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0 05:37:38

平民教育论文

平民教育论文篇1

自2000年以来,桐乡市的务工人员开始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伴随此现象产生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2001年桐乡市出现了第一所由外来人员私自创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后因新居民学龄子女的不断膨胀(自2004年到2007年四年间,桐乡新居民子女入学人数由13173人增至21587人),此类学校快速发展,至2007年底,全市有民工子女学校14所(不含公办的新民学校),其中市区6所,濮院镇4所,石门、河山、大麻、崇福各1所。但是,民工子女学校林立,其教学质量及教学设施根本无标准可言,一些教舍甚至是危房,一些教师自身仅为初中毕业生。因此,为保证新居民子女接受与当地居民同等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从2009年开始,桐乡市以全面实施“校安工程”为契机,按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接纳为主”的原则,通过公办学校就近吸纳、新建公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和整治关停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三大举措,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在努力改善新居民子女就学条件的同时,桐乡也在不断规范办学行为。2008年5月,市教育局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子女学校星级评估方案(试行)》,从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教育效果三个方面对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进行星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新居民子女学校实施补助与奖励。另外,从新居民服务管理和教育长远发展出发,桐乡市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新居民子女教育问题的发展规划,即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对新居民民子女学校进行优胜劣汰和资源整合,从而全面解决新居民子女就学和新居民子女教育质量问题,有效提升新居民整体素质,促进全民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来看,作为桐乡市的新居民第二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利于桐乡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桐乡市未来城市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新居民子女教育管理的困难与瓶颈

(一)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不断膨胀之间的矛盾加剧

虽然桐乡已经在逐步加大对新居民子女教育的财政投入,但是面对新居民的大量涌入,新居民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仍然十分有限。2012年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数量为65879人,2013年达到了67924,增幅为3.10%。面对如此庞大的学龄期孩子的数量,政府不断加大对新居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但全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新居民子女人数只占了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的38.48%,这意味着有近63%的适龄新居民儿童没有在桐乡接受义务教育。虽然桐乡已先后投入1.18亿、每年追加投入1亿多来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需有大量财政投入,政府教育负担不断加重。从教育资源方面来看,目前桐乡在硬件设施以及教室上都显不足。每年入学新生约有5000多,但达到学龄的子女有无法全部满足其入学需求。而且在软件上,师资难以保证,按照师生比例20:1来计算的话,桐乡新居民子女教育需要两千多教师,因此,目前在新居民学校的教师有约三分之一是临时代课人员。而前来桐乡务工的新居民多半有多个子女,要逐一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但挤占了桐乡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同时由于人数众多,资源需求量过大,政府不堪重负。

(二)当前的户籍制度阻滞教育公平的实现户籍制度是我国社会分层体系最重要的内容,具体到国家教育财政补贴方面。在新居民及子女离开户口所在地之后,其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新居民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新居民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其教育的财政补贴仍由当地政府支配,而不是随人的转移而转移。从人口流出地政府来讲,入学人数是越少,其教学资金不减;但对于人口流入地(如桐乡),政府则是不堪重负。而流入地政府如进行收费教育,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相应的管理人员必因此受到处罚。

(三)积分制准入门槛的设置加大了新居民子女就学困难

2013年6月,桐乡市政府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积分制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的目的是对新居民进行“提质控量”。《办法》首先在新居民子女就学中采用,并试图以控制新居民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数量来达到减少本地新居民的数量。对300个新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家庭只占19%,43%的家庭是两个子女,31%的家庭是三个子女,因此,如果按照积分制管理的办法施行,那么新居民中将有约80%的家庭的子女将无法在桐乡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

(四)教育考核导向与教育目标不符,影响了城市对新居民子女入学的接纳

目前的教育考核机制是以升学率为导向的,地方的升学率直接与当地的教育考核绩效挂钩,因此,地方会努力追求高升学率。但是目前的现实是,新居民子女的成绩普遍较差,据调查,去年新居民600名多报考普高的新居民子女,只有15人上线,入取率不到3%,与本地居民的普高上线率50%以上相距甚大。如果把新居民子女也纳入考核成绩的话,将影响到整个桐乡的教育考核。因此地方上的多数学校不愿接纳新居民就读。同时对于异地高考,国家目前还未有相关的政策措施。而当前的各省市的中学教材不统一,高考内容不一,这也影响了新居民子女的高考,使义务教育的后续教育难以为继。加上其他经济、家庭教育、传统观念等等原因,新居民子女的学历提高缓慢。由于教育考核对普高的偏向,真正能解决企业用工荒的职业技术教育却逐渐的边缘化。虽然桐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的就业率达到92%,但新居民子女却鲜有问津。一边是企业的用工荒,另一边是就业难;一边是要求提高文化素质、提高学历,另一边却是对继续教育的拒绝。这也是当前教育考核的导向所致。

三、接纳与融入:新居民子女教育公平的选择途径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新居民管理中,诸如计生、就业、治安等许多现实问题与新居民的教育素质有关,所以,应立足长远,本着公平正义原则,不断提高和加强新居民子女教育。

(一)逐步建立平等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

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是新居民优生优育的关键,也是逐步改变传统生育观的根本。新居民的多生、超生,往往是出于对养老、疾病等的恐慌,而我们所说的传统观念,也是与此相关。就我们对新居民子女调查的情况来看,80%左右的新居民有超生的行为。同时,而另一则调查数据显示了教育在新居民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容乐观,调查显示:由于不符合在桐乡本地就学,在子女回老家读书时,新居民会回去照顾子女的不到3%,绝大部分父母仍会选择留在桐乡工作。在生存与教育的两难选择中,教育是被放在生存的背后的。而这些回乡读书的孩子在老家或是由老人看管,或是独自生活,种种情况,令人担忧。如此成长境况会对孩子心理及日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会成为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桐乡就学的新居民子女情况也是不容乐观,在走访中,许多新居民学校的班主任都谈到:“带新居民子女班累多了”,因为这些孩子基本都缺乏家庭教育,父母工作或是三班倒,或是上班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平时连孩子的吃饭、洗脸、洗衣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无法顾及,更谈不上对子女的教育与沟通。孩子的行为品德在学校得到培养,但是一回到家里就故态复萌。而且许多孩子的父母学历都是初中以下甚至是文盲,这些家庭一般都生有三个、四个孩子。根据对妇保院450份生育初胎调查的数据显示:母亲学历在初中以下的初胎的平均年龄为21岁,最小的甚至15周岁就生育了孩子。可谓是学历越低,家境越贫穷越多生孩子,结果是孩子多无法接受教育,导致更加贫穷。因此,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之圈,唯有提供更多、更平等的社会保障,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把新居民子女纳入正常的教育体系,让他们健康成长,提高素质,走出怪圈。

(二)统筹资源,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建立正当的教育衔接制度

教育财政是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和保证教育稳定与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联网,实现学籍划拨。对于在父母工作地入学的新居民子女来说,其所在地的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可以通过网络划拨到入学所在地,同时学籍也应该一并划入入学所在地,并做好学籍的无缝衔接。如此一来,既减轻了新居民子女入学所在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减轻了新居民子女因不断转学而带来的心理负担与课业压力,还防止了新居民户口所在地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不合理利用,将极大的促进新居民子女入学所在地政府公平对待新子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二是对违反计划生育者,一方面对于他们上缴的社会抚养费可以划入到教育经费当中;另一方面,可以要求雇佣违反计划生育者的用工单位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这样不但可以促使用工单位较少雇佣违反计划生育的新居民,同时也能因此而迫使一部分新居民少生孩子,选择不超生,不违法计划生育。三是高考制度的衔接,让更多的新居民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

(三)充分发挥积分制、网格化社会管理制度的积极作用

在积分管理中,以是否违反计划生育为积分门槛,采用一票否决制。但这样的措施由于会将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最后可能引起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满,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应设“门槛”为减分,再适当提高父母的学历分,这样一样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桐乡。要在分数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最大可能滴满足新居民子女的教育需要。同时,网格化管理是要保证新居民的居住、用工等社会秩序正常化,在网格化管理中应关注新居民的出生率,计划生育问题等情况,以便于教育管理部门掌握情况,对当地教育作正常、适当的安排,更需要在新居民的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建立计划生育联网,两地联动,及时并确切掌握新居民的计划生育情况,对新居民具体情况实施积极化管理。

(四)改革教育考核制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调研中发现,使管理部门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居民子女在当地就学会影响本地的教育水平,最直接后果就是影响当地的升学率。要解决当前的就业难与用工荒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职高教育。对300名初中在读的新居民子女调查结果显示,54%的学生表示在毕业以后想要进工厂工作。同时对一些公司的调研中我们还发现职高毕业生对新技术的掌握及动手能力甚至高于高学历的学生。所以,职高教育还是很有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职高应该更多的做好宣传,鼓励学生进入职高就读。而对于选择就读的学生,可以采取奖励、委培,定向毕业分配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同度和就业率,进而为相关企业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

(五)加快经济转型,以企业需求引导新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企业对于教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粗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对工人学历要求不高,就会吸引大批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如果是高新企业,则对文化要就提高。以桐乡著名的浅秋羊毛衫公司为例,在2003年浅秋公司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达80%,到2014年为35%左右,高中及职高学历在2003年是8%,现在是14%左右,大专及本科层次的人员从2003年只有3名,而今占了30%的比列。浅秋公司的发展历程说明,加快经济转型,能够推动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将不断引导学历高、素质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来桐乡落户,进而将使新居民的人员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因而,桐乡应努力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未来行业,大力发展文化传媒,现代农业,旅游开发等对高素质人才需求旺盛的产业,以引导新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四、结语

在桐乡就学的新居民子女,有35%出生在桐乡,有73%选择了将来留在桐乡工作,所以他们将是城市未来20年的生产主力军和桐乡对外的竞争力。对于这些未来生产主力军的培养,要本着公平正义原则,立足脚下,放眼长远,以有限的资源接纳最大容量新居民子女就学,多方位提升新居民子女教育质量,最终的目的是新居民能平等和谐的融入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平民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实践意义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07)02-0007-03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普及人民大众的教育为奋斗目标,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先后投身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留下极其宝贵的遗产。被外国学者颂为“新中国的教育之父”,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教育是陶行知的最后一个教育思想和教育运动,学习、研究、借鉴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对于我们深化教育改革,实施民主教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缘起和发展

民主教育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关于平等的思想,他追求的是一种经济和法律状况的平等,从而能够使每个人有发展他独特能力的公平机会。而民主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来自美国的教育理念对教育民主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一书影响尤为深远。1914年,陶行知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师从杜威,从他那里得到近代的教育体系。1917年,陶行知学成回国,他结合中国国情,继承发展了杜威的行动研究思想,通过行动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使“教育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其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发展和超越。

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也就是从1917年到1935年,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其民主教育思想最早产生于抗日战争中期:为了配合全面抗战的战时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通过对国内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分析和思考,陶行知确信,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的道路是实现中国民主的正确道路,中国的教育只有实施民主教育,才能真正实现生活教育的目标。抗战胜利后,面对愈演愈烈的专制统治,陶行知挺身而出,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伟大斗争中。他坚决反对不讲民主的教育,坚决反对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教育。1945年是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年。一年中,他的所作所为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与实践:1月1日,发表《迎接民主年》诗。5月,协助中国民主同盟主编《民主》星期刊,并为社会青年开设民主星期六讲座。同月,发表他的民主教育的纲领性文章《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10月至11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将《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并发表《民主》、《民主教育》、《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有关民主教育思想的系列文章,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1946年,陶行知将生活教育的方针确定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1],从而奠定了民主教育在生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二、主要内涵

民主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对民主教育如此定义:“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了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2]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他在《民主教育》和《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对其作了深刻的诠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1.它是平民的教育。民主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他主张“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为了使人民特别是边远的人民易于接受教育,他指出要“尽量采用简笔汉字拉丁字母,双管齐下,以减少识字困难”,“……充分运用无线电及其他近代交通工具,以缩短距离,使边远地方之人民、小孩,可以加速的享受教育”,足见其民主教育思想的平民化。

2.它是民主的教育。主张在民主的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在创造民主的新中国的生活中学习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使大家各得其所,以实现真正的民主。

3.它是和谐的教育。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他应该要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他应该是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织成之和谐的生活,即和谐的教育。

4.它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实施民主教育以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主张解放人民的眼睛、头脑、嘴巴、双手、空间和时间,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3]

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自成科学体系。在我国教育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历史定位和当代价值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朴素的民主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但是最早明确提出民主教育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是陶行知。陶行知民主教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客观规律,蕴涵着许多合理因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旧中国,它已经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家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其教育思想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印尼、缅甸、菲律宾等众多国家;不仅影响到教育界,而且影响到文化思想界和政治界;不仅在当时有影响,而且影响到现在。民主教育理论不仅曾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引起了教育观念的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组织形式的改革,使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在当前至少在四方面予人以深刻的启示:

(一)开了我国“教育公平”之先河。

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是科学的,它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提出要做到“教育为公”,这可以说是他民主教育的目的,与我们今天提出的教育公平的精神是一致的。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就其本质意义上讲,是指教育机会“起点”上的公平,而非结果上的公平。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克服由于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区域、宗教等差异给个体受教育者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受到最基本的教育。综观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陶行知是较早地科学解释教育机会均等的人民教育家之一。陶行知指出:“国民教育是人人应当免费受教育”,无论男女、无论贫富、无论老少、无论民族、无论阶级、无论资格,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就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总结起来,‘教育为公’就是机会均等”。[4] 陶行知认为,“教育机会均等不仅指受教育权的机会均等”,还包括“长进的机会均等”,即发展的机会均等,甚至还应包括“老百姓有办学管教育的机会”,即教育管理的机会均等。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国统区虽无法实现,但是却开创了民主教育的先河,也指明了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教育应该与民主政治并行。

陶行知由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发展为民主教育,这跟对内独裁、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他指出:“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才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教育上的革命‘应该配合’政治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5]

教育不可能超脱于政治。民主教育的问题,实质上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受制于政治,或者说民主教育从属于民主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主政治,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民主教育是很难真正实现的。杜威也在他的《人的问题》中写到:“除非民主的思想与行为的习惯变成了人民素质的一部分,否则,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靠的。它不能孤立的存在。它要求必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都出现民主的方法来支持着它。”[6]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从来也不可能离开民主教育的培育。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与其实行民主的时间,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与其是否能够深入普及全民的民主教育,却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代,算得上到了政治走上了民主之路,那么:“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7]

(三)教育必须深深地切入社会生活,重视农村教育。

陶行知从一开始就重视农村教育,提倡乡村教育,其民主教育思想就是在乡村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结合中国农民占多数的实际情况,“发现穷办法,重视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使绝大多数之劳苦大众及其小孩得以享受教育”。[8]

“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中国根本问题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农村既是中国扫盲落后区,又是人才资源的宝藏。农村教育是立国、兴国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取得迅速发展,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仍然很大,“跳龙门”式的升学教育仍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主体。培养善于考试的学生,提高升学率是这种教育的内在实质。它使农村极少数一部分,往往是其中优秀分子跳出农门,走上远离农村的道路,但同时也给农村留下大批难以肩负农村农业生产的毕业生。增加了农村负担,使农村问题进一步恶化,严重违背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出发点。今天中国农村教育必须全面推进“活”的素质教育,杜绝“唯升学论”,要结合农村实际增加新课程,提高农村学生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等。

(四)扶贫应从教育开始,从文化开始。

陶行知在《民主教育》一文中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解决贫穷问题应从教育开始。

愚昧无知与贫穷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必然贫穷落后。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因此要治穷,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面貌,首先必须治愚,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是扶贫的最佳手段和根本途径,大力发展教育是减少和改变贫困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此,扶贫应从教育开始,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成为农村扶贫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抓住贫困问题的根本――农民素质低做文章,向农民群众输送各种知识、现代信息和先进文化,使曾经闭塞、愚昧的乡村与现代文明直接连接起来,使他们萌生各种改革、创新的动机与理想。教育扶贫的目标是要提高每个乡村农民的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自觉维护自身的民利,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应该说,陶行知先生1945年为民主教育规定的任务,有的至今没有过时。它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民主教育思想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其思想和实施原则符合发展中国家情况,可以作为他们构建民主教育体系的参考。

参考文献:

[1]《人民的艺术》:《陶行知全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卷.

[2][7]《民主教育之普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3][8]陶行知:《民主教育》[J].原载1945年11月1日《民主教育》创刊号.

[4][5]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国教育改造》[J].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平民教育论文篇3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主权、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主权、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是私人主权,不是地方主权,不是教会主权,更不是外国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主权,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主权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

    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建构又表明陈氏属于文化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教育是对五四后期教育界全面西方化的一种反动。陈氏的理论对于当时教育界抹杀文化之民族性维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具有补正作用,在近代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下也具有合理性。如何发挥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递作用,使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有独立价值的一部分,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毕竟文化“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依旧未能取消民族国家之间的珍域。何况历史证明,中国现代化大厦也不可能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就如何充分发挥教育对于文化认同的功用,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而言,陈启天的理论路向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平民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陶行知;乡村教育;高等教育改革;现实意义

为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必须重视农村教育和教育的公平性。首先,随着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农村经济与教育也不断的发展,然而城乡差异依旧很大。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但我国城乡差距,东西中部差距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如入学不公平,起点不一致,校内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因此,为了促进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农村;其次,我国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重视农村教育也是适应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而陶行知先生所提出的平民教育、大众教育思想给予我国关于教育公平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陶行知乡村教育运动的内涵和评价

陶行知先生(1891-1946)毕生致力于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造,并力图通过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在30年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说“乡村教育的生路是: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1]他主张教育与生活联系起来,加强农村教育可以丰富农村生活,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陶行知先生提倡平民教育、大众教育思想(现代大教育观思想),而他的教育公平思想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教育平等。首先,他提到了和谐教育,在学校的资源配置、师资安排、入学考试等都应有相应的保障公平措施,也是对所有大众而言,不论年龄大小,身体好坏都应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其次,陶行知先生认为受教育的机会一定要均等,不仅是对农民和城市平民而言,也是对所有大众而言。再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公平思想所关注的是全民教育及普及教育。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平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侧重于如何普及教育的问题,一旦教育普及了,那么人人受到教育的想法就可以实现。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伴随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发展起来的,并且也收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实践时期,他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都与相应的教育运动紧密结合,形成特定的教育思想,并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结合产物,对它的研究不但对于深刻理解生活教育理论是有益的,而且有助于推动乡村教育理论的发展进而推动当前的乡村教育。

二、陶行知乡村教育运动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在科教兴国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提出了要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奉献精神对我国如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陶行知从近代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发展特点出发,提出乡村教育要面向中国的现代化,乡村教育的使命,是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2]。现代化需要建筑在农业的基础上,在农业上安根[3]。他的乡村教育运动思想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加快农村的现代化,从而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很多的积极效果。

(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教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陶行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乡村教育实践和创建的乡村教育理论,对我国当今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乡村教育适合乡村实际生活,这体现了陶行知先生乡村教育价值观的首要特征为农性。

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为我们勾勒出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宏伟蓝图。有学者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困难和症结,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太差、农村教育太落后[4]。陶行知先生早期的农村教育实践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总之,要以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要以农村教育繁荣农村文化,新农村建设尽管突出农村经济发展,但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同时也包括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以农村教育建设农村道德,从而响应同志所指出的“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5]以农村教育丰富农村生活,从而响应同志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所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内容相吻合。从而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等方面。第一,以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着眼点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二,以农村教育繁荣农村文化。新农村建设尽管突出农村经济发展,但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同时也包括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6]。第三,以农村教育建设农村道德。同志指出: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7]。传承以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是乃教育的题中之义,中国教育也向来有为人重于为学的传统。第四,以农村教育来丰富农村生活。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他认为生活的性质、内容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内容。因此,在农村要建立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培养学生爱农、务农的思觉悟。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教育公平

1、我国农村教育现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农村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虽然我国十分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基础薄弱,人均教育资源依旧很少。而且,不同地区、群体之间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很不平衡,教育整合资源也不够,使得我国的农村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1990-2005 年城乡教育差距和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8](单位:元/年)

2、陶行知教育公平思想理念的促进作用。在晓庄,陶行知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统筹兼顾的乡村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其“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的教育诉求[9]。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我国农村教育体系单一,以普通教育为主,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缺失。这不仅违背了教育公平与公正的基本原则,也使农村教育在改造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为此,我们应该借鉴陶行知先生统筹发展乡村教育的做法,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建立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均衡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三教统筹,使农村教育惠及所有农村人民和儿童。

3、陶行知现代大教育观的促进作用。1946年,陶行知把生活教育的方针总结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他的生活理论大众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理论。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就指出,办农村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能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范围的联合,才能希望成功”,“教育要与农业携手,也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10]。现代大教育观认为,教育应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大系统,应与经济、政治相适应,协调发展。而“村级大教育”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当代的继承与发展,是现代大教育观在中国农村最基层的自治单位――村落的实践。这一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育观有利于落实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的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重视农村教育,加大农村地区教学资源投入,为农民子女入学提供一定保障,减少农村学生辍学率。总之,“村级大教育”理论的提出和践行,使农村学生受教育权利受到保障,从而缩小与城镇学生的差距,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教育公平的发展。

三、结论

首先,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陶行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构建了乡村教育理念。新农村建设是时代的需求,农村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改革迫在眉睫。时代需要我们继承、创新,对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的有益探索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完成农村教育的预期目标。

其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不公平现象非常明显,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学生入学机会不公平,毕业生就业机会不公平等问题依然很严重。从教育公平角度,政府应及时调整学校的布局,重视贫困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多设立综合型大学,为贫困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最后,他的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对于我国高校改革具有借鉴性意义。我国高校的入学不公平,各类学生得不到同等的高等教育,应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多元化的高考考核方式和多元化的分数录取制度,使高考考核和录取制度尽可能的公平,并且进一步的关注平民教育。

参考文献:

[1]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2)[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729,2,5,711-712.

[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1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3]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这是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参见曹钰、王慧.建设新农村:中国式道路该如何走[J].人民论坛,2006,(1B).

[5] [7] 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2-15.

[6] 赵雪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J].中国金融,2005.

[8] 刘云忠,徐映梅.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教育投入差距的协整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7年第4期.

[9] 常郭亮,蒋彩理.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

平民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美育;民族体育舞蹈;模式

一、民族体育舞蹈的美育功能

(一)美育概念美育是指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的一个教育过程,也称审美教育和美感教育,主要包括审美情感、审美形态、审美观念三个方面的教育,是德、智、体、美、劳素质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实行的审美教育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培养学生的道德美、心灵美、行为美、思想美的教育活动。通过美育可以让学生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的融合发展,也可以让学生感知美的力量,以美来改造自己、改造世界。

(二)舞蹈教育在美育中的作用家庭、学校、社会、艺术和自然作为实现美育的五大重要土壤,其中,学校是美育的基地,是公民从家庭到社会的过渡桥梁,一个人的成才,主要靠学校阶段的基础教育。同样,舞蹈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美育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生根发芽也离不开学校这块肥沃的土壤。舞蹈是以肢体语言作为载体来体现自身情感的最为原始的表达方式。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前,人们就通过舞蹈来表达对于丰收的喜悦、对祭祀的祈福、对于丧葬的悲痛之情,舞蹈传承了各个地区与民族最初的文化与文明。时至今日,社会文明不断进步,舞蹈更增添了艺术性与时尚性的特征,但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传承了本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艺术、音乐、服饰、风俗等重要民族元素。对学生实行舞蹈教育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升学生内在气质与高尚情操,拓展学生思维,也能同时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培养,从而陶冶人。

(三)民族体育舞蹈融入美育教育中的价值民族体育舞蹈是昆明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师团队以少数民族舞蹈为基础,结合目前较为时尚的体育舞蹈元素创新融合而成的舞蹈。云南作为少数民族大省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昆明学院教师团队以本院体育舞蹈优势学科为背景,结合舞蹈文化原生地的采风和理论研究,深度挖掘本地民族文化和民族舞蹈的瑰宝,萃取民族特色精髓,通过合理编排及多年的创新实践经验,创编出了傣族华尔兹舞、佤族恰恰舞、彝族牛仔舞三种民族元素与国际元素相融合的民族体育舞蹈,并面向全省推广。同时学院也借助本院音乐特色以本民族音乐与语言元素自主原创了三组民族体育舞蹈的歌曲伴奏,让民族体育舞蹈在国际流行的时尚舞步中更增添了民族风情特色。民族体育舞蹈的美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创编思想来看,民族体育舞蹈是在提出的“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一指导思想下诞生,所以民族体育舞蹈具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之美育功能;其次,从编创形式来看,民族体育舞蹈是以民族的舞蹈文化元素为基础结合国外流行元素创编而成的,民族体育舞蹈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更具有增强民族自信,弘扬民族文化之美育功能;再次,从编创内容来看,民族体育舞蹈的舞蹈动作继承了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经典动作,如傣族华尔兹有傣族孔雀舞的“三道弯”、彝族牛仔舞中有彝族烟盒舞元素、佤族恰恰借鉴了佤族甩头舞,所以民族体育舞蹈具有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之美育功能。

二、民族体育舞蹈美育“云南模式”个案研究

(一)民族体育舞蹈在云南开展的背景2019年,在伟大祖国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昆明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在《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中,昆明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作为665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之一,接受了的亲自授牌和表彰。昆明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师团队在注重文化艺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使国际性的体育舞蹈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用国际的舞蹈元素来讲民族的故事。通过艰辛的研究与编排,推出了民族体育舞蹈系列舞蹈———彝族牛仔舞、佤族恰恰舞、傣族华尔兹。不仅如此,学院教师团队也致力于舞蹈的推广与发展,通过与云南各地州积极开展体育舞蹈公益进校园帮扶活动,推出了“学生创新帮扶实习模式”,为各地州幼儿园、小学、中学民族体育舞蹈的规范发展打开了新思路。同时,学院在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的指导下,组织全省中小学体育舞蹈教师培训1500人次,推动了云南省民族体育舞蹈的师资队伍建设。在舞蹈实践方面,学院借助“大课间”比赛的形式,让民族体育舞蹈进入中小学生的课间操,以此面向全省中小学生普及。在赛事平台建设方面,以本校优质两大赛事资源———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与云南省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使民族体育舞蹈增设为体育舞蹈教师培训内容和比赛项目,为云南省大中小学与全国高校学生的舞蹈实践提供平台,以此展示学习成果,让民族体育舞蹈在学校中发挥出重要的美育功能。截至目前,云南省有将近三万人次参与了民族体育舞蹈的比赛。

(二)对民族体育舞蹈美育模式在云南成功开展的分析民族体育舞蹈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开展,采取了“高校”+“中小学”的教育模式,经过六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民族体育舞蹈编创、师资培训、实地授课、教学研究、课程+比赛的较为完整的民族体育舞蹈教学体系。一是结合本校优势学科与文化原生地美育资源进行理论研究。民族体育舞蹈理论研究以本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挖掘民族文化的美育元素,通过收集最新的资料,汇总、分类、分析、设计路线图、时间表、编制研究方案,完成省级民族体育舞蹈科研项目1项,教材3部和相关论文7篇。二是打造优秀教师团队参与创编、教学和科研。参与研究的教师从民族体育舞蹈创编、教学、学生培养、竞赛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入手,编创的教材在北京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高校及全国多家中小学推广运用。三是借助本地教育政策对成果进行推广。联合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把民族体育舞蹈纳入到中小学的“大课间”,通过寓教于乐发挥民族体育舞蹈的美育功能。同时组织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推进了云南省民族体育舞蹈的师资队伍建设。四是发挥校本赛事的平台作用,对成果进行检验。昆明学院作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体育舞蹈分会主席单位和云南省学生体育协会体育舞蹈比赛的承办单位,把民族体育舞蹈纳入为比赛项目,借助优质的全国比赛和省级比赛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平台,也为美育的成果提供了检验的方式。正是基于上述成果,昆明学院被授予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单位和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三、民族体育舞蹈的美育模式构建

(一)构建民族体育舞蹈美育模式的原则在顺应社会发展客观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构建民族体育舞蹈美育模式应正确看待其社会效应,不应片面追求直接的社会效益,应该从全面培养人的目的出发,促进教育公平,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方向。进入新时代,美育得到了以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和教育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新时代美育承载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全方位发展等责任与重大使命。美育蕴含了强大的育人功能,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构建民族体育舞蹈的美育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2.坚持面向全体,促进教育公平,让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学校美育的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而学校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的重要途径,让中小学生成为学校美育的受益者,才能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增添一块坚实的基石。在校学生作为年轻的后备力量,今后对国家的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陶冶人的情感,提高思维能力,促进心理结构的“内化”,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学生经过美育教育的影响和熏陶能够净化心灵,健全人格,在今后能够以“美”来改造自己,以“美”来建设国家。构建民族体育舞蹈的美育模式要以全体学生为主,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来熏陶每一位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学生。3.坚持改革创新,让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艺术成为学校美育的资源。美育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自然、艺术、人文底蕴,也蕴藏着丰富的中华美育精神。传承前人之美育精神,融入现今之教育,要以创新为衔接口,以中华美育的传承为基础,注入时代元素,让历史美育精神来教育当代青年学生。同时,在全球信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体育舞蹈美育模式的构建还要坚持改革创新,让历史与现代、国内与国际达到有机统一。

平民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平民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三代领导人;德育观;比较

一、关于德育的地位

德育解决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服务等问题,它决定了教育工作的方向。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始终如一地高度重视德育工作,对关于德育的战略地位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坚持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出发,历来都重视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素质问题,始终把德育工作放在统帅地位。认为,一个人应该既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又有精湛的业务水平,又红又专,德才兼备这才是社会需要的人。针对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减弱的现象,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因此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邓小平同一样,历来十分重视德育工作,始终把德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邓小平把德育工作放在了学校工作的首位。邓小平在总结19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 因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他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的德育思想是新旧世纪之交,我国处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对于、邓小平的德育思想,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予以继承,并结合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在实践中加以发展。“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这里,主要是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对学校教育的作用与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来论述德育的重要地位。

二、关于德育的目标

对于德育的目标,第一代领导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符合教育规律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认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对德育、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特别重视。德育在政治上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是德育观的核心。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继承全面发展的育人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的目标,培养“四有”新人。在“四有”理论中,邓小平把“有理想”摆在“四有”之首,他一再强调“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邓小平特别指出:“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使思想道德教育渗透、贯穿在教学活动和学校的其他活动中,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用新的内容和新的概括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四有”新人的目标模式。强调道德教育要以“四以”的理论标准来塑造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从理论、舆论、社会精神和审美等四个方面概括了德育的目标,告诉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能认为道德教育是可有可无的,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四有”新人中,“德”所处的地位。

三、关于德育的内容

在看来,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来教育和引导人民是德育教育的根本点。特别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并始终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1957年2月,强调:知识分子必须“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特别强调德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实际出发,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德育的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在增强,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受到了冲击,甚至出现了否定“为人民服务”的错误思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明确指出,大力进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

第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还强调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

第三,加强集体主义教育,重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他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但是这绝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绝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充分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而且强调了义与利的高度统一性。因此,他在重视群众的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维护和发展社会集体的利益,他要求当个人利益同国家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在继承邓小平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并且对德育的内容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到改革攻坚阶段,指出:“不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会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迷失方向,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解除思想武装,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基础的工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

第二,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

同志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他指出,“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强调:“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

第三,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此,同志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能否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尤其强调:“青少年是我们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尤其要抓好对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

第四,加强民族精神的教育,提高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强调学校应义不容辞的承担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要对学生进行优秀的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

四、关于德育的方法

关于德育的方法,论述最多的是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实践锻炼的方法以及榜样的教育方法。指出: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在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时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方法。”对于实践锻炼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还十分重视榜样的力量在德育中的作用。他分别在不同时期树立了张思德、刘胡兰、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光辉榜样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在继承了的这些正确思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为德育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邓小平指出:“不仅要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道德教育的方法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多次提到,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同样也是德育工作的根本方法。除此之外,邓小平在德育的方法上还提到了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法制相结合等原则。

从新时期的形势和要求出发,不仅继承了党的前代领导人关于德育方法的一些正确思想,而且深刻分析了传统德育方式的缺陷,积极探索德育工作的新方法。指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力求做到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切忌简单生硬。不讲究方式、方法,不分对象、条件、场合,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老生常谈,空话套话连篇,绝对不会有成效。”因此,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注意区分层次,梯次推进,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要根据受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思想和心理,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提高实效性;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自我锻炼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武装也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道德教育也好,都不能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都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3,104,369,392,337,337.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7,290,349,380,112,191,110,111,9.

[3]邓小平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32,222.

[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5,384,385,371,415.

[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5-86,87,90,400,93,199.

[6]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07.

平民教育论文篇8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在民族教育中的运用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十报告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对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那什么是民族教育?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狭义的民族教育则专指对少数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搞好民族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6]。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不仅建构了理论体系,还建构了实践体系,特别强调实践,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平民教育是理论与实验、实践高度整合的教育。今天,平民教育对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民族教育当代诠释依然可以在平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到答案。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促进教育公平是党和国家对教育发展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的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标志,没有民族地教育的发展就不能说我国实现了教育公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倾斜政策,采取了诸多重大措施,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由于历史、自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等原因,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成为民族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应用到民族教育中是切实可行的,首先,平民教育的理念的指向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包括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到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等。平民教育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这一被教育遗忘的对象。其次,平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他以广泛的科学调查为前提,以因地制宜的方法为基础,以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条件,以每一个受教育者对实验对象。第三,民族教育中还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需求的矛盾,农村中愚、贫、弱、私的现象依然存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起点的人的发展,归宿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教育对象上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每一个人,人人都要受教育,人人都有权受教育,特别是妇女儿童更是如此。十年“定县实验”揭示了教育的实践需要长时段的辛勤耕耘,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周期。这足以证明平民教育与民族教育发展结合的可行性。

二、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对民族教育的启示

(一)深入调查,摸清国情,适时改变和完善民族教育的法律法规教育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教育理论的产生离不开现实,晏阳初先生曾说“: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国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国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拿来借用。现在的学生是在学日、学美、学英,弄得一塌糊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复闹人才缺乏的恐慌??这是充分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7]这样掷地有声的声音正为我们指明了当今民族教育发展的方向。纵观中国民族教育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民族教育法规建设总是落后于民族教育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教育法制的不健全,导致民族教育政策所确定的各项优惠措施难以落实,民族教育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得不到保障。我们当今的学者应该深入各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访问,及时的把握第一手资料,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对照先前的法律发现不足,使之逐渐的完善。民族地区的教育法律法规应具有倾斜、优惠、公平三大特点。首先倾斜,从国家到地方的民族地区教育法律法规都应当有一定的倾斜力度,例如,民族地区的办学经费和教育设施的配备标准应同于或者高于同级重点校(中心校),在市、区(县)财政上,建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费,在民族学校工作的各民族教职工,其待遇应适当高于在一般学校工作的教职工等。其次是政策的优惠,如今正在实施的有少数民族高考“降分”“加分”以及“民族预科班”等是优惠政策的具体体现,在民族教育中,优惠政策不仅限于学校也应延伸到社会中,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就业时给予适当的优惠,不仅可以为民族教育提供更大的动力,也能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促进各民族团结。最后是政策的公平“,教育公平“”机会均等”是民族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充分的体现了这点,一方面在教育对象上男女平等,拥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平民教育更体现了教育过程的公平性。民族教育同样离不开教育公平,民族教育平等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基础,可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切实可行的。

(二)创新民族教育方式晏阳初提出的“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这三种教育方式是具有连贯性的,家庭式教育使生活中的教育无处不在,使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教育的氛围中,学校式教育是人一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社会式教育是教育的范围区域时段的延伸,在终身教育中作用重大,也是作为人的社会化,可持续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的过程。而当今我们的民族教育,以现在最为流行的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对民族教育的启示“双语教学”为例: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文字的失传,将导致民族文化的消失[8]。因此,重视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传承是重中之重。目前,许多民族地区的学校都在进行双语教学,但方式仅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几乎没有,这样就很难达到教育的目的,要想使民族教育真正的发展,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社会的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像晏阳初先生那样,将教育真正的渗透到所有的民族人心中,渗透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中而不是仅限于在校的学生。这样的民族教育才能既快且稳的发展。

(三)鼓励高素质人才“下乡”,加强“人才引进”,增强师资力量晏阳初针对中国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提倡“博士下乡”,带着自己的亲人到定县投身到平民教育中,担负起教育农民、振兴农村的历史责任,并身体力行,虚心“给农民作学徒”,当初的定县聚集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学有成就的博士(如汤茂如是留美教育行政博士)、教授(如谢扶雅是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作家(如孙伏园是“农民报”主编,鲁迅的学生)、戏剧家(如熊佛西是国立戏剧学校校长)、农艺师(如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员)和社会学专家(如李景汉是留美社会学博士)等,晏阳初本人就是留美博士[9]。这些都是定县实验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民族教育需要晏阳初先生这样舍弃荣华富贵、仕途前程,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的高级知识分子到民族地区去,灌溉一方土地,为民族教育的振兴增砖添瓦,民族教育的希望才有真正的期盼,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功。因此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鼓励更多走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到民族地区任教,通过优惠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首先,在引进新教师时应给予较优厚的待遇。如对教师子女在升学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大学生在职称评定、个人发展等方面都给予政策上的倾斜等,其次,我们可以加大在校师范生的培养,采取奖学金措施,在校期间免其学费,毕业后到民族地区进行支教,期满之后愿意继续留下的则列为民族教育重点培养的范围之内,离开的可以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第三,要将那些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教师进行宣传,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感染人们,使更多的教育者投入到民族教育事业中去。另一方面晏阳初先生的“导生传习、教习制”正好可以解决民族教育师资的匮乏问题。“导生传习、教习制”源自欧洲的导生制,教师先对年龄大、成绩好的“导生”施教,然后由他们再转授给其他学生,代替教师的职责。民族教育在师资匮乏的情况下除了从外界引进人才还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在“导生”的能力范围内担任导师的职责,尤其是那些当地比较优秀的“导生”,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工作”起来会更加的游刃有余,更可为以后的学生做好榜样,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振兴民族教育,是促进我国的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促进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上一篇:农村义务教育论文范文 下一篇: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