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能搞整人的“斗争哲学”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把“斗争哲学”作为指导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座右铭。在的岁月里，它指挥我去冲啊，杀啊，斗啊，使我吃了不少苦头。直到粉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今天，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歪歪扭扭的脚印，才如大梦初醒，心中感到忐忑不安。

我踏进中学校门的头一年，正赶上波及整个社会的开始，学校里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同学们成了“造反派”，我的班主任成了“革命对象”。从内心说，当时我是有点同情他的，因为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当几位比较“革命”的同学找我，叫我这个“苗子”给他们的大字报提供材料时，我面露难色，犹豫不决。这时候，有人对我说：“工人阶级的后代要站稳立场，怕什么，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嘛！”后来，我参加了当时人数最多的“上海市红卫兵”，没想到，这个组织很快就被打成了“保皇组织”。一次，我和一位小学时的同学谈起，她竟轻蔑地笑着说：“怎么，你还是‘老保’，要斗争呵！”回味她说的“要斗争”，想起她那轻蔑的一笑，许许多多的联想，象打开闸门的潮水一样翻腾、奔涌。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思想保守的原因，这就是头脑里没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怎么办呢？就是要坚持“斗争哲学”。复课闹革命时，那位老师仍任我班教员。他主动找我说：“现在课堂秩序太差，你要做做工作，维持好秩序，使大家多学点知识。”当时我没有吭声，心中却暗暗地想，我才不听你的呢！弄不好又该成修正主义苗苗了。这就是我坚持“斗争哲学”的最初表现。殊不知，、“”的黑手正是从这里伸进来，拉着我卷进了逆流。后来参加了工作，我一直牢记着“斗争哲学”，认为自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现在才开始明白了。

一、曲解了斗争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

同志指出：“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对对立统一规律基本内容的概括。、“”一味地鼓吹“斗、斗、斗”，狂叫要“全面”，把斗争当成整人的同义语，“斗争哲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捣乱哲学、整人哲学。对于这些，原先我不认为是错的。

在基层工作的几年中，我每抓一个运动，每做一项工作，每到一个新环境，每遇到一个具体问题，一切都是大批判开路。工作中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凡是我去过的地方，大小斗争会、批判会经常不断；田头、地边、村里、屋内、墙上，到处摆下了战场。起初，干部和群众对我的错误做法不满，又不敢说什么，只好用沉默来表示抗议；而我却认为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表现。所以，一出现这种情况，我非得狠狠地批评一顿不可。这样一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渐渐地，群众不愿意和我接近了。而我呢，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和我在一起的一位女青年，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本人在农村十年一贯表现不错，可入团问题几年都解决不了，招工、上学更没有份。出于对我的信任，她流着泪向我倾诉了内心的苦恼。当我与有关人员谈起她时，有人就说：“她表现还可以，可你难道不知道她父亲的问题吗？”一席话，唤起了我对初期受到歧视的痛苦回忆，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波动。我重新振作了坚持“斗争哲学”的勇气。尽管她以后又多次提起，可我却再也没有过问。就这样，“斗争哲学”在我们之间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在那个时候，站在这条鸿沟的那一边的，又何止她一个人呢！本来认为越斗越能孤立“敌人”，而结果恰恰相反，越斗越孤立自己。“斗争哲学”把我和群众隔开，和同学疏远，这难道不正是、“”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吗！

同志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要正确地按事物本来的辩证规律开展斗争，就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离开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就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离开矛盾性质讲斗争，就必然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的形式，乱斗一气，结果只能是违背客观规律，破坏事物的发展进程。

二、曲解了阶级斗争的作用

、“”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以极左的革命词句，把精神作用夸大到极端，裸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发挥主观能动性说成是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胡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在他们看来，“革命”好象魔术师的魔杖一样，似乎只要一挥指，粮食一下子就会变出来。如此荒谬的理论，我竟照样上当了。

在工作中，我把成败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如何、“斗争哲学”坚持得怎样。

一九七五年底，我到一个公社搞路线教育运动。在我的建议下，公社推广了外地深翻山芋垅的先进经验。春节过后，我发现一个生产队无动于衷。我气坏了，不但大会点名批评队长，而且带上铁锹到那个队去，一来表示自己对推广新生事物的决心，二来是为了进一步坚持“斗争哲学”，狠抓“阶级斗争”。我找到那个队长说：“你这种做法是对抗党委的决定，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实质是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路线教育运动。”并警告他说：“你要是再不干，就得叫你淌淌汗（即批判），然后再撤职。”这个队长提出：“现在气候转暖，再把生土挖上来恐怕冻不透了。”我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说：“你这么顽固，不行！今年你试一亩也得干！”在我的压力下，他们挖了五亩，结果那五亩几乎绝收。可是，我不但没有从违背客观规律和我的主观上找原因，还认为是那个队长有意搞的，于是打算处理他。我把这一情况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告诉了一个农技员，农技员讲道理说服了我，才使那个队长幸免了“斗争哲学”的冲击。一九七六年，尽管我所在公社召开的斗争会、批判会、辩论会、路线分析会，以及出的批判专栏、学习专栏比其它公社多，可有的公社增产了，我所在的公社却减了产。我不明白为什么坚持了“斗争哲学”，“革命”搞得不坏，生产却没有自然而然地上去反而下降了呢？我之所以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的根源，是通过学习后才真正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