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童的利益

一些人信奉简单的道德等式，即救活一个孩子总比两个都死掉好；而另一些人，则坚信上帝的存在。于是，所有人都在等候法院的最终判决

患上白血病的17岁英国男孩命悬一线，输血救命本是不容犹疑之选，岂料却遭遇原生家庭的反对――其家庭信仰的宗教认为，接受外界血液是违反教义的行为。这个男孩的家庭拒绝了医院提供的救命方案，于是医院向法院提讼，希望法律能够帮助男孩。

这种情况下，英国法院会怎么判？判了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出版的最新小说《儿童法案》就是围绕这样一件输血案展开的。

熟悉麦克尤恩的读者都知道，其作品所展现的复杂多义性让人很难一言以蔽之。作为《儿童法案》的中文翻译，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郭国良站在译者的角度告诉《方圆》记者，《儿童法案》延续了麦克尤恩一贯擅长的将人物关系置于危机转折和“他者闯入”的模式中然后予以考察的风格，借着困于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儿童福祉”问题，展现人性、法治、信仰等诸多当代社会话题。

“这是自《在切瑟尔海滩上》之后，麦克尤恩写得最好的小说。”英国《卫报》评价这本小说。

“我希望探索的是极真诚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年近70岁的麦克尤恩在一次采访中说。

6月11日，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举行的《儿童法案》新书会上，学者陆建德表达了他对麦克尤恩这部新作的看法，“《儿童法案》对中国法学界应有启发，而关于儿童的法案，麦克尤恩的小说给了我们很好的范例，在这方面我们的投入远远不够。孩子是我们社会的一员，这个身份应该是在家庭之上的。但我们有时候太强调‘家’这个观念，结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家是要讲的，但是除了家之外还有社会。”陆建德说。

小说源自两宗真实案例

麦克尤恩的许多作品都将笔墨投向于儿童及其周围世界，《水泥花园》《事件中的孩子》《赎罪》等，以儿童的视角来完成对成人世界的审视。

作为一名使命感极强的作家，麦克尤恩的笔触和现实紧扣，从国际政治、环境科学、性观念、宗教、法律等，涉猎领域几乎涵盖所有当代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他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写什么题材都会深入研究，是出了名的“干货型”作家。

《儿童法案》中精彩的庭审辩论便是麦克尤恩出席了无数个家事法庭、看过无数案件的审理以及深入采访调研的成果。书中提及的案件，都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庭案件，大都涉及日常纠纷。例如，闹离婚的犹太夫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父母的虐待、医疗疾病、宗教和道德争议等。由此可对英国高等法院处理家事法庭的法官窥得一斑：“通常情况下，法官的工作不是给他人贴好或坏的标签，而是要在非常多的难以界定的案件中作出符合相关人利益的判断。”

《儿童法案》生根于小说家与众法官们的一次音乐聚会闲聊中。小说源自于麦克尤恩的好友大法官艾伦・沃德爵士1990年在高等法院和2000年在上诉法院主持理的两宗案子。

一宗是2000年时上诉法庭审理的“连体婴儿案”：一对刚出生就身处生命维持装置中的连体男婴，他们骨盆相连，共享一个躯干，膀胱基本位于强者体内，弱者心脏虽大，但几乎不搏动，且大脑严重畸形无法正常发育。弱者没有肺，也没法哭泣，但强者可以正常吮吸，为双方供食、呼吸。若不管不顾，强者的心脏早晚会衰竭，两兄弟必死无疑。弱者也活不过6个月，他一死肯定也会带走他的兄弟。

因此，医院急需获批分离这对连体双胞胎，以救强者一命，因为作为强者的一方有可能成为健康、正常的孩子。可这样一个手术必将置弱者一方于死地。爱子心切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拒绝谋杀，坚信“是上帝赋予生命，也只有上帝才能夺走它”。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关注，一些人信奉简单的道德等式，即救活一个孩子总比两个都死掉好；而另一些人，则坚信上帝的存在。于是，所有人都在等候法院的最终判决。

另一宗案子则是艾伦・沃德曾经主持的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即《儿童法案》所写的核心案件：一个17岁男孩患了白血病，医院方面表示必须尽快给其输血，否则会危及生命。可男孩的父母所信奉的耶和华见证人教的教义反对教徒接受输血，视此行为是对“造物主恩赐的玷污”。因父母灌输的，男孩自己也拒绝接受输血。但男孩并未成年，当医院与患者及患者父母意见不一致时，是否可以强制实施输血治疗将由法官来判定。

艾伦・沃德在谈话中告诉麦克尤恩，他在那次判决之前，先去病房看望了那个男孩。他发现男孩是热刺队（英国伦敦的一支足球队）的球迷，便和他讨论了一个小时的足球。回到法庭，艾伦判定医院可以违背家长意愿给孩子输血。

孩子康复后，艾伦带男孩和男孩的父亲去看热刺队的比赛，让他们坐在董事包厢里。比赛后，球员们还来到包厢与男孩握手拍照。男孩见到心中英雄所流露出的喜悦和生机，让艾伦更加认定自己在法庭上的判决是正确的。6年以后，在另一个案件卷宗的脚注里，艾伦发现那个男孩后来又病了，成年后的男孩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最后，他选择了拒绝接受输血治疗。

男孩的故事触动了麦克尤恩，让他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未成年的男孩为自己和父母的信仰而与死亡对峙，而法官的使命并不是救那个男孩一命，而是裁定何为合理且合法，与法律条款发生冲撞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正是作家笔触想探究的领域。

谋求儿童福祉的最大化

小说中，麦克尤恩将法官的性别改成了女性――一名膝下无子、婚姻又面临瓦解的女法官，有能力处理好家事法庭上那些复杂琐碎的案件吗？这也是麦克尤恩在开篇抛出的问题。

59岁的女主人公菲奥娜显然是位本着儿童福祉最大化原则去裁决的女法官。工作的勤勉让她忽略了背后的家庭生活，丈夫的出轨令她悲愤不已只得又向工作寻求寄托。因为案卷中所有悲伤的故事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复杂的人性，这些令她讶异且入迷，她坚信自己能给无望的局面赋予理性。她相信家庭法条款，并觉得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

郭国良告诉《方圆》记者，麦克尤恩塑造的这个女法官不仅只有一副单一严肃的面孔，与其他法官同事们相比，菲奥娜撰写的判决书行文明快紧凑且文采飞扬，同时她热爱音乐和诗歌，加之作家对菲奥娜大量有关案情斟酌与情感纠葛的心理描绘，使得菲奥娜的形象十分饱满，也为之后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麦克尤恩层层推进，在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案之前，菲奥娜经手的几个重要案件都牵扯到问题。其中一个是瑞秋和诺拉的抚养权争夺案。案件当事人是伯恩斯坦夫妇，丈夫朱利安・伯恩斯坦是传统犹太教信徒，根据教规，女孩必须与男孩分开教育以保持其纯洁，还要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而妻子朱迪思・伯恩斯坦却与丈夫意见相左，让两个未成年女儿去男女混合学校接受教育，并允许她们上网娱乐。母亲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够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必像她一样只能以生儿育女为职。

菲奥娜深知，“法庭的责任在于确保孩子长大成人，并自主决定想过怎样的生活。女孩们也许会选择父亲或母亲的宗教观，抑或可能在别处找到人生快意。只要过了18岁，她们就不再受制于家长了”。最后，菲奥娜判决支持妻子的诉求。

至于那宗“连体婴儿案”，菲奥娜在判决书的开篇写道：“本庭是法律之庭，而非道德法庭，因而，我们的任务是查明真相，我们的职责是运用相关的法律原则处理我们面前的案子――一个独一无二的案子。”

菲奥娜最终裁决分离连体婴儿，她在“必要性原则”中找到理据：“这是普通法奠立的理念，即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可以违反刑法。这场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马修（弱者），而是拯救马克（强者）。马修在不由自主地杀害马克，因此必须准许医生保护马克，消除致命的威胁。连体分离后，马修会丧生，但不是因为他被蓄意谋杀，而是因为靠他自己他无法茁壮成长。”

“法庭在解决任何关涉儿童B育问题时……应优先考虑该儿童的福祉。”麦克尤恩在书的扉页引用了英国《儿童法案》（1989）第一章第一款的条约。这无疑明确了作家对于所牵涉问题所持的态度――一切宗教均理应受到尊重，只要它们“合法且被社会接受”，但判定或神学差异绝非是世俗法庭的事务，“英国的法律完全是非宗教的”，麦克尤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因此，针对耶和华见证人案，麦克尤恩安排菲奥娜接手案子后立即赶往医院探望男孩亚当，作家放弃了现实中法官与男孩的足球话题，让二人讨论的是诗歌和音乐。在沟通和共鸣中，菲奥娜从男孩身上感受到其超乎同龄人的聪慧与成熟，男孩热爱生命的表现，让菲奥娜回到法庭，判定医院必须立刻对病人进行输血。

“对此案作出裁决并非易事。我已充分考虑了男孩的年龄、信仰以及个人有权拒绝治疗所体现的尊严。依本人之见，他的生命比尊严更可贵。”这是菲奥娜的最终结论。几个月后，当菲奥娜得知男孩的病情有了好转，这使她更加确信自己的判决是正确的。

儿童福祉的真正意义

其实，在处理“连体婴儿案”的过程中，麦克尤恩就通过菲奥娜这一法律体系内的权威角色发出过道德的诘问。因为所有的问题都陷入一种道德困境中，法律显然不能解决一切。菲奥娜甚至认为自己同那些坚守神学边界的牧师相似，后者秉持教义想扼杀一个蕴含意义的人生，而前者，“它有时允许医生放任一些没有救治希望的病人窒息、脱水或者饥饿而死，但禁止医生给病人施以一剂致命的注射，一了百了”。

而那名男孩是与其他案件的当事人完全不同的存在。他的出现冲击了菲奥娜理性的人生，是她糟糕婚姻生活中的狂风大浪。重获新生后的亚当向菲奥娜求助，“既然你让我的生命延续，那么请赋予我多出来的人生以及意义”。少年接受了输血的同时，其坚守的信仰是被救命恩人的法官的判决击碎，尤其是当他醒来时，发现父母围在床边哭泣，那种哭泣竟是“喜极而泣”，少年更加疑惑，“他们不应该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哭吗？”

如此的设定，是麦克尤恩的一种追问：为了孩童的利益而违背父母的宗教原则，法庭介入时应慎之又慎。但有时候则非介入不可，可何时为宜呢？法庭的责任到哪里终止？

男孩亚当视菲奥娜为精神导师，不断给她写信，恳请她教会自己更多的知识和人生的奥秘，甚至跟随菲奥娜到她的出差地，并表达想要跟她一起生活的意愿。少年来她这里寻求新的信仰支撑，但作为成年人的菲奥娜，首先想到的则是法官的身份。从菲奥娜的角度来说，在道义和职责上，她完全尽到了法官的责任。只是她感觉到，在这个少年面前，她的社会身份与伦理身份渐趋模糊。但多年的修习让她很快理智回应了亚当，她在暴雨天将其送走――菲奥娜的选择代表了法律的边界。

可对亚当来说，菲奥娜忽略了对自己情感的关注和理解，而这是一种残酷的背叛，也是第二次信仰的崩塌。故事最后，男孩白血病复发，年满18岁的他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输血救命，而这一次，他选择了放弃。这也是现实的结局，但是麦克尤恩在书中为男孩之死加深了意义。

菲奥娜最终在亚当寄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读出了男孩企图自杀的讯息，信上那句被划掉的句子上写着――“但愿亲手淹没我十字架的人被置于死地”。亚当之死令菲奥娜感到内疚――情感的边界茫茫无边。

由此，不得不让人思考，贯穿全书的那个困于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儿童福祉”问题。

“左右我裁决的是这个孩子的福祉。”菲奥娜在法庭论述时曾如此说。而何为“福祉”？麦克尤恩在书中写道：“福祉与安康不可分割，并且包含与儿童发育相关的一切东西。福祉不应纯粹从经济上衡量，或者仅仅关涉物质安逸。福祉、幸福、安康必须涵盖美好生活这一哲学概念。孩童成长过程中有相关的种种要素和目标：经济与精神自由、品德与同情心、利他无私、发愤图强、深广的人际关系网、赢取他人的尊敬、追求自身存在的恢宏意义，以及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拥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铮铮至爱。”

“福祉是社会福祉。一个孩子与其家庭、朋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才是关键因素。孩童绝非是个孤岛。……其次，福祉是一个可变的概念，需要按照当今理性之人的标准加以评判。上一代人绰绰有余的东西，如今可能就匮乏不足了。”

《儿童法案》速览

《儿童法案》写了一个名为菲奥娜・迈耶的高等法院女法官的故事。菲奥娜向来以严苛的睿智、精确和理性闻名，她接手了一个案件：17岁的男孩亚当罹患重病，需要输血，而其父母由于拒绝输血，但医院坚持要为他输血，将其父母告上法庭。

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都给出了理由，为了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菲奥娜决定亲自前往医院探望男孩。一番恳谈后，菲奥娜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被触动，她的裁决将给两人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麦克尤恩在《儿童法案》中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困境：到底是尊重、个人意志，还是应该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背负着社会文明的沉重枷锁，人性的天平最终将向哪一边倾斜？

伊恩・麦克尤恩

1948年出生，本科毕业于英国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在东英吉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从1974年开始，麦克尤恩在伦敦定居，次年发表的第一部中短篇集就得到了毛姆文学奖。此后他的创作生涯便与各类奖项的入围名单“结缘”，其中《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近年来，随着麦克尤恩在英国主流文学圈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已经被公认为英国的“国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