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自救”

在农药、化肥、抗生素被广泛滥用的今天，消费者和生产者终于开始相互支持和相互拯救。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城市近郊农夫”涌现，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者也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各种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开始在中国大城市兴起。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都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规则，而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消费者社区的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同于传统地理划分，他们变成有相同理念的网友群体。

主妇联盟

刘宇现在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怀孕时她开始特别关注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她在超市购买有机蔬菜，之后还自己找了小块地，种了两年菜。2010年7月，她和社区附近几个妈妈开始寻找北京郊区种植“更健康”蔬菜的农庄，把找到的菜用车从农场运到小区。

“刚开始，完全是为了孩子，后来我逐渐发现，妈妈团可以变成事业”，她说，最初，“我们自己搭上汽油和时间，后来越来越多的妈妈们加入了我们”。

在北京回龙观，妈妈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到有上百个稳定购菜的会员。她们在一个网络社区召集、分享自己寻找到的健康农产品。共同购买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一百多个稳定的健康农业消费者开始吸引北京郊区对健康农业感兴趣的农场主，一些农场开始主动联系妈妈团希望提供健康农产品。

刘宇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甄别”。几个妈妈会先和农场主聊一些简单的技术问题，比如长了虫子怎么办，怎么给土地施肥，还包括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农场主不能自圆其说，或者在谈话中令妈妈们对其道德感产生了怀疑，合作便会告吹。

由于在施肥、管理虫害等方面需要更多的人工和技术，定位为“健康农产品”的售价高出普通农产品一倍多。而判断农场主是否值得信任，变成了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关键。有时候，消费者会相信有信仰的人，“一根筋”的人；有时候，农场主的特殊经历也会吸引潜在的健康农业消费者，比如上海崇明岛的贾瑞明，他不喜欢城市的约束，从白领变成了返乡务农的农民，租了上百亩地，亲自下地干活，而且只种水稻。

像北京妈妈团这样的消费者群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而在美国、欧洲已相对成熟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SA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有过实践经历，如成都河流研究会2005年启动了保护府南河上游计划，就是通过组织安龙村的农户生态种植，再把他们种植的菜买到城市社区。

在上海，通过网络形成购买者的社区，也已经渐成雏形。通过“豆瓣”网络社区的联络，上海健康消费采购团（简称上海菜团）在成立半年后，逐渐发展到了40多个会员。和北京妈妈团一样，上海菜团成员仍然主要以妈妈为主，她们最关心的是健康的厨房食材。

有机认证要不要？

“我们主要希望支持志愿生产健康食品的小农”，上海菜团的发起人易晓武说，他希望寻找的小农，农场主应该一半以上时间下地耕作，而且承诺不使用农药化肥。按照这个标准，菜团在崇明岛上寻找到了两个供应商，一个是种大米的贾瑞明，还有一家梦田生态农庄，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回归农业的城市青年。而且，由于他们算是小农，和菜团的力量可以对等。

寻找合适的农场通常并不容易。比如菜团考察过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农场，他们从外面购入有机肥，“可能会增加农场不可控制的环节”。上海已经有一些形成规模的有机农庄，比如多利农场、百欧欢农场，这种大型农场也未纳入菜团的考虑范围。

菜团所寻找的食品，并非机构认证的有机食品，而是基于对种植农户个人的信任而购买的健康食品。追随这个消费者机构的会员，会每隔一段时间有亲近农场的活动。这同时也是一种监督，易晓武说，但购买依然主要基于信任。

通过有机认证和通过消费者认可，对农场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现在中国共有20多家有机标准的认证机构，可以按照生产商的市场需求，按照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国的有机标准对食品进行认证，但认证的高门槛―――包括对土壤和水源的处理、每年交纳会费等，无疑会把相当多的小农户都排除在外。

目前，经过有机认证的农场，仍然是有机行业内的主流。要符合有机条件的生产，需要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如上海浦东市郊的多利有机农场，就对外宣布自己花了两三年时间来做土壤转换。

小毛驴模式

北京市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则选择走不认证的道路。“如果走常规渠道，比如进入超市，我们可能需要认证。但我们没有参与认证的打算，我们考虑通过这个农场，建立一种可以在农户间推广的模式”，创办者石嫣说，“小毛驴走的是‘社会参与认证’的路子。这种参与包括：市民认养土地，组织消费者到农庄活动，以及招募实习生。”

小毛驴农场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做认领劳动份额，它们被切割成平均30平米左右的耕地。市民可以在这里种植蔬菜，农场提供技术指导。虽然这个农庄距离市区很远，还是有退休老头老太隔天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过来，在地里种菜。新的实习生也会不断来到这个农场。

敢于长期接纳他人，意味着农场具有透明度，在社会式参与监督中，不断有外来者参与很重要。在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泽江看来，敢于接纳没有利益关系的人，特别是招募实习生，让不拿工资的农学生到农场耕读，都是农场接受外界监督，并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方式，因为实习生来来去去，“如果农场的生产方式有什么问题，这些年轻人肯定会说出去”。

而消费者在农作物种植中的参与，也成为农场经营者和购买者交流的方式。袁清华是小毛驴农园的农业技术指导，某天上午，一个人穿着西装来到菜园，他就教“西装”怎么翻地。因为下午还要上班，“西装”就在脚上包了一层塑料纸下地干活。这个穿着西装耕地的场景在袁清华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通过钱，可以在超市购买任何东西，人们就不会珍惜自己的所得”，袁说，他们必须看到从种到收的过程，才有可能对土地和食物产生感情。

除了价格高昂的有机农业，更多农民参与、外延更广阔的健康农业也逐渐变得可能。在通往强大消费者合作社的路上，中国的消费者社团还有很多需要摸索的地方，比如，是选择商业模式，还是更偏向公益路线。

北京妈妈团的刘宇开始逐渐往商业的方向发展，她并不讳言这一点。由于有一百多个会员，工作量急剧增加，除了自己全职之外，妈妈团还雇佣了一个工作人员，同时租用了一个门面。这些费用都需要通过一定比例收益来分摊。最初妈妈团的核心组织者是6个妈妈，现在已经有4个妈妈退出，支持妈妈团运转的只剩下两个妈妈，而发动新的妈妈参与经营也非常困难。

而上海菜团，在两个月前也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菜团的核心会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是否应该建立激励机制？菜团的理事徐曦提出，应该给参与召集的小组长一些报酬，这种报酬可能只简单到一袋米。易晓武则在更多地考虑菜团的公益方向，比如参与组织上周末的上海农夫市集。“如果以后我们足够强大了，或许可以考虑直接介入农场生产”，他说，“但现在我们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