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传统与列宁晚年文化思想的形成

摘 要：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影响着这个民族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俄罗斯文化传统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其生成、精神特性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就其本质而言，既存在优秀的一面，又大量表现出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就十月革命后实践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负面成分的影响。列宁在其晚年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之后对俄罗斯文化的落后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最终产生了列宁“遗嘱”时期崭新的文化建设思路。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传统；列宁；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40-03

以往社会的经济、政治及其作用下的文化状况，总是旧的传统习惯、民族心理赖以形成的基础。“列宁主义”的产生不仅反映了当时俄国经济、政治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且还受到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于是，要研究列宁晚年文化思想，必须先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宗法制度下农村公社、保守黑暗的东正教与残酷的沙皇专制统治构成了俄罗斯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背景。基于这些背景形成的俄罗斯文化传统，有着其独特的个性特征。

一、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主要特征

俄罗斯民族在其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多的积极因素，比如在反抗异族压迫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的责任心；俄罗斯民族擅长对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具有开放性等等。这里所阐述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主要是指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消极的一面。

1.文化生成中的二元结构冲突。从宏观上看，俄罗斯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它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又兼有两者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之所以产生这种特征，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在地理上有东西方的特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化起步较晚，它的源头在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但是，拜占庭文化已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文化，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会合。随着基辅罗斯的解体而开始了两百多年的蒙古人的统治，征服者蒙古不仅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俄罗斯的表层生活，而且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俄罗斯内部秩序。但是这也并没有使它彻底的东方化，俄国人保留了自己的斯拉夫语言和东正教信仰。到彼得一世时俄国又转向了西方。但是，彼得一世的改革又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大分裂，俄国社会上、下层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欧洲化， 另一方面是国家的东方独裁的加强和亚细亚方式的深入。正当西方消灭农奴的时候， 俄国的农奴制却达到了的鼎盛时期。“启蒙主义者和伏尔泰的信徒叶卡特林娜二世，一边与伏尔泰和狄德罗通信，一边却最后完成了农奴制的种种形式。”[1]8俄罗斯始终没有摆脱既不为东方认同，又被西方拒之门外的尴尬处境。但是，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并不意味着东西方文化在俄国平分秋色，它的东方色彩更为浓重。

2.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特性在俄罗斯人身上首先表现为“生活在别处”。在日常生活中，俄国人对现实生活往往掉以轻心，但对未来、对理想格外关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俄罗斯成为唯一的东正教中心，宗教上的这种特点抬高了俄国沙皇的地位，也赋予了俄罗斯人优越的地位。按照赫尔岑的说法，俄国有如站在两个世界交界处的哨兵。救世主义成为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为沙皇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另外，人民内部生长着东正教的信仰为他们忍受生活的苦难提供了可能。人们永远认为农奴制是非正义的、邪恶的，但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统治阶级，是贵族老爷而不是沙皇是这种非正义的始作俑者。他们认为沙皇会拯救他们，表现出对东正教独裁者的强烈依恋。这种观念渗入民族意识之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沙皇身上寄托着俄罗斯民族的理想。

3.崇尚集体精神和贬斥个性自由。自古以来，俄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村社中，而村社生活所需要和培育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身处村社这一带有原始公社遗迹的集体中能感到某种温暖或安全，个性自由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1861年农奴制改革赋予农民以自由之后，许多农民仍不愿离开村社这个集体。俄国人在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倾向于集体的生活方式， 俄国人所想象的完美的幸福生活不是离群索居的自由自在， 而是一种集体的、和谐的共同生活。同样， 俄罗斯人滞重、怠惰， 苟安于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冒险精神的思想基础也源于农村公社的共同性精神。由于特殊的没有自然障碍的地理位置以及辽阔的疆域，俄国只有在与四面八方的敌对力量的斗争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建立、支持和保卫一个巨大的国家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压倒一切的地位。俄罗斯人民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力量用于自由的创造性生活，所有的血都是为巩固和捍卫国家而流。”[2]10对集体、国家的无限崇拜，必然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认识不足，东正教的教条主义、禁欲主义影响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忍耐、温顺、驯服成为俄国人的普遍特点。

4.缺乏理性精神和强烈的二律背反特性。“在俄罗斯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与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迷醉元素，它敌视理性。”[3]5俄罗斯人认为，一个事物不可能既是错的又是对的， “Либо все было；либо ничего не быио”①成了他们行为处事的信条。俄罗斯人在各个方面都追求终极、彻底和绝对，什么都力求绝对化的俄罗斯精神，不能大胆地掌握相对的和居间的东西的领域，它臣服于外在的力量。他们性格中这种特有的矛盾性被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伊林、索克洛夫称为“二律背反”。俄国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很少经受科学精神的洗礼，主俄国精神生活的东正教由于其反科学和非理性的特点，也不可能在俄罗斯人身上培育出理性精神。比如俄国的哲学一贯以“人类中心论”为特色，表现出深刻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在村社民主中，“与会者完全凭某种大轰大嗡的冲动行事，魅力效应，从众效应与模仿效应起着很大作用。”[4]99由于缺少理性精神的指引，俄罗斯人很容易被情绪和宗教迷信所左右。

二、俄罗斯文化传统背景下的革命后实践

从对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这种传统的消极面是很突出的，并且由此影响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初期的建设实践。

1.革命后“实践”深受文化传统之困。在没有深入实践之前，认识始终缺乏正确与深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虽然也提到过俄国文化落后问题，但没有充分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经济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用立法或贫农委员会等各种组织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但没有引起广大个体农民的兴趣，大多数集体农庄组织得很糟糕，劳动纪律溃散，生产效率低下，“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状态”[5]478，虽然国家花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吸引农民参加，但到了1920年，参加的农户只占农户数的0.5%。革命后的俄国成了35万个传统公社的大海，村社对农民的束缚能力和农民对村社的依附程度更加加强了。党的农业政策同广大农民的实际愿望和心理习惯渐趋背离。政治建设方面，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日趋正常，可是深厚的官僚文化对新生而稚嫩的无产阶级政权发生了很大影响，各种弊端日益严重。“一是国家政府部门和党的各级机关尤其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察院，倾向日益严重；二是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让地方检察长接受‘双重领导’草案，这一明显违背法治原则的草案却能够在俄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获多数票通过；三是在筹建苏维埃联盟过程中，围绕民族‘自治化’问题，俄共中央上层表现出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态度；四是围绕外贸垄断制的争论及其他事件，说明斯大林等人存在着独断专权倾向和对行政力量的过分迷恋。”[6]

2.文化传统阻碍建设实践原因剖析。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罗斯走向新社会开辟了道路。但是，人民和政治领袖的行动所依据的，是经过了他们的理解和确定的环境，他们必然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苏俄在建设初期遇到的以上那些困难，从表面上看是属于发生在少数党的高层领导或某些领导机关内部的具体事务，根源却是俄罗斯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消极方面挥之不去的影响[7]375。旧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系列旧习俗旧思维范式侵蚀着新制度、新体制，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始终贯穿于苏俄领导人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制过程当中。

十月革命虽然粉碎了沙俄的封建政治体制，却无法同时粉碎俄罗斯的封建文化传统。20年代前后的俄国，可以说是两种难以相容的文化同时并存的社会。其一是居统治地位的官方苏维埃文化，另一种文化则是几乎没有任何苏维埃特点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十月革命只是了地主，而战胜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的依赖关系乃至基于其上的整个民族的旧文化心态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革命后苏俄的主要矛盾，从文化形态上来说，就是俄罗斯的宗法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法共同体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优越性的，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看成是逃避竞争、泯灭个性的庇护所，公有制成为农民心态、宗法观念、依附关系的比村社更适宜的温床。俄罗斯文化传统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以及人身依附相适应的，这种文化传统，是近代俄国史上的主要惰性力量，是俄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当国家推行新的生活或生产方式的时候，众多的农民却企图固守自己所熟悉的程式。如1907年沙皇当局发动的瓦解村社的斯托雷平改革以村社农民的反对而告终就是明证。

旧文化传统对新政权的影响是通过领袖人物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同时也通过普通民众认为是正确的、准备接受或习惯于接受的事物来实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旧的民族心理完全是“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在共产党内是不容易获得克服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传统是（后来）苏联一党集权制和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8]310。巨大的文化惯性是使共产党人成为者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斯大林模式，同样可以看到它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联系。斯大林模式的几个重要特征：高度中央集权、备战式经济、行政命令计划经济、自命独特性等，无不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相吻合。专制传统的长期存在和民主政治传统的缺乏，在俄罗斯人心中树立了习以为常的个人专权准则，要在社会意识中顷刻打破这种准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三、批判中的重构：列宁“遗嘱”时期的文化思想

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在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列宁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由浅至深的过程。列宁虽然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也谈到过俄国文化落后问题，但对问题的感受并没有像对经济问题那样深切。革命后五年的实践经验，使列宁对俄国文化的落后状况有了更加充分的估计，并对由此而给革命和建设带来的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9]126。列宁分析了政治经济等方面许多设想和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后， 发现文化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10]34。低下的文化素质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网， 从灵魂深处束缚着工农群众， 他们空有满腔的革命热情， 社会主义还是建不起来。对列宁最深刻的困扰正在这里。他晚年把文化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原因也在这里。

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10日，列宁抱病口授了他的最后几篇光辉著作，提出了他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设想。列宁的战略构想基本上是按照“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即“文化合作化社会主义”[7]372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五篇论文的第一篇《日记摘录》就是专门论述文化任务和文化条件的，其余各篇阐明的思想内容也都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一脉相承。

――“文化革命”。这一概念，是列宁晚年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来的，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发展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把文化建设称为文化革命。他认为文化革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二是要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把文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克服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上”[11]629。列宁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文盲特别多，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的文化建设是改变不了旧俄国文化落后的现状的，应该从“文化革命”的高度，提高全体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基于这种认识，列宁结合苏俄每一发展阶段的具体任务，对文化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把它同经济、政治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论述了开展“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根本途径等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的“文化革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