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论文-汶川抗震救灾中的责任政府

汶川抗震救灾中的责任政府

20__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地震。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灾害，党中央、国务院沉着应对，果断指挥，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抗震救灾斗争，谱写了一曲举国奋起、共克时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壮歌。这个必将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其深刻影响要经过一个沉淀期才能看得更清。但有一点已被举世公认：中国在大灾大难中的出色表现，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危难之际的挺身而出，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民众可以信赖的责任政府。

一、权责统一是责任政府基本特征

责任政府的实践来自责任行政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强调行政主体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如果一个政府只享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久而久之，不仅权力会失效，政府也会失去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缅甸政府在应对风暴灾害的过程中饱受非议的道理。

“责、权、利”的统一虽然不是新话题，但现实中责任却被长期虚置。都说“争权夺利”，没有说“争权夺责”的。其实，权力不仅能在利益诱惑中异化，也能在责任激励中优化。英国思想家斯图亚特·密尔甚至认为：“如果能够将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就可以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于是，责任行政理念应运而生，推动“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新热点。

遗憾的是，在《公共管理学》教科书上，还找不到一个部级政府成功实践责任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所以，中国政府在汶川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举世瞩目。

5月24日到四川汶川映秀镇慰问灾情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说：“中国领导人在抗震救灾中展现了超凡的领导能力。”

5月27日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郑永年撰文指出：“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动员巨大的赈灾力量，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社会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让人们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凝聚力。”

《纽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文扬5月28日撰文说：“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府紧急应对灾害能力的严峻考验，对于一个问责制政府来说，考验的是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他们赢得了这种考验，说明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中国体制同样具有合法性。西方民主只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中国的情况也许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契机。”

在新中国走过的近60个年头里，国际舆论从来没有如此高调和一致地称赞中国。可以说，这里面有由衷的敬佩，更有下意识的震惊：一个在西方传统观念中高度集权的政府，怎么能在国家面临重大灾难的危急时刻成功地展示出责任政府的本色？

这种震惊不仅源自西方传统观念的偏颇，也在于他们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乏认识。

先说偏颇。西方民主长期致力于防范利益诱惑导致权力异化。美国总统布什曾不无自豪地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但这位笼子里的总统，还是在子虚乌有的借口下把伊拉克人害得不轻。事实证明，单靠外部的“篱笆”并不能终结权力问题。即使单讲防范，也有一道来自掌权者内部的防线，就是责任。责任不仅可以通过自律来弥补掌权者对制度的铤而走险，而且可以从正面提高权力的运行效率，使责任化的权力发挥更大的效能。这可以说是一个长期困扰西方民主的难题。

再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我们在外部机制上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办法，但对其适用的部分一直在学习吸收。只是这种学习、吸收是在坚持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推进责任行政、构建责任政府一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当年人们对首例“民告官”事件充满好奇，反应了责任政府建设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后来兴起的“问责风暴”，使官员和民众都认识到，权力的另一面是责任，不尽责理当丢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汶川抗震救灾主要从正面诠释了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人们通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看到了他们肩头的责任，真切感受到他们忠于这份责任给民众带来的好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责任感不仅是传统优势，也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一直致力完善的体制优势。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关键时刻它还是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信心。

二、以人为本是责任政府的根本宗旨

责任政府与“权力政府”的根本分野不在于有没有责任，而在于如何对待责任。现代国家的问责制度虽然已经比较完善，还是不能避免一些政治家选举一结束就忘了选民，进而导致责任的变质。

公共权力属于人民，受人民委托代行公共权力的政府，其责任指向只能是人民。就是说，责任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必须统一于人民。如果违背人民意愿，权力的合法性就会丧失，最近韩国政府面临的牛肉危机就有这方面教训。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我国的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

但在日常行政中这一宗旨往往容易漂移，这是因为政府责任包含很多具体内容，政府工作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责任冲突。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人角色，包括了复杂的责任内容，包括公民、法律、政党、上级、良心等。当这些不同的方面对行政人员提出不同的要求时，责任的冲突就出现了。一个政府官员如果没有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他就不会真正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即使制度设计再完善，他在履行责任时也不会充满热情，当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甚至会背弃公共利益。所以，责任政府建设既要讲责任制，更要讲责任心。以保证在面对这些责任冲突时能义无反顾地为人民负责。这种责任意识，不仅能够有效防范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能使责任政府变得更加富有效率，为社会和民众带来更大福祉。

紧急情况下责任冲突可能相对较少，但如果没有平时的基础，不可能在危急时刻迅速作出正确抉择。我国政府正是由于平时毫不手软地打击腐败和失职、渎职现象，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根本宗旨，打下了责任政府建设基础，才能在关键时刻赢得考验。单纯将其归于传统的制度优势是不公道的。不要说唐山地震，单就抗击非典的初期不力，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汶川救灾的实践说明我国政府在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根本宗旨方面，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一是充分尊重人民。地震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常委就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向全党、全军、全国各级政府发出了“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的救灾动员令；总理在救灾现场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地抢救受灾群众的生命”；5月19日到21日，国务院决定全国为遇难群众哀悼三天，共和国第一次为罹难的普通民众降下半旗；在全力抢救生者的同时，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为近

万遗体逐一照相、采集dna样本、缝合创口、整容后火化，充分尊重了遇难者尊严……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二是竭诚服务人民。地震发生后，总理不到2小时就赶到灾区，在救灾最前线都江堰坐镇指挥；党中央、国务院迅速调集人民和武警11万官兵，搜救了每个废墟、每个村庄，救出10万被困群众；要求能够生产帐篷的工厂全力生产，不到半个月，90万顶帐篷和20万套活动板房送到灾区；迅速向灾区拨付了700亿救灾专项基金，从全国调集了4.5万医疗防疫人员，确保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电视直播中，全世界都看到了总书记在强烈的余震中依然镇定指挥，并拉着灾民的手说“我们就是人民的勤务员”；都看到了总理一次又一次地亲临随时可能再次坍塌的废墟上和随时可能溃决的堰塞坝上，把个人安危抛在一边……惊心动魄的救灾斗争使干部群众真切感受到“权为民所用、责为民所尽、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是空话套话，而是一个责任政府对人民作出的铮铮承诺。

汶川抗震救灾是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思想和执政能力的大演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观。这就是对眼前负责，对长远负责，对当代负责，对未来负责，归根到底，对人民负责。正是由于政府将“民为贵”变为实际行动，人民才空前团结、守望相助，对政府的信任也达到顶峰。这一切不仅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也更加坚定我国政府进一步执政为民树立了信心。正如总理所说：“经历这场灾难，我们都经受了一次锻炼，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思想也得到了升华，更懂得如何为人民工作。”

三、坦诚透明是责任政府的必然选择

责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不仅需要双方互动，而且要有第三方监督、追究。因此，责任的内容和实施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所以，责任政府必然是政务公开、施政透明的政府，充满坦诚、欢迎监督的政府。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政府的公信力可言。

以前，发生灾难的时候，政府往往压消息。虽然有时的确是出于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不相信人民，把对人民负责变成了对自己负责。十七大以后，这些框框逐渐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被彻底打破。

十七大首次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写入报告，各地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应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正在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这些都反映了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扩大民主中，越来越公开、透明。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央电视台迅速中断正常节目，全天24小时不间断直播救灾的最新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并迅速组织包括境外记者在内的近80名记者赴灾区采访。从地震的第二天起，每天在成都和北京，都有关于抗震救灾的新闻会，向全国和世界通报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目前，有超过3000名中外记者活跃在抗震救灾一线。开放、透明的抗震救灾报道，拉近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显著改变。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真相之所以能战胜谎言，真情之所以能感动世界，源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国务院总理5月24日上午在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的废墟上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被称为史上最悲壮的记者招待会。对此，英《泰晤士报》20__年05月29日的一篇题为《中国总理的坦诚程度让世人吃惊》的报道说：四川强地震后不久，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乘坐军用直升机抵达灾区，飞机降落在狭窄的山谷，总理就在这里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国会永远坚持奉行透明政策。这样的开放程度在中国闻所未闻。

实际上开放的不仅仅是媒体和新闻，还包括国际救援通道的充分开放。许多国家的军队甚至非政府组织都顺利地参加了救援行动。酝酿以久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在救灾中亮相，中断近60年的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也在救灾中被打破，台湾飞机被允许直飞成都双流机场。同时，政府还做到了灾情和隐患公开、救灾指挥公开、救灾行动公开、救灾政策公开、违法违纪事件的处理公开、赈灾资金物资分配公开等等。

汶川抗震救灾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公开，展示了我国政府坦诚、自信、透明、负责的形象。大大增强了政府公信力。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称：“大规模的救灾努力，以及中国政府在应对灾害过程中显现的透明度，赢得了全世界赞赏。”《联合早报》在报道中引用专家的话评论：“在展现政府抗击危机方面的信心，占领信息主导权，争取百姓信任和赢得国际信誉方面，中国政府此次表现令人耳目一新。”

以上论述无意推断中国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府。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在危急时刻能够做到人民至上的责任政府，一定会更加自信，更加得到人民的支持，更加快速地走向完善和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