

根据冯云、李锦等人多年来形成的固定工作程序，假票首先要放给所谓的“大黄牛”，然后由“大黄牛”再放给自己的下线“小黄牛”进行零售。在选定“大黄牛”的人选时，冯云想到了以前在上海认识的黄牛朋友魏成贵。

“大黄牛”魏成贵

湖南耒阳人魏成贵的脚有一些毛病，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以后，他就瘸了，不能干农活，在城市打工也不太顺利。后来，魏成贵就开始从事倒票的“生意”。

魏成贵半年前在上海倒票，认识了一位叫“二毛”的人，和他建立了工作上和牌桌上的关系，一次后，魏成贵欠下了“二毛”1500元赌债。

这个“二毛”不是别人，就是冯云。10月初，冯云联系到魏成贵，催他还债，并称自己手上有一些NBA中国赛的票，来北京可以分一些给他。

魏成贵得知这个消息，联系了一批倒票的老乡共商此事。他本人则于10月10日从湖南老家出发，坐上湛江开往北京的火车，11日上午到达了北京。

正当魏成贵刚刚坐上火车，10月10日晚上7点多钟，北京市海淀区治安支队便接到一个匿名举报电话，称有两名来自湖南省衡阳地区耒阳市的男子，手持1000多张假票，召集了当地80多人的黄牛团伙，来北京贩卖第二天五棵松体育场NBA中国赛的球票，为首一人名为魏成贵。

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海淀治安支队立刻报告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据治安总队副队长潘福生估计，这一千多张假票，如果按照当时这场比赛球票的黑市价格全部售出，总价将达到一百多万元，这让警方备感压力。由于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24小时，警方决定连夜对近期入住宾馆、酒店的湖南耒阳籍客人进行调查。

通过细致的排查，10日晚入住在北京市西城区附近的7名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起初，这几人一直强调只是来北京玩，可警方却从屋内找出了一张自制的招牌，上面写着“收购演唱会门票”。随后，这7名男子被警方带回了西城区大栅栏派出所接受调查，很快他们就承认是有人让他们来这里兜售假票，而那个人正是举报电话中指明的魏成贵。

当时这些魏成贵的老乡还没有拿到假票，按照魏成贵的要求，他们在宾馆里等待消息。

10月11日上午，魏成贵联系上了冯云，两人相约在一处小饭馆碰头，接手球票。魏成贵通知了自己的老乡过来取票，而冯云这边则派出了邓科与魏成贵碰面。交易现场，魏成贵提出要70张球票，每张40元。两人正在交易，即被在周围埋伏已久的警方当场抓获。

随后，根据魏成贵等人的供述，李锦、冯云也相继落网。

黄牛组织利益巨大，层级分明

案发后，这几名黄牛均出现了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如李锦称，是冯云主动打电话联系他问他有没有球票的，但冯云却供述是李锦主动联系他让他制作假票的。李锦又称他本人没有卖假票，分得假票以后，他在五棵松门口转了几圈，发现警察、便衣很多，“风声较紧”，就放弃了卖票，把票给扔掉了。而事实上，与魏成贵进行交易的正是李锦的副手邓科，邓科的票从何而来？

根据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大致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四五个黄牛组成的制售假票团伙花了650元买票样，又花了约500元制作假票，最后交易了70余张500元面值的假球票。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意”几乎可以被称为无本买卖，卖两张票回本，卖几十张竟可收入数万元，这还不算几名黄牛粗心制错的那上百张面值为3000元的球票。

李锦在接受调查时称，越火的赛事或者表演，倒票的人就越能挣钱。他们习惯从网络上、报纸上获悉热门的球赛、音乐会等信息，然后观察票价被炒到何种程度，以此来判断是否值得倒票。像NBA中国赛这样一票难求的比赛，为了挣钱，往往会出现黄牛制作假票来卖的情况。

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徐罡介绍，本案虽然批捕了5名犯罪嫌疑人，但实际参与倒卖假球票的并不止这些人，如魏成贵找来的黄牛老乡，他们因为犯罪情节轻微，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并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仅仅被取保候审。

徐罡表示，本案呈现的黄牛组织分工结构非常具有代表性：冯云、李锦组成第一层级的伪造假球票的团队，他们负责提供假票；魏成贵、陆定文组成第二层级的“大黄牛”，即从制作假球票的人手上低价购得假球票，然后组织“黄牛”并发放假票；其余人则组成第三层级，如那7名湖南男子，他们负责在现场零售。

本案中，第一层级的冯云、第二层级的魏成贵无疑是关键人物，他们在以往的倒票活动中积累人脉资源，然后在接下来的倒票中加以利用，黄牛党就这样规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此外，在介绍魏成贵的犯罪行为性质时，徐罡还表示，虽然冯云在联系魏成贵时对票的真伪语焉不详，但从魏成贵以明显低于票面价值的低价购买球票的行为来看，他应当知道所购球票是假票。“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它包含了两个犯罪行为，伪造假票以及倒卖假票，从事了任一行为均可构成此罪。此案中魏成贵虽未实际卖掉假票，但是其购买假票并联系‘小黄牛’贩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倒卖’。”徐罡说。

赛事、演出类黄牛特点

赛事、演出类黄牛行为模式相对固定：在开赛前，黄牛有组织地先到体育场、剧场等地的售票点轮候，大量购入热门赛事或很受欢迎之公开表演进场门票；随后在销售点外或在网上，以更高的价格向其他想入场但买不到票的观众售出黄牛票，从中赚取差价。部分黄牛还自己制作假票用于贩卖，相对于倒票来说，制售假票是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据近几年的市场情况来看，赛事黄牛目前呈现如下特点：

自身素质有限：赛事黄牛从事的倒票行为不具有专业性，只要有可靠的热门信息，准备好买票本钱，就可以实施，因此门槛极低。有的赛事黄牛连自己倒卖的比赛或演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2012年夏天，在乌克兰举办的欧洲杯上，D组瑞典队与法国队的比赛因为瑞典提前被淘汰而变成鸡肋赛事，球票也因之贬值，60欧元面值的票竟贬至25欧元，大量黄牛血本无归。

流动性强：赛事黄牛基本上是跟着赛事跑的一群人，哪里有热门赛事、火爆演出，就在哪里扎堆。全国各地的人都有。2012年，香港歌手陈奕迅连续在国内开了50多场演唱会，一时黄牛票泛滥，而票价竟“相对稳定”，280元的票卖400元，380元的票卖600元，以此类推。

收入丰厚：黄牛倒票严重的可构成犯罪，他们的利润当然不小。2011年《羊城晚报》报道的一则“电影票黄牛”新闻称，倒卖电影票的黄牛月入可以上万。北京市朝阳区法院2011年公布的一则案例则显示，嫌疑人3200元买得18张门票，转手卖人获得了16800元，利润率竟达到了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