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人转型:映射公共生活演变

在展开这个问题探讨之前，要面对各种疑惑甚至质疑。比如，大陆的媒体人转型并非现在才有，为什么要在现在谈论它？每个行业都有的职业动荡，为何把媒体人转型单独挑出来，并且当成一个现象来讨论？媒体人的具体转型，与其他人真的有关系吗？

媒体人转型持续近20年时间，媒体人所赖以生存的各式媒体，也在这个时段深刻地卷进中国转型的洪流。媒体人以其集体作为，整体性地卷入了全球化与互联网所塑造的中国情境中。复杂的转型影响了媒体，也映射了剧烈变动的大陆公共生活。

多年来，大陆政治倾向的变迁，尤以媒体作为重要的观察指标。“政治家办报”、党管媒体、文人论政、新闻专业主义、互联网+……诸多标签式的生存写照，既是媒体人转型的动因，也约束着转型的具体做法。谈论媒体人转型，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谈论当下中国。

媒体人的转型，也完整体现了媒体转型的各个面向。这不只是一群职业人的岗位调整，而且是极大地影响到媒体所承载、所负责、所构建和所向往的公共生活。原先的“众人之事”在转型中遇到了各种遭遇，它们被处置的方式暴露了民众真实的命运处境。

在这层意义上，媒体转型与公共生活演变联系在一起，媒体人转型与一般人的生活变化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说，媒体人在诸多类型的转型中更优先或更有德性，而是这种联系反映了政治、社会的基础性变动，成为时代的镜像。

转型的互联网迭代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化媒体因应政治上的宽松，顺应近乎饥渴的文化需求，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狂飙突进。这种市场化媒体的自我改造运动，也将一批怀想用新闻造就变革的人聚拢起来。这批人也恰恰是延续至今的媒体人转型的先驱，转型的故事由此书写。

在门户网站一统江湖之初，媒体人转型是从尚且强势的纸媒向纯技术型网媒迁徙。因为彼时网站对原创内容的需求少，内容生产部门在网站架构中地位相对较低，跳槽过去网站的一般担任副总级别。这个阶段的媒体人转型多是主动探索，人数尚少。

本世纪头几年直至2008年前后，门户网站显现迭代迹象，对独立的内容生产体系开始有较强需求，一批纸媒当中的骨干开始以更大规模进入网站。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已经对媒体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冲击，转型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不同媒体介质之间的转型窗口已然收窄。

社交媒体将传统媒体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互联网公司的内容生产模式一变再变，对传统媒体的人才需求趋于冷淡。媒体人在介质问的转型路径变得困难，转型转向更激烈的创业领域。大众媒体萎缩为小众党媒，社交媒体扩展为“人人媒体”，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媒体人在转型中开始评估自身的能耐，第一次打量从前被称为“读者”或“用户”的人，开始研究他们的需求，将其细分为内容供应，从而将媒体人转型带至创业转型的新路。转型开始暴露在文字之外，涉入了资本与商业运作，媒体人开始获得一种全新的社会体验。

转型让他们越走越远，原来只是在媒体介质间转换岗位，而后在媒体与产业间寻找位置。贯穿这些不同转型阶段的，则是同一个线索，即在复杂的政情社情下，寻找或者说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媒体基础。转型是在碎片化的公共生活之上，创造一个不死的平台。

媒体人如何自我定位

这么多年的媒体人转型传达了一个清晰的印记，那就是：转型本身并不只是简单地调换岗位，从纸媒到网站，或者从创作到创业，它还包含了媒体人如何自我定位。这种定位经常摇摆，是要做宣传战线的螺丝钉，还是做公共生活的倡导者？是要听从号令，还是独立思考？

当媒体只是体现为纸媒与网媒的平等角力时，转型的定位焦虑主要来自于对技术的渴望。一旦网媒势力盖过纸媒，甚至网媒内部也在BAT时代陷入分化状态，媒体人转型就要应付外界压力与自我实现的双重挤压。而当媒体的传统格局被社交媒体冲破，转型的方向上前无古人。

纵览这么多年的媒体人转型，他们的身段越放越低。对外部环境而言，从一开始用言论力量加以正面冲撞，开始转为借助产业力量去侧面融通；对读者或用户来说，已经将“同路人”的关系定位，调整为需求供应的上下游。

显然，这种转型会折磨媒体人的理想与情怀，因为转型迫使他们精细地调整对政治及社会情态的现实认知。因为媒体领域早已是“意识形态办报（办刊办网）”的天下’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转型，一两个桀骜不驯的媒体人，会发现自己“尘埃遍身”。

即使是在内容创业这个转型板块，媒体人也受到苛责：你们的内容即使满足了用户的阅读需求，但长此以往，现实在哪里？意义在哪里？媒体人转型是为了化解压力，可是这种化解的办法却跌入了“陷阱”，无非是换种方式去宣传。

为了抵御这种指摘，某些媒体人转型前就宣布：我们是生意人，不是新闻人了。言下之意，新闻人是需要讲“立言代言”之责，生意人无非是做成交易。这种在转型伊始就撇清道德压力的做法，在整个转型群体中较为普遍――即使对此有不舍，无非是说“我们换种方式战斗”。

这也是媒体人转型中尚未被充分关注的，那就是灵魂是否被丢弃的问题。这涉及到转型的代价评估，一方面是新的媒体基础设施在挣脱外界压力的阴影，另一方面则是这些造就的新局面将关于真相的媒体职责遮蔽起来。转型成果不可谓稀少，但精神层面的代价亦是昭著。

舆论场地随技术转移

当在转型不同阶段的媒体人倾诉苦闷与彷徨的时候，也要看到冲突不只是发生在他们的选择之间，转型中的媒体格局也影响到公共生活的品质及形态。人们得换一种方式来讨论公共议题，这时候出现的短缺需要更艰难的适应，关键是人们无法讨价还价。

被转型媒体人所舍弃的传统媒体，已然成了意识形态化的领地，而且它以各种途径周密地向社交媒体渲染影响力。媒体人转型使内容传播渠道多样化，但转型之后读者是否认可仍是一个问题。

从公众的角度看，媒体转型的后果之一是部分读者对官方媒体丧失信任。媒体人转型预示着旧有媒体阵营丧失了意义，公众也开始随着技术更新转移舆论场地，类似于现代科技下的“逐草而居”。

信任与规模不是一回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媒体盘子做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反而可能下降。公共生活从旧有媒体中出来，民众发现自己可以依赖的那些公共媒体人转轨而去，他们不得不自己承担起“公共生活”的建造者，将其建基在流变不居的舆论基础上。

也要看到一点，转型后的媒体人，无论是集结在新平台，还是在做创业，都开始以崭新的方式与原先的读者（用户）产生勾连，哪怕是以商品消费的需求造成社群网络，其引动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早前他们一起构造的公共生活。生活变形记：人散开，人到底还在。

公共生活的新起点

媒体人借助转型来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花式焊接法在社会体系上固定其价值观，尽管在转型人数上属于小规模试验，但也为新闻行业做出气质上的标杆。转型之后，他们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能去往何处？

以舆论调控的角度来看，大陆舆论场呈现官媒声音与民众声音的分立，要弥合裂痕，只有前者向后者屈就。这种劝进式的观点是要告诉官方舆论：你放低姿态，也是为了长治久安。可在今天，这种两分法不合时宜，公共生活与体制舆论暴露出某种脱节。

即使无法正面辩驳，但公共生活可以借古喻今，不少做内容创业的媒体人转型项目供应更具个人化的阅读经历，即使是以写稿推销商品的文案，也能表达其主张。尽管信息生产的供应不能悉数提供真相，但信息消费端能够竭尽所能地（甚至使用段子）保持张力。

媒体人眼中的转型道路充满不确定，但只要保持媒体基本盘的流动，就可以在转型过程中寻找新的愿景和模式。这种扩大了外延与内涵的媒体定义，让媒体的公共价值不断获得载体，孤独的用户得以重新联接，这就是大陆公共生活的消费侧改革。

媒体人转型也将媒体从特定的传播介质，逐渐提升至新文化的状态。我们知道，媒体可以被掌控，然而全球化的互联网创业，促进技术新文化变成社会大众可以共享链接的媒体景观。进一步说，媒体人转型的个人因素多样，其中不无悲观或孤愤，认为在旧格局中事不可为。然而转型之依托的技术变革，在它的一部分被驯服之后，剩余部分依旧带来一种永远向前的尝试，并最终将无意识变成对公共生活的积极意识。

长久以来，我们一度以“就事论事”的策略，来安慰公共生活中的缺失，但媒体人转型的种种成例，不仅让这些跋涉之人，也让大众学会寻找新的起点，尤其是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出发，去理解远方、建构未来。转型到底不是与世界讨价还价，而是迫使自己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