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魁”原型揭秘

曾风靡全国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是根据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本《芦荡火种》改编的。编剧文牧曾撰文披露：沪剧《芦荡火种》中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等典型人物是经过概括、提炼、艺术创造形成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剧中主要的反面人物――“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其原型是曾在阳澄湖地区打出抗日旗号的草头王胡肇汉。

阳澄湖畔 占地为王

《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阿庆嫂眼里是“草包”“挡风墙”。而历史上的胡肇汉则完全不同。胡肇汉，1906年出生，湖南岳阳人。他中等个头，身体瘦削，20岁左右从岳阳警官训练班一毕业，就开始混迹于的警察、保安、三青团等部门，担任一些职务。1937年8月，日军侵犯上海，危及苏州和昆山、吴县、常熟等地。这时，阳澄湖地区先后成立了多支抗日武装。胡肇汉乘机也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并投靠了忠救军太湖行动总队程万军部七支队任副官。接着，他又随支队司令何锡光到阳澄湖游击队陈味之部担任教官。1938年，胡肇汉借故凶残地杀害了司令陈味之，自封为司令，打着抗日旗号，在阳澄湖地区扩充部队，一时拥有了300余人马，船也有40多条。他经常出没吴县太平镇（现属苏州市相城区），占湖为王。日军曾将他视为敌类围剿过。

迫于形势 三度改编

中共地下党争取胡肇汉抗日的工作，早在1938年秋就开始了。当时，翁迪民（化名宫岳）受中央特科安排，以上海救亡青年的身份到吴县太平桥，在已担任胡肇汉部队副司令的爱国青年陆步青引荐下与胡肇汉相见。交谈中，翁迪民向胡肇汉分析当时的形势，宣传团结抗日的大局，鼓励其利用阳澄湖地理优势，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胡肇汉不仅表示赞同，还希望翁迪民能到他的部队帮助整顿，并请翁迪民多联系一些上海的抗日青年加入他的部队。翁迪民返沪汇报后，上级要其继续加强在胡肇汉部队的工作，使其成为一支接受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9年春，上海中央特科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委派翁迪民及五六位同志到吴县太平桥。经与胡肇汉多次商量，他同意了将部队改编为苏北（苏州北部）抗日义勇军，胡肇汉任总指挥，陆步青为副总指挥，翁迪民任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在这之后的二三个月时间里，苏北抗日义勇军所到之处，广泛宣传抗日，不断袭击日伪军，还增援过常熟抗日组织“民抗”的战斗，并安排他们到太平桥一带休整。

1939年5月，叶飞率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执行东进命令到阳澄湖地区，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的身份到太平桥王宅（胡肇汉岳父家），同胡肇汉坦诚会谈。叶飞当场送给胡肇汉两支手枪作为见面礼。经叶飞一番的宣传后，加之“江抗”所向披靡的军威震慑，胡肇汉表示愿意接受“江抗”领导。苏北抗日义勇军被改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支队，胡肇汉被任命为四路副司令兼独立第一支队司令。

1939年10月，叶飞执行北上开辟战场命令，率领“江抗”西撤扬中。此时的胡肇汉，理应带领独立第一支队一起西撤，但他不但自己装病赖着不走，还留下一些亲信重回阳澄湖畔太平桥，重新拉起了部队。“江抗”西撤后不久，叶飞又命令“江抗”二团政治主任杨浩庐（担任过常熟“民抗”政治主任）重到阳澄湖地区。1939年11月6日，以在这里养伤的36个伤病员为基础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简称新“江抗”）成立，夏光为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新“江抗”成立后，夏光、杨浩庐清晰地感到阳澄湖地区敌对势力正在分化、瓦解、拉拢一些抗日不坚定的民间武装。为防止胡肇汉被“忠救军”拉去，构成对新“江抗”活动区域的威胁，夏光利用与胡肇汉的湖南老乡关系，通过书信等方式，多次表示与胡肇汉保持友好关系。胡肇汉有感于新“江抗”的诚意，终于表示接受新“江抗”副司令的任命。在一段时间里，双方合作得不错，阳澄湖地区一时间显得平安。

充当汉奸 灭绝人性

为了联合抗日大局，新四军对胡肇汉进行了仁至义尽的工作。可是，胡肇汉习惯于称王称霸，在他三次接受改编和收编后，仍不愿接受“江抗”部队严明纪律的约束，最后投奔到的怀抱，挂起了“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暗中与日伪相勾结，并先后取得了“江南行署保安第一团”“京沪特务总团第二纵队”“苏虞昆清剿指挥所”等番号。

1940年初春，新四军新“江抗”在洋沟居肴站激战时，胡肇汉从背后偷袭，造成新“江抗”2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1941年夏季，胡肇汉又勾结日军金井部队及伪军，联合包围了驻在陆巷村的“江抗”，百余名指战员伤亡，其中10名伤员被活埋。他还与“忠救军”一起抓获了阳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陈鹤，将其杀害。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他无辜群众近200人，都被施以野蛮酷刑并杀害。

难逃法网 可耻下场

1949年4月24日，K州解放前夕，自知罪孽深重的胡肇汉雇了只小舟悄然逃离阳澄湖地区，辗转前往广州，随军队残部逃到台湾，参加了屯垦特务训练班。1950年5月，他投靠盘踞在浙江嵊泗岛原江苏省主席丁治盘，被委以“江苏省第二行政区”副专员兼“东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他狂妄叫嚣：“立足阳澄湖，襟带吴淞江，控制昆山、常熟、太仓，渗透淀山湖、太湖”，发誓要把共产党搞得“六江水浑，天翻地覆！”1950年4月，他领取了大量资金，与同伙从浙江嵊泗登上小羊山，偷渡吴淞潜入了上海。

胡肇汉的行踪，早已被我公安部门和太湖剿匪部队掌握。潜入上海的胡肇汉，施展“狡兔三窟”伎俩，隐藏在静安区爱尔近路（现为石门一路）成德里8号一幢3层中西公寓的亭子间。公安局立即组成了由副处长周柏林和侦察科长孙伯操等5人的行动小组，于1950年5月21日凌晨，悄然上楼，破门而入。正在睡梦中的胡肇汉被惊醒，迅即翻上老虎天窗，窜上了屋顶，惊恐之际摔倒后又一骨碌爬了起来。就在他还未站稳时，已被机警的公安人员上了拷子。笔者曾询问过孙伯操、高其志等老同志，他们都认定在爱尔近路成德里抓捕了胡肇汉。孙伯操的女婿、苏州市文联专业作家薛亦然说：“我岳父曾对我说过，他在抓获胡肇汉时，发现他头上戴毡帽。当时已是仲夏天气了，怎么还戴这样厚的帽子？我岳父觉得奇怪，便从胡肇汉的头上拿下帽子，发现帽子的夹层里有异物，拆开来一看，竟然是胡肇汉的委任状。”

上海市公安局、苏南公安处和苏州地区公安局、苏州市公安局一举抓捕胡肇汉后，又乘胜追击，于1950年6月中旬前将“东区前线指挥所”所辖的地下匪特组织80余人全部抓获归案。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阳澄湖地区的受害群众代表和苏州市各界人士1000多人，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在“血债要用血来还”、“枪毙胡肇汉”的口号声中，胡肇汉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