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博弈

公元前509年，罗马选择共和政体以来，一直面临着贵族与平民抗争这样一个难题。后来通过的两部法律，成功地化解了这个难题：一部是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法》，根据这部法律，一切公职都面向平民开放，即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竞选或其他合法程序而成为各级官吏。另一部是公元前287 年通过的《霍滕修斯法》，根据这部法律，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可以成为国家的法令。此外，代表平民利益的护民官，在任期届满后可以进入元老院。尽管这些护民官在元老院中仍属微不足道，是罗马实行的“少数领导制”中的“少少数”，但在防止元老院封闭化、防止出现倡导分裂的国民舆论方面多少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

既然平民大会可以议决国家大事，那么公民（包括平民和贵族）大会更没有理由对大事不做决定。像对外国宣战和停战这样的大事，决定权都属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还具有人事决定权，以执政官为首的重要官职，都要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

有权利就得有相应的义务，战争需要的资金依据公民资产的多少按比例分担，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这种分担办法还是体现了公平、公正。这种根据资产按比例分担战争资金的办法，相当于现代的“战争特别国债”，因为资金的募集采取强制的形式，偿还则要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国家有钱时才能偿还。由于资金的偿还期都在20 年以上，而且不付利息，实质上又属于临时性征收的直接税。罗马人民承担的义务不仅是要出钱支持战争，还要出人去打仗。

被罗马人称为“汉尼拔战争”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打了17 年，战争期间，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执政官，前后有25 人战斗在最前线，其中有8 人战死。执政官在战场上是唯一的最高司令官，尚且有这么多人牺牲，身为普通公民当兵上战场而牺牲生命者，就更多得不计其数。正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罗马人上下一心，团结对外，才最终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使享誉世界战争史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俯首称臣。

听来令人称道的这一切，却从公元前200 年，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发生了改变。

首先，罗马军队开始不断打胜仗，可以夸口“屡战屡胜”了。最高司令官战死沙场的故事也没有发生。这对罗马当然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负面的东西正在显现出来。前面提到过，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开始实行允许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的子孙成为贵族阶级的政策，其本意是想防止统治阶级的封闭化，但这个意图并没有实现。

从公元前200 年到迦太基灭亡的公元前146 年，共经历了54 年，按共和制罗马的规定，每年选举产生两位执政官，不考虑有人10 年后再次当选的个案，其间共产生了108 位执政官。在这“一百单八将”里，家门中从未有人当过执政官的当选者仅有8 人，其余百人全部集中于科尔涅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格拉古家所属的森普罗尼乌斯等28 个家门。这一时期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不再体现为相互抗争的阶级对立，二者之间的通婚也有了较长时间的历史，像日常便饭一样不再稀奇。但是，同为罗马公民，属于元老院阶层的和不属于元老院阶层的两大人群的区分与对立日益明显，且有固定化的趋势。

本来元老院只是一个向国王进言的咨询机构，对几乎所有的国事都没有决定权。所谓的“元老院劝告”，是指将在元老院讨论议决的事项作为来自元老院的“建议”提交给决策者，元老院没有将其建议政策化的权力。罗马的“共和政体”，从理论上说是彻底的“在民”。

但这个规矩被“汉尼拔战争”时期的“非常事态”给破坏了。由于汉尼拔统率的迦太基军队大兵压境，为了度过这一罗马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时期，很多重要事项需要随机应变，迅速决策。迫于这种压力，这一时期的“元老院劝告”被原样照搬地成为国家的政策。不幸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决策方法在“非常事态”结束后被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变通做法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有人质疑其有效性，但反对意见长时期没有成为主流，而且在这期间，国政大权不断向理应只有“劝告”权力的元老院集中。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后，罗马的霸权从意大利半岛逐渐延伸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元老院集中权力的过程恰巧与之重叠，致使权力向元老院的转移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元老院权力的集中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如此程度的权力集中，假如没有和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对于罗马来说还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罗马人的观念与希腊人不同，对于“少数领导制”这一罗马独有的共和政体，罗马人往往只注重体制机能的有无，而很少去操心体制本身正确与否。

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并且第五等级的资产下限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应服兵役的公民（第一至第五等级）数字却在持续减少。这是很多家庭在有人从军后，家庭拥有的资产难以维持生活，达不到第五等级以上的标准，免服兵役的无产阶级不断增多的缘故。第二，罗马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在公元前241 年，第一等级与第五等级的差距不足10 倍；到了公元前146 年，这个差距已超过500 倍。与以前平民要求与贵族政治权利平等而发生的抗争不同，公元前2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困扰罗马的社会动荡，主要表现为追求社会正义与公正，抗争的双方转为穷人与富人。

罗马作为地中海世界的胜者，其富裕阶级的财富呈数量级地增长，第一等级的起点已从10 万阿斯上升至100万阿斯，但作为罗马共和国中坚的一般公民的数字，却处于减少的状态中。

由于罗马在公元前2 世纪前半叶连战连胜，奴隶作为廉价劳动力大量流入罗马。奴隶作为劳动力的魅力，不仅在于因供给超过需求而导致奴隶的价格下跌，还在于和身为罗马公民的罗马农民不同，不是罗马公民的奴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可以专心务农。

假如一家中有一个公民服完兵役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家属劳动所得的收获物，在与使用大量奴隶大规模生产同类农作物的农庄的价格竞争中败北，卖不出去只能削价处理。为了渡过难关，只好靠借款维持生计，但这终究还是陷入窘境，难以自拔。出现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罗马农民的勤劳意愿发生了变化，而是罗马的农业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不管怎么说，罗马的军事力量是建筑在自耕农这类中产阶级之上的。罗马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没有理由对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不闻不问。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那时土地集中现象还不是那么明显），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人租借国有土地的上限为500 尤格（约为125 公顷）。但这种规定仍有漏洞。被禁止经商但可以堂堂正正从事农业的元老院议员们，虽然以自己的名义只能租借500 尤格，但他们可以用家属和亲戚的名义大量租借国有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法律已是有名无实了。由于奴隶无须担心服兵役，是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大量使用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其收益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促进了罗马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但是，片面的经济增长不一定给社会带来好的效果。那些借款耕作而产品又缺乏价格竞争力的自耕农，由于经营失败，无力偿还贷款，被当作贷款抵押的土地就被债主收走，成为失去土地的失业者。

这些失去土地的原自耕农大量流入财富集中地—首都罗马，据研究者推算，大约占首都罗马人口的7%，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仅靠完善社会保障、充实国民福祉就能够化解的。对于失业者来说，不单单是失去了职业、丧失了生存手段，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整日睡在木桶中仍能保持做人的尊严，这种人物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普通人，是把自己的尊严和从事的职业相联系的，人之作为人，有必要保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自我肯定意识一旦丧失，绝对不是仅靠社会福利就能够恢复的，只有恢复他们的职业才行。

对这些“失业者”来说，失去土地导致他们成为了无产阶级，以往服兵役形式的直接税被免除了，岂不是挺好的事吗？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了解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的心理。这些“失业者”难以舍弃罗马公民的荣誉感，失业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罗马人。

公元前134 年夏，29 岁的提比利乌斯· 森普罗尼乌斯· 格拉古当选为护民官。那时他才满30 岁。尽管年轻，但他在第一次演讲时，以其关心平民百姓的视角和独特的抑扬顿挫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罗马人的心。

山中的野兽、林中的飞鸟，尚且有自己的巢穴，劳累之后回到巢中，能够尽情地休养生息。而为国战死的罗马公民，除了阳光和空气之外，一无所有。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只能带着妻子和孩子四处流浪。

在战场上，面对敌兵的袭击，指挥官会用“你们要保卫自己家族和先祖的墓地”这样的话来激励士兵，这不过是虚伪的谎话。为什么是谎话？因为士兵们家中不仅没有可供祭奠的先祖陵墓，甚至连祭祖的祭坛都没有。

这样说来，士兵们勇敢地战斗，勇敢地牺牲，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守护别人的富裕与幸福。

罗马人民，现在是胜者，被称为世界的霸主，然而现实中的罗马人民，却连属于自己的土块都没有！

一部追求公正保护平民权益的法案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