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沉默:精神分析史上的一出悲剧

一九三六年，在弗洛伊德的八十诞辰上，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和其他近两百位西方知识分子给予弗洛伊德如下的评价：“这位勇敢无畏的先知和救人疾苦者，他一直是两代人的向导，带领我们进入了人类灵魂中未曾有人涉足过的一些领域……如果我们这个种族有什么业绩能够永垂青史的话，那就是他探索人类思维的深度所创下的业绩。”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法在现代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另一方面，从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年代开始，他和他的理论就从来不乏质疑。也正是这种极端的毁誉参半的现象，让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成为现代心理学乃至于文化史上一道独特风景。

当然想要彻底了解精神分析艰深晦涩的理论体系，对于普通人来说挑战巨大，不过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特别是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医师卡尔·荣格间的恩怨情仇，却一直都是大众最感兴趣的文化话题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位大师在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发展上的重要地位，更是因为关于那段历史的真相，至今仍旧笼罩在各种扑朔迷离的流言“迷雾”之中。于是，到底弗洛伊德和荣格，以及他同时代的精神学家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他们是如何将精神分析推到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学的巅峰？精神分析学派在欧洲大陆又是如何迅速地繁荣又迅速地分崩离析？这一切都是始终萦绕在每一个“弗洛伊德迷”心头的疑问。

拨开历史的“迷雾”解决这些疑问，首先自然要求具有传统历史学家考据的方法，其次又需要对精神分析理论在专业上足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作家约翰·克尔显然正是这样一位学者。他经历八年研究于一九九三年发表的《危险方法》，第一次为读者全面细致地重现了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为我们展现了弗洛伊德、荣格和早期精神分析学派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面。笼罩在那段历史上方的“迷雾”，在克尔的努力下终于渐渐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危险方法》事实上包含了三位主角。除去弗洛伊德和荣格外，克尔还着重描写了一位女性人物—萨宾娜·施皮尔赖因。这样一个三角人物关系，让克尔的这部非虚构作品看上去似乎有了一点畅销作品的元素。然而，随着作者叙述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这个女性人物对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关系，乃至于对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萨宾娜·施皮尔赖因在一开始是作为荣格的病人“登场”的。来自俄罗斯的施皮尔赖因生长于一个富有的家庭，据说她的母亲可以随意更改本地高级中学的课程，以使自己的女儿不用学习关于生殖的课程。从小在“过于细心”的照料下成长的施皮尔赖因，在青春期时却出现了奇特的“癔症”症状：“在吃饭的时候会想到排便；她无法触碰父亲的右手”，有时“她又会想象着父亲用他的那双手惩罚她，这些生动的想象每次都会伴随着性兴奋”，“她时而陷入重度抑郁状态，时而又大笑、哭泣或者尖叫”。这个奇特案例的出现，给予当时供职于“苏黎世学派的中心”柏格尔茨立精神病院的荣格一个机会：尝试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其进行治疗。这段故事一定会让我们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关系有新的看法：与传统观点认为弗洛伊德提携了荣格成为精神学大师不同，事实上，正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精神病医院”医生的荣格对施皮尔赖因使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才给予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法走上历史前台的机会。

施皮尔赖因在弗洛伊德和荣格间的出现，也为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增添了更多的传奇。由于荣格使用精神分析法来帮助施皮尔赖因，施皮尔赖因在治疗过程中对荣格产生了“理想化移情”，而由于自己的个性，荣格对施皮尔赖因也产生了“理想化移情”：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情。施皮尔赖因和荣格之间的感情纠葛，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影响着荣格在精神分析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之后，与荣格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恋人”的施皮尔赖因进入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学习，并成为了一位精神病学医师。但由于荣格妻子发现了荣格的这段“婚外情”，再加上忌惮于一直帮助自己的前辈弗洛伊德会对此有看法，荣格最终选择与施皮尔赖因在感情上作了“了结”。这段痛苦的感情经历，让施皮尔赖因决心成为一位能够与荣格比肩的精神病学专家，并于其后转向弗洛伊德影响下的维也纳学派。然而，为了打击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荣格，弗洛伊德却利用了施皮尔赖因。随着弗洛伊德与荣格最终正式走向决裂，施皮尔赖因也发现自己原来遭到了利用，三人自此在私人关系上也就分道扬镳了。

如果这只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剧情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然而这却是发生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几个重要的人物身上，背后牵扯的是众人对精神分析学领域权威的争夺。因此我们的三位主角的分崩离析，最终也间接导致了国际精神分析学组织走向崩溃。尽管此后三人在各自的领域依旧对精神分析学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我们却再也没有看到他们曾经一起创造过的“黄金时代”。 电影《危险方法》剧照

从叙事气质上来看，克尔的这部作品无论如何都像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历史小说”。在开篇的引言中，荣格以一种俯视的视角，全景式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崛起的历史背景，同时还对弗洛伊德和荣格二人间的关系走向，及其各自在精神分析理论上的贡献，作了概述和评论，这种极具画面感的描写使整部作品一开始就让人有一种“大戏上演”的感觉。在此后的章节中，克尔也一直未忽视历史事件的发生对笔下人物的命运具有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掀起的各种危险的思潮和社会运动，乃至于最终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自然都会给三位主角或多或少带来影响，施皮尔赖因回到祖国发展自己的事业，间接地帮助创立了俄国的精神分析中心，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原因。这种叙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晦涩的精神病学理论带来的阅读困难，并为《危险方法》增添了一丝历史叙事有的诱人魅力。

然而，这种叙事的“魅力”却没有削弱作品在专业上的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克尔的这种历史叙事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之上的，荣格、弗洛伊德和施皮尔赖因三人间的书信成为整部作品的叙事基础，即使是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作者所作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相关人物的书信与论文之上；另一方面，作者心理学专业的背景，也帮助他在评价和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和观点时，拥有足够的专业储备。

在结尾，作者为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作了一个极为文学化的总结：“当这三个不同的领域（性、宗教和理论）开始纠缠起来，形成了一张无望之网，弗洛伊德和荣格无法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也不能和其他人谈论……正是由于这种致命的沉默，我们今天所知的精神分析学派带着它自身固有的那些矛盾，终于走向了衰落。”这个总结为整部作品抹上了一股浓郁的悲剧色彩。如今来看，这种悲剧的发生一部分是由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更关键的还是与主角们各自带有的强烈性格有关：弗洛伊德的霸道，荣格的孤傲，都对他们的学术命运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产生着致命的影响，而作为病人、学生、同事和恋人的施皮尔赖因更是被夹裹在两位大师的恩怨之间，无法自拔。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他们自然会唏嘘于大师们也与普通人一样常常受到性格缺陷的困扰，不过也正是伟人的“失误”带来的历史悲剧，才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最有“魅力”的地方吧。

巴西：未来之国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樊 星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版

《巴西：未来之国》是一本了解巴西的最佳书籍。茨威格戴上康德的红色眼镜，见到一个玫瑰色的巴西。他于贫苦中看见美好，于哀伤中看到富饶，在苦痛中望见快乐。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由一位懂得观察、感受和生活的人写成，既有专业的研究，对数据的引用，也有一位可敬学者的感性观察。这本书完美地再现了巴西的过去，更寄托了茨威格对人类文明的全部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