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本刊顾问曾彦修先生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李锐、何方、杜导正等人对曾彦修的追思文章。

曾彦修，四川宜宾人，笔名严秀，当代思想家、杂文大家、著名出版家、《炎黄春秋》顾问。1919年生人，1938年入党，先后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9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总编辑，1954年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78年出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一盏明灯与50万座地堡》《微觉此生未整人》《平生六记》等著作。2000年出任《炎黄春秋》杂志特邀编委，后为《炎黄春秋》杂志顾问（参加社委会）。2015年3月4日凌晨，曾彦修先生因肺炎遽然逝世，享年96岁。

3月5日，《炎黄春秋》编辑部鸦雀无声。编辑部同人在社长杜导正的倡导下，向杂志社顾问曾彦修默哀，痛惜和沉思弥漫在小小的编辑部里。

3月9日杜明明代表杂志社前往协和医院参加了曾彦修的遗体告别。

长女周小燕、儿子曾小平肃立于父亲身旁，周枚也从澳大利亚远道奔丧。他们恸哭失去一位好父亲。曾彦修生前好友于光远的女儿于小冬也来了，他拼了命保护过的戴文葆的儿子来了，他们哀悼失去一生总是用生命护佑他人的高贵者。没有鲜花没有横幅没有哀乐，空空荡荡的大厅却盛满了哀恸，这哀恸几乎让人承受不了了。

周小燕哭着念给父亲一封信，是当年她为了给父亲落实应有的医疗和住房待遇偷偷写给有关领导的。但是曾老却为此斥责女儿毁了他一生的清誉，一直不愿意原谅她。女儿哭诉说：“当时，我只是把信给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商量，并没有非份要求。父亲，您一定要原谅我啊。那不过是您应该享有的待遇啊！您一生都是宽厚待人，亏待自己啊！……”他们全家子女和亲戚都跪别了他，人们泣不成声。

3月10日，本刊社长杜导正等人前往曾彦修家里悼念。家里所设的灵堂，摆满了从总书记到各界人士所送的花圈。

他是讲究做人的

李锐

我认为，曾彦修是对党，尤其是对党在1949年后执政治国问题上觉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是讲究做人的，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人，当做人与做党员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做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值得敬仰和学习。

我跟曾彦修是同时代的人，我比他长两岁。我们同在延安待了六七年，最初我和他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他与田家英是同乡，当时他们都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知道我的经历。1952年后，他调到，我改行搞工业，不在一起了，但常常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他的情况。

我们的经历比较相似。他的问题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后，成了全国知名的大。我反对批判胡风集团，反对反右运动，后来成为开除我党籍的10条罪状中的前两条。我在工作单位就没有打几个，我对反右是很反感的。田家英告诉我，反前，他给曾彦修打过电话，要曾注意说话的分寸。他还去过曾家特意当面提醒过他。说来可笑，曾彦修成为的主要原因竟然是杜甫一首诗中的两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荒唐啊！

在四清时，他已经被下放在工厂工作。四清运动开始，他对30多个被认定有问题而且自己也承认了的人，反复调研之后，亲笔为每个人写下厚厚的证明材料，他认为：“我这一生真正谈的上是做了一件事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怀疑的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年前，当我看完曾彦修赠的《平生六记》，6次经历的政治运动，他是怎么对付这些运动的。十分感动，我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夹在书里，今天翻出来读给你听：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这是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引起了我的思考后有感而发，这也是我对整个20世纪世界和中国政治走向的思考。人类的进步是靠搞改良和改革，绝对不是暴力。（改良和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胡适是提倡改良的，时曾遭到大批判，认为改良是反革命，资本主义搞的是改良，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暴力革命引来的必然是暴政，只有民主体制下的改革，才能真正让社会走向进步，人民享有幸福。

曾彦修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说鲁迅就是讲怎样做人，鲁迅前半生的文章最好。他非常赞成鲁迅说的必须先做人再做学问。92岁高龄时，竟以一身之力编辑了《鲁迅嘉言录》一书，根本的动力在于责任感。他说鲁迅曾经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却觉得我们也未必不可以呼喊：救救鲁迅！”他呼吁要把鲁迅“从神坛与框框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比较自由地来研究他。鲁迅是骂不倒的，但却可能会被一味的、片面的、不当的歌颂所孤立、所淹没。天下事没有例外：凡不能批判的人，都不可能是伟大的，因为说明他经不起批判。”

曾彦修认为，鲁迅最大的功劳在于他是一个空前的启蒙家、思想家，他最大的功绩是在中国发现了一个“人”字。他一生最根本的目标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鲁迅一生追求的是中国的富强、现代化和民主化。他呼吁大家一定要读鲁迅，研究鲁迅。

陆定一78岁时，用毛笔抄写了于谦的一首诗赠曾彦修。这首《石灰吟》借写石灰来抒发诗人的志向，陆定一用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曾彦修的一种敬佩：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史为鉴，能知兴替；以人为鉴，能知得失。他参与《炎黄春秋》社委会工作，非常敬业，令人难忘。

高尚高贵写春秋

杜导正

曾彦修，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出版业领军人物之一。20多年来他所以是《炎黄春秋》的中流砥柱之一，在于他对历史求真求实的坚定性，在于他高贵品格的感召力。他的一生，处处体现着对人的关爱，闪耀着高贵的珍重他人生命和名誉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经历了六次“非人”的政治斗争，但是每次他都勇敢地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他人。他身体力行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高贵的仁慈的人；他永远是杂志社同人的楷模；是我们《炎黄春秋》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彦修是党内觉悟得早的老党员，他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反右运动时就觉悟了，他属于早年的老党员，跟李锐一样。

我觉悟比较晚，我是中共抱大的晋察冀娃娃党员，13岁入党。直到1959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即庐山会议后才第一次有点觉悟，到了才有第二次觉悟，到了1989年风波才第三次觉悟。

第一次见到曾彦修是90年代在我住的大院内――陶铸夫人曾志家。曾志让我找了几个老记一起研究《陶铸传》。曾志请了他，尽管早年他挨过陶铸的整。

2000年，他成为《炎黄春秋》特邀编委之一。风里来雨里去，随叫随到。《炎黄春秋》经历了10多次风波，每一次总有他瘦削的肩膀、明晃晃的眼睛。他语言从不激烈，很温和，他的话经常让大家冷静。他的态度跟杜润生、任仲夷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要换位思考，希望理智地去解决复杂的问题。

我早就知道他把自己划成一事，但他总是英雄不提当年勇。一次被我女儿问急了，他微微一笑：说，简单了，名额不够，把自己加上去喽。一直到他的《平生六记》出版之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冒了怎样大的风险，他之所以把自己划为，是为了解脱人民出版社的其他领导不被一锅端。

反右那会儿，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当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杜不抓，因为他自己就是！”我违心按上边规定划了4个。跟他相比，多么巨大的差别。尽管后来我亲自登门向受害人致歉，但在我良心上一直是不能原谅自己而终身内疚悔恨的。

今年2月17日，听说曾彦修肺炎住院了，我赶到协和医院帅府519病房，他戴了氧气面罩，不能说话，但眼睛还炯炯有神，头脑很清楚。他与我几次紧紧握手，许久不肯放开。10天后，他突然呼吸衰竭，我赶到了医院，可是因为刚刚抢救过来，不准任何人探视。我在他秘书马立国协助下闯进医院，见到了他。只见他面色尚好，戴着氧气面罩，眼睛还很明亮，头脑依旧清晰。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忍松开，我们两人眼睛都湿润了。他知道，我的到来，是代表了杂志社，代表了杂志上百万读者啊。这里面的分量，我们彼此的心里一清二楚。

他念念不忘杂志，惦记着他上月为我们赶写的一篇鲁迅研究的长文。他知道这文章《炎黄春秋》第4期刊登，他很惦念，他说他大概是看不到了，真遗憾啊。

临别，我向他深深鞠了几个躬。当时看他的精神状态，以为他还可以坚持一阵子的。谁知，这竟是永诀。他把遗体全部捐献给了医院，自己连骨灰都没有。这需要怎样的远离世俗和无畏！

他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眼前：2008年，我们八九个人在李锐家，为了给用4万亿元投资来应对金融风暴的“大手笔”提意见，我们提醒中央：弄得不好这4万亿将会被贪污分子分掉。于是上书中央要严格监督，他马上签了名。

去年9月《炎黄春秋》遇到的风波中，我们6个90岁以上的老党员给最高领导人上书，他也是挽起袖子第一个签名。

就在不久前，他还来杂志社议事，希望为杂志社度过困难出主意想办法。在《炎黄春秋》的多事之秋，他不顾病痛缠身，以他瘦削的肩膀担起了《炎黄春秋》杂志顾问的重担并参加社委会，参与社里重大问题的决策。

当年曾彦修因下放，妻离子散，境遇悲惨。可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在四清中他再次拼了命挽救了30个被“定罪”的反革命、特务、反动资本家。我女儿曾问过他，您是在延安挨过整的，难道不知道不跟着党走很可能万劫不复吗？他说，当时的环境你没有选择，我选择了良心。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有例外，唯独一件事没有例外，这就是良心。诚哉斯言，壮哉斯言！

我想，追求良知和求实，这正是《炎黄春秋》的追求，也是我们杂志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一直被读者爱戴，被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庇护的原因所在。

我们永远怀念您，曾彦修先生！

沉痛悼念曾彦修同志

何方

挚友曾彦修同志病危并终告不治，我很悲痛。2月27日我写过一张字条向他告别：“在平生好友曾彦修同志已处于弥留之际，我不能前去话别、送终，感到万分悲痛，只好从病榻上爬起，写下一些话。我和曾老交好多年，可说是情投意合。他崇高的思想和纯洁的人品，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在长期交往中，他从来都是坦诚相见，没有丝毫的虚假和应酬。在我看来，曾彦修同志早就是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曾彦修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更加值得人们珍视和传承，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一代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和思想家曾彦修永垂不朽！在此诀别之际，我相信彦修老友在离开人世进入极乐世界的彼岸时一定能够一路走好，保持他特有的平静和安详，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走去。作为长期追随他的学弟，我最后向他致以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存。小弟何方泣血再拜。”他的秘书小马当天就念给他听了，他说了声：“谢谢！”

彦修同志是我一生中一位难得的知己加诤友。我们的深交始于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隆重举行追悼会为昭雪，我们二人被指定参加起草悼词工作。指定我们两人，是因为彦修同志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过的学生，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又受他领导并随他赴晋西北进行过农村调查。我是1949年在辽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被看中，1950年跟他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助手，直到1959年他被打倒。1979年11月，在同志倡导下，中央决定成立文集编辑领导小组，并指定我们两人为小组成员并负责处理有关后的一切宣传和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这项工作持续至今，我们合作了30多年，彦修同志做了重要贡献。一年多前《200位老人回忆》一书的出版，他就起到关键性作用。

不过，我和彦修同志的深交，并未限于研究和纪念。我们更多是就一些理论和中共党史问题交换意见。1999年我改行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写出《党史笔记》一书。成书前，每写完一章都必送请彦修同志审阅修改，他几乎每篇都有回应，有的章节还引发他的长篇议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他给同一章提的意见，竟抄改3次，一寄再寄。

说我们是诤友，是因为我们交换意见时彼此毫不客气。为起草悼词，两人刚刚结识，我不揣冒昧，对他原先起草的部分拿起笔来就改。对我这种不讲礼貌的鲁莽行为，他不仅毫不见怪，反而连说改得好。这也是他后来对我做出过高评价（我不敢承受）的原因。我们之间一直是直话直说。他撰写《天堂往事略》时，曾分篇寄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偌大年纪还下那么大的功夫，包括硬啃维辛斯基的法学著作实在佩服，但对他把书名定为《白头宫女话长安》自比“白头宫女”，感到实在不妥，坚持提了3次，请他换一个。他舍不得改，直到最后关头才改。他给我写的东西提意见，则是通篇就像给中学生批改作文那样：具体到这词或那句“删”“加”“改”。

彦修同志多年来一笔一画地写给我的信札，数量相当可观，反映了他对我的深厚情谊，更是他深刻而犀利见解的珍贵记录。

永远的曾彦修

张惠卿

我和曾彦修相识60多年，在他两次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始终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和领导人。

他是1954年4月从广东调来担任人民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的。他一到任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当时全国都在学苏联，我社除出版马列著作、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外，大量出版的都是苏联的书。甚至把苏联大百科全书当宝贝，而本国的学术著作却出得极少。在他和社里其他领导的主持下，首先减少和停出了一批苏联书籍，同时广泛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又重印一些有价值的旧著，改变了出书面貌。在当时紧跟苏联“一边倒”的大形势下，他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

曾彦修组织专人调查了解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列出了5000种书，编印成一本备查的目录，准备陆续选译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出版。遗憾的是他很快被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打倒，出书计划随之中断。

曾彦修被重新请回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主持工作，是1979年8月。次年，在他的倡议和于光远、陈翰伯、王惠德的支持下，发动全国25家出版社一起，根据选定的书目，出版了一批国外有影响的政治学术著作，定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谁知到了1984年年初，全国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胡乔木把这套书作为自由化倾向的实例，予以严厉批评。

针对胡的批评，曾彦修写了近3万字的《申诉书》，对胡乔木做了有理有据的反驳，有些语言相当尖锐。他把《申诉书》寄给了胡乔木本人，也寄给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听说胡乔木看了以后，基本接受了曾彦修的意见，给社里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但这封信没有正式发下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曾彦修说：《申诉书》我花的力量很大，将近3万字。认错，不可能，因为事情是你搞错了。难道我也跟着说，布哈林等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应该杀，杀得很对？不可能。我是被逼上了梁山，除此别无他法！曾彦修永远是曾彦修。

他的名字将成为一种象征

杜高

曾彦修先生崇高的政治人格将成为一种象征，永远留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酷年代里，勇敢地牺牲自己，无私地救助无辜者，就像希腊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一样，他是一位现代的悲剧英雄。在他的身上闪亮着一种人性的美，体现着一种高洁的道德精神。所以他将不朽。

曾先生是公认的当代杂文大家，成就是杰出的。除此之外，他还是最早研究苏联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学者之一。还在延安，当人们都在专心研读《联共（布）党史》的年代，他就广泛收集有关苏联政治生活的资料，关注苏联的动态，几十年不间断。他不懂俄语，但奇迹般地成为苏联政治体制和苏联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专家。当人们还沉迷于“苏联天堂”的梦幻中时，他却已经看到了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预见了“天堂”的垮塌。他写了许多篇精辟的杂文，先是收集在《半杯水集》（200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里，后来又集中编印了《天堂往事略》上下两册。他对《莫洛托夫访谈录》的研究和批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摆脱苏联模式更有现实意义。

曾老是崇敬鲁迅的。当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否定鲁迅的浪潮，他呼吁继承鲁迅精神。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精心编录的《鲁迅嘉言录》一书。他认为“国民性的改造”是鲁迅前期思想的精华，是今人研究和学习鲁迅的最重要的课题。

今年1月4日，我最后一次看望曾老时，他很有兴趣地向我询问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他说从报刊上读了一些文章，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曾老说，这段话很好，很重要，如果他真是这么讲的，这就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当时就感到，曾老对中国文艺的命运，比许多文艺工作者思考得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