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新闻热的冷思考

当ＤＶ摄像机作为家庭的消费电器广为普及的时候，拍摄自己的生活、拍摄周围人的生活，并在电视上展示已成为可能，上电视、拍电视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与专业电视设备相比，与雇用大批专业电视工作人员相比，ＤＶ作品大大降低了影像制作成本，只需要付给ＤＶ通讯员一定的稿酬，就可以得到一条新闻，而且还有可能是独家新闻、时效性最强的新闻。ＤＶ的普及，正在打破影像领域的贵族化传统，重新确立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它的大量出现，是对传统意义上电视新闻的一些缺陷予以弥补，也是一种冲击。它改变了原有的影像格局，使影像文化呈现出多种色彩交相辉映的态势。如何看待ＤＶ新闻？如何调整未来的电视新闻报道理念？每一个电视人都应该有所思考。

从中央10套的ＤＶ讲述到凤凰卫视每天18：00的《ＤＶ新世代》，再到各地各级媒体开展的各种ＤＶ大赛，都让我们看到了ＤＶ创作者的激情和水平。ＤＶ作品以其平民化的视角，非专业创作者不受思维定式约束的大胆创新，让我们看到了非专业电视人对大众文化、大众生活的关注。从以前的ＤＶ创作来看，大多是一些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他们怀着对影像艺术的向往，怀着对生活的热情，怀着表达自己对生活感悟的强烈愿望，开始了自己的ＤＶ创作。个性化的切入角度和语言，对生活原汁原味的展示，带给我们视觉和心灵上的冲击。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ＤＶ作品：《圆本是角》、《极度惊慌》、《零时零刻》、《蜘蛛巢城》、《微笑》、《看不见的身体》、《流浪北京》、《广场》、《彼岸》、《江湖》、《铁路沿线》等。严格意义上说，这些ＤＶ创作者与普通老百姓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有着满腔的对生活的无奈和激情，他们渴望通过ＤＶ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来展示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理念。但他们还只是社会很少的一部分，不足以对专业电视制作者造成太大的冲击，更多的则是弥补。

ＤＶ新闻对专业媒体新闻的弥补

实现了报道者和被报道者之间真正的平等。当人们看腻了电视主持人播报的新闻风格后，说新闻以其亲切的交流方式引起了观众对电视新的兴趣；当人们不再把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以领导活动、政策内容报道为主的时政新闻上时，民生新闻的出现又把观众拉回到电视机前。但这些还都是电视专业人士在做新闻，在以第三人称的语言叙述新闻，还是在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怀视角关注着普通百姓的生活。而ＤＶ新闻的大量出现，普通百姓成了新闻的报道者，报道者和被报道者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的沟通。

新闻的内容更加丰富，时效性更强。没有专业媒体记者的战线分工，没有部分专业媒体记者长期以来养成的自觉不自觉的被动习惯、懒惰毛病。

ＤＶ通讯员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随时都可以把发生在身边的，把自己看到的，认为有人关注的东西拍下来。而我们的专业记者因为人员数量的限制，精力有限，不可能也无法网罗到天下所有新闻。ＤＶ通讯员以其自由性和主动性，把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只要有一个人接到线索，他可以随时通知附近的通讯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拍摄。还有一部分ＤＶ通讯员本身干的工作流动性就比较强，比如出租车司机、大客车司机等，他们经过一定专业知识培训后，买来一台机器放在出租车上，汽车跑到哪里，他们活动的触角就伸到哪里。

增强了电视媒体监督社会的功能。可以想象，一个城市，每个人都可能是手拿摄像机的记者，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工作状态，随时都有可能被拍摄，被送到电视台进行播出。这样大的一个群体与几家电视台几百名记者相比，对社会监督的力量可以想见。

ＤＶ新闻带来的问题

纪录的多是醉酒闹事、撞车、家庭纠纷、街头闹剧等内容。ＤＶ新闻在满足一般观众看热闹欲望的同时，让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社会不和谐的音符。《谁是？谁非？》（街头人车相撞，司机老人各说一端）；《百元假钞是谁的？》（乘坐出租车拿出百元钱，司机去找零，发现是假钞。乘客司机都说钱不是自己的）；《民工当街又唱又跳》（一民工街头表演，唱歌跳舞，全为了自娱自乐，引来无数围观者）；《芝麻小事大打出手真不该》（小事一桩，大打出手）；《路边生小狗路人齐观看》等诸如此类的新闻，看不出其新闻价值在哪里，给人唯一的感觉就是：中国的闲人怎么那么多，只要有两个人吵架发生争执，就会引来无数围观者，引来如鲁迅先生说的“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的看客。和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看客不同的是：现代看客脸上有冷漠、茫然和麻木的，也有热情、欣喜和兴奋的，他们还可能受过相当程度的文化教育，对看到的兴许还会发表自己不痛不痒的看法。一位长期从事ＤＶ作品编辑工作人员的话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观众对这种状态的看法：“昨天编了4条醉酒新闻，今天又编了两条。”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ＤＶ新闻的低俗化倾向。

画面不讲究，缺乏美感，缺乏人文关怀。由于ＤＶ机器本身技术的限制，和专业摄像器材相比，拍摄画面质量不高，影像不清晰；ＤＶ通讯员自身技术水平有限，与专业电视摄像存在比较大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新闻专业培训，缺乏新闻职业教育，一些ＤＶ通讯员文化素质偏低，对拍摄中的新闻人物缺乏人文关怀。某电视台曾播发过一条10岁男孩三楼摔下当场死亡的新闻，新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死亡小孩躺在地上的血腥画面，令观众一次次地为之揪心。新闻只注重对事件惨状的展示，却忽略了对孩子的个体尊重和对孩子父母亲人的尊重。诸如此类的ＤＶ新闻举不胜举。如《一个乞讨者的自白》：在某城市冬天的街头，一位老人上衣磕头乞讨。画面：老人光着膀子磕头，围观群众时不时地爆出一些笑声。下面是通讯员和乞讨老人的对话。（通讯员用“通”代替，乞讨老人用“老人”代替）

通：“有衣服为什么不穿？”

老人：“穿了衣服就要不来钱了。”“冷了磕快些，老师教给我的。”

通：“你还有老师？”

老人：“磕头没有老师教不中。今年跟了老师一夏天，两冬天。越冷越不穿衣服，下大雪飘雪花也不穿衣服。”

通：“这一招不灵了，怎么办？”

老人：“不灵了，泡点洗衣粉，一喝，绷住嘴，闭住气，装犯羊羔疯病，这一招只能撑一个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个城市顶多呆两个月就要换一个地方。要了钱留了吃，留了穿，吸点烟。”

在两人的对话中，还时不时引来围观者的嬉笑。乞讨老人仿佛阿Ｑ再世，围观群众更是典型的看客。这样的新闻，除了揭穿老人的乞讨绝招外，更多的是心寒，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寒，是对社会救助机制的疑问。

易于产生假新闻。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事件，我们还印象深刻。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临时人员訾北佳（化名“胡月”）用自带的家用ＤＶ机拍摄制作纸馅包子假新闻，利用欺骗手段获得播出。追根究源，一是电视台对栏目聘用人员疏于管理，存在明显漏洞；二是对稿件采播管理制度执行不力，未经核实就轻易播出。对于数量众多的ＤＶ通讯员来说，缺乏严格的新闻采访工作人员资质制度的管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拍摄活动自由灵活，不可避免地给假新闻的产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对新闻采访严肃性的挑战。由于ＤＶ新闻越来越受欢迎，许多电视媒体为了追求高收视率，大量运用ＤＶ通讯员的新闻，媒体为了笼络更多的ＤＶ通讯员，除了靠支付稿酬外，还纷纷运用发放采访证，不定期举行表彰会等办法激励ＤＶ通讯员供稿。据了解，有些通讯员身上带有几家权威电视媒体的新闻采访证。从我国现行新闻管理制度来看，政府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采访资格均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未经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单位或组织，都不得从事新闻出版和新闻工作。同样，未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记者证的个人都不享有新闻采访权。谁又能确保某一天，ＤＶ通讯员不把新闻单位发放的采访证当作为自己谋私利的通行证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受损失的是发放采访证的媒体。

结论

北京大学影视艺术学者彭吉象教授说：“ＤＶ的诞生，从一定意义上讲，满足了人们延续生命的幻想，满足了人们渴望再现完整现实的梦想――可以说，当代人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他们欲望的最为理想的视听工具，这就是当代视觉文化变革的伟大。”然而，ＤＶ也需要规范。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者于丹教授认为：“ＤＶ的表现形态是非常感性的，而ＤＶ的核心是非常理性的。ＤＶ跟现代娱乐不同。ＤＶ是捕捉生活中的事实和这些事实的细节，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观点，一种正确的认识，一种看待和理解生活的客观观点。如果没有观念的正确传递，而仅仅是作为生活的碎片去呈现，那么，ＤＶ很快就会被人抛弃。”这恐怕是电视媒体在满足于ＤＶ新闻带来高收视率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作者单位：郑州电视台新闻部）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