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建设心思潮的域外渊源

摘要：文章通过对美国、丹麦、日本的平民教育理念和乡村教育思潮的介绍，从中指出其对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复杂性。

关键词：乡村建设；平民主义；杜威；格龙维；新村主义

作者简介：孙诗锦，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广东广州　510631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92―0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乡村建设团体各具特色，但从其改造乡村的理念与思想渊源而言，却极为复杂。它们不仅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建立以“伦理本位的社会”为特征的“特殊的中国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1，形成了以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为代表的“旧派”，而“直接依赖‘国际’之物质和人力的帮助”2，并接受了西方的理念与方法，形成了以晏阳初的平教会为典型代表的“新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尽管具有儒家民本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其中20世纪上半叶世界性的平民教育浪潮更是推动其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当时正值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独立，如土耳其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建国期间也面临着国家重建问题和平民教育问题，因此西方很多学者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而“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1(P33)，而地处北欧的丹麦由格龙维领导创办的庶民高等学校，更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榜样。

一、杜威(John Dewey)与平民主义

世界性的平民教育运动思潮来源于资产阶级民本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贺锐斯・曼和杜威，其中以杜威为代表。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开展的。“进步教育运动”主要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理论基地，在这里有集欧美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学者杜威，还有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猛将孟禄等人。这些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思想给中国学子以深远的影响：“一是政治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世界；二是在教育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教育革新运动的新世界；三是在哲学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试验主义思潮的新世界。”2(P9)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他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长、指导与经验的改造，主张从做中学，使知行合一，提倡儿童中心主义，即整个教育过程都应围绕儿童这个“太阳”转，但是他又认为教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的历程，而不在于教育本身。同时杜威还提出平民主义教育，“就是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各分子着想，使得他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3(P13)。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平民主义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平民教育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晏阳初也有重要影响。

1919―1921年，杜威在中国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历和讲学活动。他的思想，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轰动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尤其是在教育界。他主张：“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4(P741)杜威认为，在贵族制度统治下的平民，唯政府之命是听，毫无自动精神；而共和国民则有自动的能力。共和国家之事业，多从平民发生，政府只起鼓励和辅助的作用；而贵族国家，则百事都由政府发动，人民不过听命而已。共和国家的教育经济等事业，“大半由人民振作其精神，从事组织，纯出于人民之自愿，且有乐于为之之兴趣”。所以，一国之民应先受互助教育，养成互助习惯，这样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可应付。而养成互助的能力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共同利害的观念；第二舍己之小利，顾全多数之大利；第三互相信任，遇事当公共商酌4(P24―25)。

此外，杜威还认为，平民主义和教育关系很密切，共和国家是平民主义的国家，必须实行平民主义的教育。而平民主义教育应该注重对个性知能的发展，不应该像“老鸟哺雏”那样，雏鸟最终只是把食咽下去，故执教者必须注重个性主义的教育，把个人所有的特性发挥出来，因为个性的发展是共和国的基础，是平民主义的真髓。但是发展个性“不是互相冲突的个性，是要相互吸引的个性”，这就要求“养成共业的习惯”，人人都应“共同作业”，分工合作配合要默契。杜威指出，平民教育要针对大多数的平民的生活，这就要把教育普及到大多数的平民身上去，用教育的方法“感化他们”，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也能拥有“优美的情感”。总之，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个个人受切己的教育”；而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则“是要使学校的生活真正是社会的生活”4(P354―359)。

杜威的实验主义尤其影响中国乡村建设派，特别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在杜威看来，实验主义就是把科学精神应用到社会和事情上去，认为科学的精神在乎方法，而精神和方法，与结果不同；科学的结果，有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理论的结果，演成种种学说、种种定理；实际的结果，对于人生日用上，增加种种辅助人力的利器。而对于某一事情采取什么态度，须先从观察下手，观察后所得的实际情况作为决定计划的依据，再通过试验来检验其是否与事实相符，并决定取舍。科学的应用虽然表现在物质方面，但是精神方面也不可忽视，而且要“知行合一”，“以思想指导行为而以行为试验思想才好”。中国正处于过渡时期，应该极力提倡“试验主义”，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组织学校不可盲从欧美学制，应该考察英美日等国的教育制度并参酌国内习性，而后再制定教育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风情各异，所以地方办教育也需因地制宜，而不可盲照中央规定的教育制。总之，科学精神只有及于全社会，教育及其他问题才能得以解决4(P273―275)。

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思想界新旧交替之际，中国学术和思想上正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杜威的实用主义无疑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西方文化以寻求中国出路提供了方便，而且实用主义在中国已被杜威的弟子们，诸如胡适、陶行知等人所大力宣传，所以杜威的此次访华注定会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一阵波澜。首先，他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来对待中西文化，并提醒人们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应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且他

反对“中体西用”的观点，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应该是科学的方法，要触动传统的社会机制就必须革新社会生活的观念。其次，实用主义进一步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儒教的权威。杜威号召对待一切事物都应采取实验的态度，这就是说即使统治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也需要通过实验来得出结论。杜威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教育，他认为实行民主就必须进行“普遍的教育”，推行“白话文”是普及教育的基础。很快，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国的平民85％以上都集聚于农村，所以中国的平民教育实质就是农村教育，因此，后来兴起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就是吸收了杜威的教育观点。杜威还积极推动中国男女同校，并担当了中华改进社等多个教育团体的名誉董事4(P10―17)。

二、格龙维与丹麦庶民高等学校

丹麦的格龙维(Grundtvig)创办的庶民高等学校一直被中国的许多乡村教育先师所推崇。丹麦是北欧一个小农业国，其国土面积只有6600平方英里，人口320万，其中，57％生活在农村中。自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20年代，在格龙维和他的弟子柯尔德的带动下，丹麦共创设了57所民众学校，学生达3856人。这种学校主要设在农村，不用传统的入学试验鉴别学生，也不用毕业试验发文凭；学生来自田间、商场和工肆，多是18岁以上的农人，毕业后依然回到田间、商场和工肆；学生出校后成为各试验农校的创办人和教师，以及农村各种合作制度的组织者和经营者。用雷沛鸿的话，他们是“田夫的平民政治”的中坚分子，“她是教育的最好榜样的一个”。学校是私人经营，所以政府只给津贴而不加干涉。学生在校时间不长，一般每年11月1日至第二年4月1日的5个月为男生期，5月1日至8月1日的3个月为女生期。学校的教育目的，“只是教人爱上帝、爱邻人、爱丹麦”，所以学校教育在于以教师人格的力量，引发学生求知向上的要求。课程注重丹麦语文、历史、音乐诗歌、体操等，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活的语言”。师生共同饮食起居，过着家庭般的亲切生活，几个月后便带着宗教的灵感各自回村，努力于自己的生活和农村教育1(P35―37)。

丹麦的这种民众教育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如挪威、瑞典等国的一种普遍教育形式，此外，德国、捷克、英国也都推广或效仿丹麦的办法。美国还有人特意到丹麦留学和考察，回国后根据格龙维的教育理念，办了许多民众学校，如波柯诺民众学校和康勃尔民众学校。

格龙维的教育理念和庶民高等学校尤其影响了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雷沛鸿完全接受龙格维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他认为中国教育要走的道路正是丹麦的道路，“这个榜样给我们一种无穷希望，就是教育的能事足以改造社会，又足以改造国家”5(P280)，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人人有工可做”、“人人有学问可做”的社会。民众教育家俞庆棠曾考察欧洲，她认为世界的成人教育运动主要有三大潮流：一是英国工人教育运动；二是丹麦的农人教育运动；三是苏联的扫除文盲运动6(P176)。俞庆棠认为由于丹麦与中国国情较接近，所以丹麦的农人教育“足为全球表率”6(P15)，“丹麦的农人教育运动的事迹为最著”。而这种农人学校“是农人所进的有学期的可以住宿的，以文化陶冶、精神感发为主旨的一种学校，丹麦农业的复兴，以此为一个原动力，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又是成人教育上一个特异的形式”6(P173)。所以俞庆棠回国后从事的民众教育事业就是以丹麦的农人教育为典型，希望中国也能和丹麦一样，由“农村复兴而造成民族的繁荣和强盛”6(P178)。丹麦的教育也引起梁漱溟的关注和“不胜景仰”，他说：“我因忖思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注意到农业与农民合作；因留心农业与农民合作的事，而注意到丹麦这个国家，并听得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7(P56)

三、武者小路实笃与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是流行于世界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思潮，早在19世纪上半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就曾先后在美国做过新村试验，结果虽失败，但其影响却遍及全世界。他们主张避开喧嚣世俗的城市，找一块新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体脑对立的和睦新村。在这里，人人可以工读、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待遇。当第一个新村建立了，就会陆续有许多新村建立起来。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新村主义理论。

武者小路实笃于1908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科，次年退学，与木下利玄、志贺直哉等办《同人杂志》，并发表处女作《芳子》。1910年，《同人杂志》成员和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兄弟等创办文艺刊物《白桦》，提倡新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形成“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是它的代表作家。他早期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天真的人》(1911)，长篇小说《幸福者》(1919)，剧本《他的妹妹》(1915)、《一个青年的梦》(1916)以及《》(1926)等，作品文体平易，表现作者对人生明朗而强烈的愿望。

武者小路实笃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生活上，表现为一个乐观的理想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8。他于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他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的“第一新村”，掀起了一场新村运动。他还梦想将新村推广到全世界。1925～1936年，他主办杂志《大调和》和杂志《独立人》。后来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日本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但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影响了许多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王拱璧早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他曾慕名拜访过武者小路实笃，并实地考察了“第一新村”。回国后，王拱璧效仿武者小路实笃，在家乡河南省西华县孝武营村首创新村试验，并把孝武营改名“自治青年村”，建立村委会，王当选村主委，建立青年自治会和保卫团，教育上创办以“有教无类”为宗旨的“青年公学”，还在村里实行减租减息和移风易俗等，但是新村试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由上可知，五四前后的乡村教育家们所形成和创立的乡村教育或平民教育思想及实践并不是他们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吸收、借鉴、消化和融汇国外的教育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经过创新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教育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造社会运动也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背景。当时整个世界处于转型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极为迅速。但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却与本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的相对低下很不相称，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也面临着如何提高国民的综合文化素质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特别是民众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社会教育。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面临着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目标，也存在着改造国民、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问题。可见，中国的“走向民间”式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是属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改造的一部分。以晏阳初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贤们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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