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烈士女儿的汇报

立志做个好的革命后代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就报考高等学校，但未考上。当时，心里真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回家后，有些邻居对我说：“你念了十二年书，呆在山沟里有什么出息！你是个烈属，去找民政局，准能给你安排个工作。”听了这些话，我就越发拿不定主意了。妈妈（养母）知道了以后，对我说：“惠英啊，人，可不好不知足，像咱们这样的人家，在过去别说念高中，就是连进学校门也不敢想……”妈妈说的这些都是实话。

解放前，俺家很穷，我两岁那年，父亲把我送给叔父作养女。养父和父亲一道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养父光荣地牺牲了。从此，我和养母相依为命。养母家里生活也很困难，年年欠租欠债，最后连仅有的五亩薄地也押给了地主，养母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浆洗、缝补，苦熬岁月。解放后，俺家翻了身，中，分得了地，党和人民无微不至地照顾俺家的生活，免费供我上小学、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现在党把我培养成人了，我不能忘本。父亲既然能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为什么就不能献身于农业生产呢？！要是凭着烈士子女的身份向党要照顾，就不配称烈士子女，既辜负了党的培养，也对不起牺牲了的父亲。自己越想越觉得原来那种想法不对，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听党的话，做个好的革命后代，安心在农村生产，立志像徐建春、邢燕子那样，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也有人说我“死心眼”

不幸的是，我回家不到三个月，养母因病去世了。母亲去世的时候，买棺材花了五十五元钱。有人劝我到民政局去要求救济，到生产队要求补助。当时，我觉得十几年来，国家免费供我上学，母亲在世时，常年有病，生活由队里照顾，住院、医药费都是国家包下来的。我不能再给国家和生产队增加负担。最后，还是我自己省俭用，想法解决了。

母亲去世后，队里看我一个人过日子有困难，要给我补助八十个优待劳动日工分，我坚决不要。可是队干部一直向我解释：“政策上有这样的规定，咱村有一户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一年给她补助了八百分。”我觉得：我是来家搞建设的，也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青年，绝不吃现成饭，叫人家养活。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评定社员的全年基本劳动日时，许多社员说：“惠英单人独户过日子，家务事也够忙的了，可以低于一般青年妇女劳力，略高于家庭主妇，一年出勤一百八十天吧！”我知道这是党和社员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心里很感激。可是又一想：自己年纪轻轻的，家务事也没有多少，就是有一些，起早带晚地抽点空就干了，为什么还得叫队里照顾呢，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和其他妇女劳力一样，定了全年出勤二百天。后来，有的邻居埋怨我说：“你呀，怎么连这点账都算不开，现在少定些工日，将来多干了，不是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奖吗？”我说：“就是因为算开了这个账，才不能那么办。如果那样，不是找队里的便宜吗？！”事后社员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我这样做得对，像个烈士的后代，也有的说我死心眼，“少页肝”。我想：管他多一页少一页，只要对党和国家有利就行。

队长知道我有个倔性子

一个人过日子，家务活虽少，可是如果不好好安排，也是没大有空上山干活。我就利用早晨晚上洗衣服推磨，劳动空隙干些零活。为节省做饭时间，我早晨多做一些，留着中午吃。大家都知道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得做饭，傍黑都是催我提前回家。我想：谁家没有个家务事，要是都这样提前回家，那不是影响了集体劳动吗？因此，我一直是坚持着和大家一块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铺下身子，埋头苦干。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又是一个烈士女儿，更应该做的比别人好一些。一九六二年春，队里决定要用粪汤浇小麦，并把这个活交给妇女去做。有些妇女一听说是挑大粪，到了粪池边，你看我，我看你，有点犹豫，不肯先动手。我想：如果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浇小麦的任务呢，我就挽起裤腿和袖子干起来，先给她们舀满了，再往自己的担子里舀。粪汤溅到身上，抹到手上，我也不在乎。她们见我这样干，也都跟着干起来了，就这样很快地完成了小麦追肥任务。十冬腊月，男社员都到海边挑泥积肥，我也跟着干，一天四趟，每趟往返十多里，肩膀压肿了，我还是咬着牙干，一直干了半个多月。秋收时，队里的活很忙，我中午也不休息，到地里去摘花生，晚上往场上运，队里见我出力多，要给我加工分，我始终没要。

去年秋收时，粉坊的徒工病了，队里一时抽不出男劳力来顶替，队长很作难。我和队长说：“不用犯愁，让我来替他吧。”队长把头一摇说：“不能啊，这个活女的干不了，又脏又累，还得起大早。”我说：“那怕什么，本事都是练出来的，日子一长就习惯了。”队长知道我有个倔性子，再没说什么就同意了。到了粉坊后，鸡叫头遍就起床，挑水、担浆、添磨，在下粉这天，还得和男社员一样合浆，拿粉。干一天，累得浑身痛，两个肩头肿得老高。可是，当我想起革命先烈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那种坚贞不屈的意志，想起只有艰苦劳动，才能为集体增加财富的时候，身上就增加了无限的力量，第二天照样地干了下去。

我虽然是个女的，可是和男劳力一样包了农活。在修锄时，我都是按照队里的规格要求去做，没荒一分地，地里不留一棵草。有一次，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二亩四分花生地刚锄完，不巧第二天又下了雨，我怕锄的草死不了，好天以后，接着又锄了一遍。有的人见我接连锄了两遍，说开了俏皮话：惠英，你这样的干法，地里还能给你多长出几个工分来吗？我说：“不能多长出几个工分，能多长出几粒花生来就行。”去年一年，除了忙家务外，我出勤二百五十多天，实干一百三十四个劳动日。

应该先想到的是……

党经常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党，想到国家和集体。我是个团员，又是烈士的女儿，更应该听党的话，时刻为集体着想，先公后私。去年有好几次，我在队里干活，天忽然下了雨，队里的场上和自己的家里都晒着粮食，我都是先跑到队里把粮食抢收完了，再回家收拾自已的。有一次，因为抢收队里的瓜干，自己晒的全部被淋湿了，结果烂了六十多斤。队里的场院屋太小，工具没地方搁，我就把自己的东厢屋倒出来给队上放工具；队里的扫帚坏了，一时又买不到，我就把俺家多年没舍得用的新扫帚拿出来，交给队里使用。去年大秋以后，队里放了两天假，让社员拾点草留着过冬烧。休假那天，我和社员一样，天蒙蒙亮就上了山。刚到山上不久，粉坊老师傅赶来对我说：“今天推粉磨的有事不能去了，你看怎么办？”我一想，拾草再要紧也是个人的事，出粉是集体的事。我放弃了拾草，就和他一起回到了粉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