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土地法说起

延安出版的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里，记载着两个土地法。一个是同志在井冈山时制订的，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政府所有，然后再分配给农民使用。后来，同志经过调查，感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所以，四个月后，他又制订了一个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斗争锋芒就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更符合民主革命的路线和要求。但是，兴国土地法仍然很不完备。在分配土地时，发生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乱打乱杀等“左”的倾向，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同志作了寻坞调查后，又规定在没收了地主富农土地财物之后，也分给他们一份土地，使他们能活下去，并禁止乱打乱杀。当时，一些有“左”倾思想的人，曾骂这种作法是“右倾”、“富农路线”。可是实践证明，同志确定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

这两个土地法之所以要保存下来，同志说是“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现在我们旧事重提，是因为它对我们有着很可贵的教益。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原因在于事物是互相联系、错综复杂的，事物本身又是有层次的。比如，现象在外，本质在内就是。因此，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必须经历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由错误到正确的发展过程。同志在《实践论》中就阐明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任何人都无法超越。区别仅仅在于，思想路线比较端正、尊重事实和实践的人，经历的这个过程可能短一些，掌握事物的规律快一些，反复少一些；反之，就要长一些，慢一些，反复多一些罢了。这种情况，不用说常人，所有在科学上有成就的卓越人物，以及革命领袖们都无一例外。从认识的规律来说，这是极其正常的事，只要不受、“”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欺骗，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

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要随之不断发展。有发展才能进步和提高。“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有作为的人，总是经常拿实践作标准，对实际情况不断有所“悟”和“觉”，通过不倦的追求，使认识不断地完善起来。否则，认识就要停滞了，僵化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蠢。”停滞和僵化，只能导致腐朽。

但是，认识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发展是指有所创新而言，也就是事物中有了质的变化。因此，发展就意味着对旧状态的否定。马克思说：“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这就是说，否定是一切发展不可避免的一环。要发展就必然会有所否定。兴国土地法之所以是井冈山土地法的发展，就是因为它用“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新原则，否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旧原则。后来，在土地分配中，又用地主可以同样分得一份土地的政策否定了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可见，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否定，发展，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

马列主义、思想也是要发展的，要发展，就不能不在某些原理、某些结论上有所否定，用新的原理、新的结论来代替。列宁和同志都是这样做的。

有人觉得说发展则可，听到说否定就谈虎色变，认为是大逆不道。这是把发展当作绝对的“善”，视否定为绝对的“恶”，将两者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了。其实，发展和否定，这是同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什么地方有发展，就会在什么地方有否定。世界上的事物既然都是不完善的，认识中可能包含着错误，真理不会到顶，那么，纠正错误，发展真理，就要通过否定表现出来。承认发展，就得承认否定。

否定是不是将一个事物简单地抛弃了呢？不是。兴国土地法否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但却把没收地主土地这一点保存下来了。这说明，由于否定和发展是相联系的，所以，经过否定，扬弃了错误，补充了不足，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抽空了，取消了，而是使它更具体、更切合实际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否定不能是主观地随心所欲地取消或抛弃先前的东西。它必须从实际中，从社会实践向人们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中获得新认识。这样采取的否定，才是合乎科学的，也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主观的否定，是脱离实践，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铸事实，然后宣布说，先前的东西应该取消、抛弃，并荒谬地把它说成是发展。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否定。、“”所搞的否定，所吹嘘的马列主义的发展，就是这种货色，其恶果和后患已经成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粉碎“”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实际情况和实现四化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根据新时期制订了一系列新政策。有人怀疑这种做法的正确性，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砍旗”。这个问题应当如何看？我们从同志亲自制订的两个土地法的变化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