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

摘要：敦煌悬泉汉简中，有不少涉及西域使者的简文。由简文可以发现当时西域各政权中的各个阶层都曾派遣使者到内地。西域使者派遣的主体多样性特点，证明了汉朝对西域实行的民族政策赢得了西域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关系是密切、深入和友好的，西域与内地的交往是积极的主动的。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交流程度的加深。西域各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悬泉汉简；使者；西域；西汉

中图分类号：K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22—06

作者简介：刘春雨，男，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郑州450011）。

在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中，作为双方关系联络者的使者，为汉朝内地和西域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我们对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略知一二，而对于西域各国派往汉廷使者的情况，知之不多。可喜的是，近年来公布的悬泉汉简中①，有不少西域各国使者的简文，加深了我们对西域各国派遣使者、以及西域和汉朝内地友好情况的了解。下面就结合相关简文，对西域各国使者的情况做一分类探讨。

一、西域国王的使者

《后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②《汉书·西域传》：“最凡国五十。”③西域各国的国王，经常派遣使者到汉朝来。悬泉汉简记述如下：

1.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六匹，阳赐记（A）（I0309③：20）

2.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二十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阁（Ⅱ90DXT0213③：6A）

3.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I0309③：97）

4.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贵人一人、男一人，自来龟兹王使者二人，三人凡八人。（I91DXT0309③：98）

这4枚简明确提到乌孙、莎车、康居、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渠勒、精绝、扜弥、龟兹等国的国王派遣使者到汉朝来的情况，《汉书》《史记》等文献也对此多有反映。如乌孙，《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乌孙“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④《汉书·张骞传》亦载：“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⑤又如莎车，《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⑥第1号简“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应该就是宣帝时乌孙、莎车关系友好的见证。又如康居，早在汉武帝即位时已为汉廷所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⑦《汉书·董仲舒传》载：“夜郎、康居，殊方万里。”⑧相如告巴蜀民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4），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说明此时康居就与汉朝有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曾与康居联系。然史书中康居与汉朝通使的记载，只有汉成帝时期一次。《汉书·西域传》载：“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⑨但从第2号简可以看出，早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康居与汉朝就友好交往了。其中，第一简明确记载甘露二年正月康居王遣使贡献，其中康居王派遣有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若干人，献给汉朝的礼物有9匹马⑩、31头驴、25匹骆驼、一头牛。正月戊申（第十八日），康居使者入玉门关，正月庚戌（第二十日），敦煌郡给酒泉郡发公文，通报此事，要其做好接待工作。再如大宛，《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汉书·张骞传》载：“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虽然武帝时期发生了李广利征伐大宛反叛势力之事，但此后，大宛与汉的关系是友好的。《汉书·冯奉世传》载：“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汉书·西域传》载宛王蝉封时：“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再如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但史书中大月氏与汉通使的记载很少，第3号简明确记载大月氏、大宛等国的国王派遣使者到汉朝来，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悬泉汉简中，还有一枚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汉朝贡献狮子，汉朝派遣少府属吏钩盾使者前往迎接的汉简：

5.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

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

以食使者弋君（Ⅱ90DXT0214S：55）

简文中的“折垣”国，史书中没有记载，是我们过去所不知晓的一个国家。这枚汉简是我们见到的较早的西域国家向汉廷贡献狮子的记载，极为珍贵。

除了明确记载国王派遣使者的简文外，下面几枚汉简，尽管没有提到国王，但从文意推测，也应是国王所派的使者：

6.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Ⅱ0214①：126）

7.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侯陵奉献，诣以……（A）乐哉县（悬）泉治。（B）（Ⅱ0114④：57）

8.以给都吏董卿所送罽宾使者（Ⅱ90DXT0213②：37）

9.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竝√叶贺所送莎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

10.遮要苐一传车为乌弋山离使者（Ⅱ90DXT0115②：95）

6—10号汉简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罽宾、祭越、乌弋山离三国。《汉书·西域传》关于罽宾的记载如下：“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悬度，绝而不通。”又《汉书·西域传》载，到成帝时，罽宾又遣使通汉，但汉王朝还是拒绝了罽宾的请求，不再通使。但“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从简文看，罽宾和汉朝尽管来往次数少，但还是在不断交往的。第9简中的祭越国，史书未见记载。郝树声、张德芳先生说“祭越”：“当为一西域国家的名字，过去未曾见过，究属何地，尚难确知，但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乌弋山离国的资料也很珍贵。《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绝远，汉使希至。”郝树声、张德芳先生说：“此简是乌弋山离使者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仅此一条，至为珍贵，说明乌弋山离和汉王朝虽然相隔很远，但也有贡使往来。”《汉书·西域传》载：“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郝树声、张德芳先生指出：“悬泉汉简中没有发现对安息的记载，除安息外，如前所列，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国与汉朝交往的资料都有发现。”

悬泉汉简中除了西域各国国王的正使之外，还有不少副使的记载：

11.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自来鄯善王副使姑彘、山（国）王副使鸟不腞，奉献诣行在所，为驾一乘传。敦煌长史充国行太守事、丞晏谓敦煌，为驾，当舍传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西。（Ⅱ90DXT0214②：78）

12.以食守属孟敞送自来鄯善王副使者卢匿等，再食，西。（I0116②：15）

13.大月禹一食，西。送大月氏副使者（87—89DXC：39）

14.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Ⅱ90DXT114③：273）

15.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太守こ属汉刚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使……匹牛，こ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V92DXT1310③：162）

西域各国国王派遣副使到汉朝来，反映了西域各国与汉朝交往中层次的多样性。

悬泉汉简中还记载了西域各国使者与副使一起出使的情况：

16.二月甲午以食质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车使者二人，扜阗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绝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弥使者一人

乙未，食渠勒副使一人，扜阗副使二人，贵人三人，拘弥副使一人，贵人一人，莎车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精绝副使一人

乙未，以食踈勒副使者一人，贵（人）三人。凡卅四人。（Ⅱ90DXT0213③：122）

16号汉简所记的西域南道诸国的国家多达9个，使者及随从的质子、贵人等人数达34人，说明这些西域国家与汉朝的关系非常友好。

宣帝甘露年间，乌孙国发生内乱。西汉政府在平息内乱后，把乌孙国分立为大、小昆弥两部。此后一直到王莽末年，大、小昆弥与汉朝遣使通好，不曾中断。《汉书·西域传》载：“哀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始建国五年：“是岁，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出土的悬泉汉简中有乌孙大、小昆弥分别遣使汉朝的记载：

17.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Ⅴ1611③：118）

18.出粟三石，马十匹，送大昆弥使者，都吏张掾。阳朔四年二月戊申，县（悬）泉啬夫定付遮要厩佐常。（Ⅴ1812②：58）

19.乌孙小昆弥使者知适等三人，人一食，食四升。（Ⅴ1509②：4）

20、出粟六升，以食守属高博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再食，东。（Ⅰ0110②：33）

17—20号简提到乌孙大、小昆弥使者不断出使汉朝，充分反映了西汉后期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二、康居、大月氏属国的使者

悬泉汉简中，除了西域各国国王派遣的使者、副使之外，康居、大月氏等国的藩属国也单独派遣使者。其中《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及其所属的苏薤王遣使贡献的情况，简文如下：

21.康居王使者杨佰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第877简）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归官，太守与杨佰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佰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直不得（第878简）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佰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佰刀（第879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第880简）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谓侍郎：当移敦煌太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第881简）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长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佰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第882简）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第883简）（Ⅱ90DXT0216②：877～883）

简文中的“苏薤王”，是康居所属的五小王之一。《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张德芳先生认为《康居王使者册》“生动地记述了康居王及其下属小王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来中国贡献的艰难情形。”同时张先生也指出：“从简文看，苏薤王虽为康居王下属之小王，但同康居王一起向汉朝派遣使者，说明他们有独立的外交权，隶属关系并不严格。”

除了康居国外，悬泉汉简中还有大月氏的属国双靡翖侯、休密翖侯遣使汉朝的记载：

22.使大月氏副右将军长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上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太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正面）（V92DXT1210③：132）

23.遣守候李送自来大月氏休密翖侯。国贵人弥勒弥……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辛丑，敦煌太守彊、长史乌孙国客皆奉献诣。……三月戊申东。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如律令。（Ⅱ90DXT0216②：702）

《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昌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离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22、23号汉简中的“双靡翖侯”、“休密翖侯”虽然“皆属大月氏”，臣属于大月氏，但仍然可以直接与汉朝保持外交往来。“或许可以说明，大月氏进入大夏后，对旧有的五翖侯的统治还比较松散，隶属关系还不强。”从21—23号汉简可以看出，康居、大月氏虽然是西域的大国，但对其所属的“小王”和“翖侯”的控制有限，还没有形成像汉朝那样的中央集权制政权。

三、王后的使者

悬泉汉简中，西域一些国家的使者是王后派出的。其中解忧公主出嫁到乌孙，经常派使者到汉廷。如《汉书·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言昆弥愿发国精兵击匈奴。”《汉书·西域传》亦载：“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悬泉汉简中就有冯夫人为使者的简文：

24.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Ⅴ1311④：82）

除了嫁到乌孙的解忧公主可以派遣使者外，悬泉汉简中还见到了鄯善王后、踈勒王后、莎车王后遣使的记载：

25.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赐妻使者犬苏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I90DXT0116②：41）

26.出粟四斗以食踈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等十人献事已罢归人再食食四升西（VT1310③：170）

27.神爵二年三月甲戌……

莎车王夫人使者渠代等六人来毕……

以次为驾一乘以载从者六人至不食戊午出……（ⅡT0309③：228）

在25—27号简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5号简中“鄯善王王赐妻”的身份。我们知道，鄯善原名楼兰，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斩楼兰王，立楼兰王的弟弟尉屠耆为王。《汉书·西域传》载：“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张德芳先生说：“来汉朝贡，不仅有国王的使者，而且有王妻的使者。这个王妻，很可能就是汉朝的宫女。这枚汉简虽文字简单，却透露了汉朝与鄯善以宫女和亲后的历史信息。”26、27号简中的踈勒王妻、莎车王夫人的事迹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汉朝的认同与友好。《后汉书·西域传》载：“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由此可见，莎车从西汉到东汉一直“慕乐中国”、“思慕汉家”，与汉友好。27号简中莎车王夫人使者的记载，正是莎车与汉友好的又一例证。

四、王大母、王母、太子、乌孙左大将、

右大将等的使者悬泉汉简中记载西域国王的祖母、母亲也向汉朝派遣使者：

28.耆王大母副使者贪訾王母副

甚副使者陛莎危须王副使者

氏男子番费皆奉献诣

甘露三年三月乙酉朔庚子敦煌长史奉憙

行太守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T0216③：41）

简文中的“耆”，张俊民先生认为“应是西域的焉耆国”，焉耆“王大母”、“王母”，应是焉耆王的祖母、母亲，其中焉耆王祖母副使者的名字叫“贪訾”。《汉书·西域传》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汉宣帝时，车师的太子军宿是焉耆外孙，后立为车师王。《汉书·西域传》载：“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28号简中焉耆王的祖母，是否就是“安乐亲汉”的车师王军宿的外祖母不得而知，但其遣使入汉的举动，的确与军宿亲汉的思想是一致的。

此外，西域一些国家的太子也可以派遣使者：

29.以食守属梁霜送于阗王大子使者未都楗特言事一食东（ⅡT0215③：131）

此简记载了于阗王太子派遣使者未都楗特到汉朝来的情况。除了太子外，悬泉汉简还记载了乌孙的左大将、右大将等派遣使者的情况：

30.鸿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属单彭，送自来乌孙大昆弥副使者薄游、左大将掾使敞单，皆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凡二人。三月武寅东。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六月，以次为驾，如律令。（Ⅱ0214②：385）

31.乌孙右大将副使多巾鞬、王孙……（Ⅴ1311③：28）

32.，副使，危须副使允涂

右大将副使屈戒，姑墨副使少卿，乌垒使者驹多

左都尉副使胡奴殊，贵人子巫子，侍子贵人屋贝卿

贵人蒲籍

左大将使者妻跗力左大将副使目赤（Ⅴ1410③：57A）

张俊民认为30号简：“时间是鸿嘉三年，敦煌太守守属单彭护送乌孙国的使者到长安，使者有二：一是乌孙大昆弥的使者名薄游，一个是乌孙左大将的使者名敞单。”《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官制：“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30—32号简中记载乌孙向汉朝派遣使者的官员有：左大将、右大将。其中32号简中“左都尉”，应为乌孙国的“左都尉”。因为尽管《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都尉”只有一人，似乎也不排除在某个时期设置左、右都尉的可能。果如此，则乌孙的“左都尉”也有独立派遣使者的权力。有意思的是，乌孙右大将的夫人也有权派使者：

33.……右大将夫人使者穷五用帛……（87—89DXC：26）

这里的“右大将夫人”应是指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嫽，即冯夫人。《汉书·西域传》载冯嫽：“为乌孙右大将妻。”在乌孙发生内乱时“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可以说，冯夫人在稳定乌孙的政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杰出的女外交家。正因为冯夫人的地位重要，因此她也拥有独自派遣使者的权力。

五、使者派遣主体多样性的原因

从以上所列的简文可知，西域各国派遣使者的主体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其原因可能与西域各国松散的政治体制有关，更与内地汉朝政府对西域实行友好的“羁縻”政策有直接关系。《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以乌孙国为例，该国就经历了张骞通西域时的“国分为三，大总羁属昆莫”，到宣帝甘露年间国家分裂为大、小昆弥两部的情况。正是这种松散的政体，造成了一国之内的不同势力派别都有很大的独立权，有自己的外交权，可以与汉朝直接交往。而做为汉政府来讲，一方面承认西域各国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政治状况对西域各国实行羁縻政策。《汉书·西域传》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可见汉朝对西域各国采取“无取于彼”的政策，即不掠夺其资源财富，赢得了西域各地方政权的支持和拥戴，于是“咸乐内属”纷纷主动归附。光武帝的“因时之宜，羁縻不绝”政策，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西汉的做法。

此外，西域各国的官吏都佩汉朝印绶。《汉书·西域传》：“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这些佩汉印绶的贵族，可能汉朝也赋予他们一定的派遣使者的权力。如31—33简中派遣使者的乌孙左大将、右大将、左都尉都，可能就属于此种情况。这是西域各国归附汉朝的有力证明。

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绿洲国家，这些国家仰慕汉朝的文化与制度，各国国王、各级贵族，凡有条件者，皆纷纷遣使内属。这种西域使者派遣主体多样性的特点，既是西域与汉朝友好的象征，又是汉朝文化深入西域人心、得到西域各个阶层认可的表现。

当然，西域各国的使者，除了在政治上与汉朝进行友好交往外，不少还以“奉献”为名，进行贸易。《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奉献者皆行贾，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后汉书·西域传》还有：“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记载，上引简文中有“奉献”、“献橐佗”等的记载，可能是借使者知名，行贸易之实。

敦煌悬泉汉简关于西域使者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早在汉代，西域各族人民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与内地交往。西域各国使者派遣主体的多样性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关系是密切、深入和友好的。汉朝对西域各国采取“无取于彼”的政策，赢得了西域各地方政权的支持和拥戴，纷纷主动归附。从“咸乐内属”四个字来看，西域各部族与内地的交往是积极而主动的，纷纷内属是西域各族人民出于自身最根本利益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因此，可以说西域各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本文依据的悬泉汉简的资料，主要来自：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②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2923、2931页。③④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3902、3928、3907、3910、3905、3907、3917—3918、3922、3924、3901、3907、3907、3930、3930、3928页。⑤班固：《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2、2696页。⑥⑨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7、3892、3895、3884—3886、3887、3888—3889、3894、3890—3891、3878、3886页。⑦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044页。⑧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1页。⑩张德芳先生《考论》认为第三行“九匹”前可能缺一“马”字，此说可从。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161页。康居与汉朝关系的论述，参见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8、3160页。班固：《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294页。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但罗帅推断，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见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但本文的第10简有“乌弋山离”的明确记载，故罗帅的推断还值得商榷。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罗帅推测，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见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9、210、199、198、203页。班固：《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33页。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43页。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