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姑娘腔”研究回顾与反思

摘　要：山东“姑娘腔”是存在于“戏曲”与“巫傩”两个领域交缘地带的艺术概念。作为一种地方曲调，“姑娘腔”自明末以来曾多次出现在传奇剧本之中。同时，它又是山东巫傩仪式以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其他省份巫傩仪式的重要音乐成分。鉴于山东“姑娘腔”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该论题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目前学界既有研究论著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有关山东“姑娘腔”的研究结论，指出尚存的学术空缺，以及对此课题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姑娘腔；山东姑娘腔；巫娘腔；女儿腔；巫傩仪式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7-0029-03

一、研究回顾

在中国戏曲史上，“姑娘腔”曾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作为一种地方曲调，“姑娘腔”自明末以来曾多次出现在传奇剧本之中。最早明万历年间抄本《钵中莲》传奇中便有[山东姑娘腔]的记载，其后在昆曲《麒麟阁・反牢》和《虹霓关》等剧目中都有“姑娘腔”的使用。除了作为特定腔调穿插运用于昆曲剧本之外，乾隆年间问世的《梁上眼》剧本中还曾出现了“姑娘戏”的说法：“今乃咱家大喜之日，有酒无戏，觉得冷静些。你儿子在山东每日听得都是些‘姑娘戏’，那腔调排场，稀脑子烂熟，待我随口诌几句，带着关目唱一支儿，发爹妈一笑，也算是个‘斑衣戏Z’如何?”再有，乾隆时期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中题为《唱姑娘》的一首写道：“绵驹讴已绝高唐，舞态千迥也断肠。锁呐一声无艳笑，春闲肯负唱‘姑娘’?”题下注：“齐剧也，亦名姑娘腔。”说明至清代中叶，“姑娘腔”已经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引起了北京剧坛的关注。

在中国巫傩文化史上，“姑娘腔”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它是山东巫傩仪式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其他省份巫傩仪式的重要音乐成分。在民间巫觋活动中，“姑娘腔”表演常常手敲狗皮单鼓，演唱《魏九郎过关》的宗教故事，也演《休丁香》、《长生乐》等娱乐性节目。由于民间宗教场合的需要，“姑娘腔”的演唱“多具有浓厚吟诵的风格”。换言之，“姑娘腔”是存在于“戏曲”与“巫傩”两个领域之交缘地带的概念，对它的考证与研究对于探讨戏曲史与巫傩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姑娘腔”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论著成果也已初具规模。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有关该论题的相关成果主要有下述十种之多。为清晰起见，现分“著作类”与“论文类”两种情况，列举、分析如下。

(一)著作类成果，主要有以下六部：

1、周贻白著《中国戏剧小史》：

巫娘腔，昆曲旧本《虹霓关》，又《麒麟阁・反牢》，其中皆有打诨所唱之“姑娘腔”，姑娘腔当即巫娘之音讹。今虽不传其调，但可见其文词实为七字句。

此著作出版于1947年，是笔者所见最早的有关“姑娘腔”的研究文字。文字虽然不多，但是提供了若干有关“姑娘腔”的重要信息。如“姑娘腔”在剧本中的分布情况、打诨逗乐的艺术特征、与“巫娘”音讹之关系以及七字句的唱词特征等。周文对“姑娘腔”的认识引起了其后学界对这一腔调的关注，其结论构成了对“姑娘腔”进一步研究的材料与理论基础。

2、周贻白著《中国戏剧史》(下册)：

梆子、乱弹、琐哪、等腔，虽未载明出处，然足证康熙时已有诸腔杂作之趋势。则以后乾隆间之所谓“花部”，殆已肇端于此。但“巫娘腔”则为他书所不载，昆曲麒麟阁、虹霓关(非皮黄本)，旧有“姑娘腔”。系七字句，为打诨时所唱，似即“巫娘腔”之音转。

此书出版于1953年，书中结论与八年前《中国戏剧小史》没有大的变化。

3、周贻白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根据刘廷玑《在园杂志》所载，证明清初康熙年问，不仅梆子腔和乱弹腔已经出现，同时还有巫娘腔、琐哪腔、腔。巫娘腔似即姑娘腔，李玉的《麒麟阁・反牢》出中及《虹霓关》(昆曲，非今之京剧)中皆有姑娘腔的唱调。或谓今之柳琴戏，亦名周姑子，即为此一唱调之遗音。

上述三本戏曲史(或名戏剧史)著作均为周贻白先生之作，所用的材料依据均系刘廷玑《在园杂志》中“近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且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琐哪腔、腔矣。愈趋愈卑，新奇叠出，终以昆腔为正音”的记载。出版于1979年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较之前两本著作有了新的补充：“今之柳琴戏，亦名周姑子，即为此一唱调之遗音”，首次提到了“姑娘腔”与柳琴戏、周姑子的关系问题，从而引发出“姑娘腔”与现存戏曲关系的议题。

4、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弦索腔”一节：

李调元《剧话》中记载这时的弦索腔说：‘女儿腔，亦名弦索腔，俗名河南调。音似弋阳，而尾声不用人和，以弦索和之，其声悠然以长。’女儿腔，群众也把它叫做姑娘腔、巫娘腔，因为它的唱腔是从姑娘()们所唱的弦索调演变来的。所谓女儿是姑娘的同义语，‘巫娘’即是‘姑娘’的音转。

张文的上述研究是以“女儿腔”为着眼点的，结论认为“女儿腔”、“姑娘腔”、“巫娘腔”三者为同一事物，由此，“姑娘腔”自然成为弦索腔的分支剧种。这也成为戏曲史写作中将“姑娘腔”划归为弦索腔之先河。但是，此段结论在该书1992年的修订版中改写为：

李调元《剧话》中记载这时的弦索腔说：‘女儿腔，亦名弦索腔，俗名河南调。音似弋阳，而尾声不用人和，以弦索和之，其声悠然以长。’李绿荫脱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小说《歧路灯》中，已有‘山东弦子戏’名称的记载。所谓弦子戏，应属于弦索系统。

修订版将“女儿腔，群众也把它叫做姑娘腔、巫娘腔”以及“‘巫娘’是‘姑娘’音转”的结论删略掉了。说明作者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规避了“女儿腔”与“姑娘腔”、“巫娘腔”之间的关系问题，谨慎地不在“女儿腔”和“姑娘腔”、“巫娘腔”之间作简单地联系。

5、任光伟著《辽宁民香的考察与研究》：

民香音乐，就其体制属于曲牌连缀体，其唱腔据烧香师傅祖传的说法，叫作‘唱姑娘’或‘唱单姑’，可见应与历史上流传的姑娘腔有关。曲牌大体有一个联接顺序，在内坛的演唱上，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吟诵风格。

《辽宁民香的考察与研究》是一部关于辽宁民香全面研究的著作。根据任文的研究，辽宁民香的烧香人家是于清初由山东拨民到关东山，因此辽宁民香与山东曾经流行的肘鼓子烧香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任文从民间宗教活动的视角，将“姑娘腔”的研究跨出了山东的地理区域范围，这对进一步考证“姑娘腔”与巫傩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6、廖奔、刘彦君著《中国戏曲发展史》：

其名目见于《钵中莲》传奇。从字面上看，与河南女儿腔接近，两者应该有血缘关系。刘廷玑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成书的《在园杂志》里提到“巫娘腔”，“巫娘”即姑娘。……《钵体莲》传奇里的[姑娘腔]曲牌为七字句，上下对句，唱起来流畅爽快，一泻 而下。

廖文在写作体例上给“山东姑娘腔”以独立标题，隶属“第二章清初四大声腔概貌”之“第一节弦索腔”其下。同时以叙述为主的手法，将戏曲史中“姑娘腔”的既有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呈示，然在结论深度上并无实质性进展。

以上是论著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显而易见，对山东“姑娘腔”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戏曲史研究的视野中。

(二)论文类成果，主要有以下四篇：

1、徐扶明《姑娘腔并非河南调――与张庚、郭汉城同志商榷》，此文主要针对张庚、郭汉城1981年版《中国戏曲通史>的相关结论进行商榷，论述如下：

把女儿腔、姑娘腔、巫娘腔，当作一个戏曲剧种。证据不确。所谓群众说法，也不可靠。据我所知，姑娘腔不是女儿腔，不是弦索腔，不是河南调。……研究历史，应当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来论断，如果一时找不到这方面的历史资料，那就不妨存疑，否则，只靠‘同义语’、‘音转’之类的方法，便很容易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上述山东姑娘腔并非河南女儿腔，就是证明。

徐文的考证否定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女儿腔”与“姑娘腔”是一个剧种的说法。徐文出版于1986年，时间介于《中国戏曲通史》初版与修订版之间，徐文的结论对《中国戏曲通史》此问题的修订，当不无影响。

2、纪根垠《谈[山东姑娘腔]》，文章从[山东姑娘腔]的盛行年代、[姑娘腔]与山东民间歌曲、[姑娘腔]的宗教色彩、“齐剧”[姑娘腔]及山东“姑娘戏”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结论如下：

[山东姑娘腔]本是民间歌曲小调，传播各地，影响扩大。被文人用作传奇作品的插曲，或作为曲牌联缀体音乐结构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曲牌相联，表述戏文内容。同时，民间带宗教色彩、为村民还愿驱邪的巫觋，也唱[姑娘腔]，敲狗皮鼓，演《魏九郎过关》故事，也演《休丁香》、《长生乐》等节目。[姑娘腔]与花鼓秧歌相结合，形成民间小戏剧种。

纪文是一篇有关[山东姑娘腔]的专论，探讨了“姑娘腔”与民间歌曲、与戏曲音乐的关系及其宗教音乐性质，涉及到[山东姑娘腔]的本源、使用、表演内容等一系列问题，是目前有关这一论题最为全面的考证文字。

3、车锡伦《蒲松龄“巫戏”研究》主要观点为：

明末清初，在山东地区‘烧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地方歌舞小戏，其声腔被称作‘山东姑娘腔’、‘巫娘腔’，又被称作‘唱姑娘“姑娘戏’，曾流传到河北、北京等地区，它就是山东地方戏曲剧种柳琴戏、柳腔、茂腔的前身。这种地方歌舞小戏的艺人，同时具有‘巫’的身份，在农村中一直从事‘烧香’‘装姑娘’的活动。

在有关“姑娘腔”的来源问题上，车文认为：“辽宁民香称‘唱姑娘’、山东烧香称‘装姑娘’，它们也就是这些山东‘唱姑娘’‘姑娘戏‘姑娘腔’的来源”而与纪文“[山东姑娘腔]本是民间歌曲小调”的结论持有异议。车文讲到：

纪根垠先生的文中认为，“流行在山东境内的肘鼓子系统剧种(包括柳琴戏、柳腔、茂腔等)，都可称为‘齐剧姑娘腔’‘山东姑娘戏’的‘遗声”’，是很有见地的。但认为“‘山东姑娘腔’本是民间歌曲小调”。则从渊源上割断了它们同“烧香”“装姑娘”的傩祭歌舞的关系。”

4、马华祥《明万历抄本(钵中莲)剧种归属考辨》，在对《钵中莲》剧本考察中，涉及到对“姑娘腔”的若干考证，主要结论如下：

“山东姑娘腔”也许最迟在万历中期就产生并流行了。“姑娘腔”主要板头有慢板、原板、二六、快板，曲调基本相同，只是速度上有所不同……《钵中莲》中的“山东姑娘腔”共26句，前面20句为七字句的上下句格式，后面6句为长短句。它是以不同的板式之变化交替来组成各种唱腔，基本单位都是对称的上下句，句法是整齐的七字句，唱腔形式灵活，可长可短，一唱就是26句，显然系板式变化体音乐。

马文的结论固然论证具体，结论精确，但由于材料不够充分，其结论显得过于跳跃。特别是有关“姑娘腔”板式的分析，从文中无法得知作者结论之音乐本体依据为何。

除上述主要研究成果之外，康保成《秧歌：在乡人傩与戏剧之间》、路应昆《中国剧史上的曲、腔演进》等论著中也涉及到有关“姑娘腔”的研究文字，由于均未展开论述，故本文不予一一列举。

二、研究共识

自周贻白20世纪中叶《中国戏剧小史》出版以来，至车锡伦2002年《蒲松龄“巫戏”研究》的发表，“姑娘腔”的研究始终受到戏曲理论界的关注。其研究视角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戏曲史视角之“姑娘腔”。代表论著有周贻白《中国戏剧小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及修订版；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民间巫傩视角之“姑娘腔”。代表论著有任光伟《辽宁民香的考察与研究》、车锡伦《蒲松龄“巫戏”研究》。第三，独立论题视角之“姑娘腔”。代表论著有纪根垠《谈[山东姑娘腔]》、徐扶明《姑娘腔并非河南调――与张庚、郭汉城同志商榷》。第四，剧本视角之“姑娘腔”，代表论著有马华祥《明万历抄本剧种归属考辨》。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学界对“姑娘腔”的研究已形成了诸多共识。在戏曲史的研究视角下，学界认为：1、“姑娘腔”是源于山东的地方腔调；2、“姑娘腔”在明末以来的传奇剧本中曾有多次记载；3、乾隆时期为“姑娘腔”发展最为兴盛的阶段，其影响波及到北京，被北京剧坛称之为“齐剧”。4、“姑娘腔”唱词本身主要为七字句形式，风格诙谐幽默，多用在打诨逗乐的场合中。在巫傩文化研究视角下，学界认为：1、在山东广泛流传的民间巫傩活动――“肘鼓子”表演中，主要演唱“姑娘腔”。随着肘鼓子向东北一带的流布，“姑娘腔”也出现在辽宁的民间巫傩活动――辽宁民香中。2、因“姑娘腔”使用在民间巫傩仪式中，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吟诵风格特点。

三、学术争鸣

另一方面，在“姑娘腔”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学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甚至引发出观点间的商榷与争鸣。例如，徐扶明《姑娘腔并非河南调――与张庚、郭汉城同志商榷》就“女儿腔是否是姑娘腔”的问题与张庚、郭汉城商榷。徐文认为《中国戏曲通史》中“女儿腔，群众也把它叫做姑娘腔、巫娘腔，因为它的唱腔是从姑娘()们所唱的弦索调演变来的。所谓女儿是姑娘的同义语，‘巫娘’即是‘姑娘’的音转”的说法是缺乏科学论证依据的，提出了“姑娘腔不是女儿腔，不是弦索腔，不是河南调”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中国戏曲通史》(修订版)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改写，并对其后戏曲史著作阐述三者关系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界定“姑娘腔”与“女儿腔”为不同性质的剧种，那么，戏曲史中普遍采用的“姑娘腔”属于弦索调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脱离了“女儿腔”的线索，我们是不是也应谨慎地在“姑娘腔”与弦索调之间建立起隶属与包含的关系?

再有，车锡伦《蒲松龄“巫戏”研究》在“姑娘腔”来源问题上与纪根垠存在着分歧。纪文所持观点是：“[山东姑娘腔]本是民间歌曲小调，被文人用作传奇作品的插曲，同时，民间带宗教色彩、为村民还愿驱邪的巫觋，也唱[姑娘腔]。”车文则认为“山东姑娘腔”本是民间歌曲小调的说法，“从渊源上割断了它们同‘烧香“装姑娘’的傩祭歌舞的关系”。“姑娘腔”究竟根源于何?是风趣幽默的民间曲调?还是极具吟诵特征的巫傩音乐?很明显，民间曲调与巫傩音乐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音乐旋律，不能混淆在一起。同一名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两种场合，具有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的关系究竟如何，至今依然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论题。

几点反思

一、山东“姑娘腔”是历史上一个内涵相对复杂的概念。我们对概念的认识与研究，首先应从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人手。根据笔者的研究，它至少涵盖曲牌、民间戏剧、巫傩音乐三重内涵属性。也即是说，有曲牌概念之“姑娘腔”、演剧概念之“姑娘腔”、巫傩音乐概念之“姑娘腔”。通过对上述论著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戏曲之“姑娘腔”与巫傩之“姑娘腔”时而分割独立，时而混合交织，概念内涵不够明晰，导致了研究结论中多有含混不清的地方。

二、姑娘腔同时出现于戏曲与巫傩双重场合，恰能说明戏曲与巫傩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不是简单化的联系，绝不能仅从现象上认为二者是绝对等同关系，或者简单化地以此作为戏曲脱胎于巫傩的佐证。故而在研究中应分而论之，再求其渊源与嬗变关系。

三、鉴于山东“姑娘腔”在戏曲史与民间巫傩文化中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对山东“姑娘腔”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充分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将文献资料与民间艺术遗存(如戏曲表演、傩仪活动)相结合，对其本质、来源、特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