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像符号歧视下的“娱乐至死”论

提到“娱乐至死”这一概念，我们不难想到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书中主要阐述媒介变迁，即电视声像如何逐渐取代书写语言成为时代的主流媒介，同时电视又是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使我们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观点对错与否，因为从20世纪后半叶，当印刷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开始，学界就一直围绕印刷媒介的深度与电视媒介的平庸而争论不休，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对声像符号的歧视观点，如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论。

波兹曼虽然深化了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媒介适合传播不同的信息。但他并非像麦克卢汉一样对电视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他认为现代人对智力的理解多来自印刷文字，而随着电视占据文化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危险的退步。

笔者认为不应该因为某种媒介先于其他媒介出现，或者因为某种媒介已经存在几百年，而新媒介存在历史时间尚短，就去判定先出现的媒介代表一切，创造一切，从而否定后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承认18、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但那时铅字之所以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是因为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大家熟悉，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只能通过印刷媒介得以体现。而这点除了能说明当时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和单一性，其他什么都不能代表。波兹曼不乏讽刺地说：“想想近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那你可能一无所知。”我们确实应该意识到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因为电视媒介出现后，它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更加生动具体形象。

笔者还认为现代人在过度批判电视媒介娱乐至死时，很容易进入一种逻辑误区。首先，无论在印刷媒介时代还是电视媒介时代，利用媒介的都是活在当下的人。因为人类自身无知，去否定多元化的信息技术，或者因为信息技术某方面表达方式的不当，去否定这项技术本身，都是不可取的。其次，我们在比较印刷媒介和电视媒介谁更深刻时，总是拿传统阅读方式中的高级文学去比较电视媒介中趋于大众化的部分，而非对电视媒介中的高端艺术欣赏。这种比较本身就不对等。文字符号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可以利用印刷媒介使阅读更具有深刻性，但不排除印刷媒介中也存在着垃圾文学；同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更多考虑受众需求，制作更适合大众消费节目的同时，也制作了很多精良的电视艺术作品。因此，如果比较对象本身不对等，又怎能判定文字符号比声像符号更高级，印刷媒介比电视媒介更深刻？在此，笔者还是要强调使用媒介的人，他本身是感性还是理性，是平浅还是深刻，直接决定了他使用这一媒介时能够产生的理性程度和深刻程度。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甚至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某种媒介。

当然，我们不否认现在的电视节目娱乐性的信息确实居多，但绝对没发展到不需要观众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也绝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满足。波兹曼“娱乐至死”论的主要阐述对象是美国文化，尽管美国文化有一定代表性，但并不等于是全世界文化，也不等于各国文化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没有自己的特殊性或产生新的变异。

例如：在我国国情和政治制度下电视媒介可以产生的作用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娱乐的附庸，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也绝对不会让我们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尽管电视媒介在节目制作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也会有垃圾节目出现，让从业者和受众都对电视媒介的发展唏嘘不已。笔者只希望当电视媒介不可逆转地取代了印刷媒介成为当今文化的主流，我们不要一味地否定和批判，任何媒介和符号都是有利有弊，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存在。而媒介文化的发展也未必是一个极左或极右的态势。我们在直面困难和挑战的同时，更应该为媒介的发展寻求一种平衡。无论媒体人还是受众都不要冷眼旁观，眼看着本该进步发展的精神文化枯萎，而是要共同努力为它寻找出路。笔者始终相信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永远不会因为笑声代替思考而痛苦，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永远不会停止思考。

（作者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