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国外的借鉴与思考

如果我们承认流浪乞讨者也是公民，也享有那些与常人同等的权利，那么，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各国的配套设施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断完善，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满足。然而，随着各个国家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城市中流浪乞丐现象变得突出和扎眼。一些国家为了城市形象，不时出台一些政策和措施，驱赶流浪乞丐人员。每当这些新闻报道后，总会引起人们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使得流浪者的权利问题不断得到关注。

流浪者由被排挤到被尊重

有专家学者说，流浪乞丐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一些人或因为经济能力不足，或因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被迫或主动选择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许多国家对待流浪者都经历过由排挤到尊重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一些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颁布了针对流浪者的法律法规，但内容几乎都是带有管制和惩罚性质的。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人们开始思考流浪者作为一个人的主体、一个社会的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也开始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原先对流浪乞讨的严厉禁止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关注流浪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和生活权益，并且颁布了相关的保障法。

几年前，华盛顿的一家独立调查机构“公共议程”对美国民众做了一次民意调查，71％的美国人认为，只要流浪者不妨碍到商店或公园里的其他人，警察没必要驱赶他们。

1996年，英国通过的《住宅法案》规定了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居住方面的援助是住宅管理机关的法定义务，2002年的《无家可归者法案》则进一步要求所有地方当局都必须制定战略应对本地区的无家可归者问题。

2002年，日本也出台《有关流浪汉自立支援的特别措施法》，由政府层面对流浪汉进行支援。

2012年5月，美国最小的州罗德岛通过全国首例“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禁止歧视这一群体，并确保他们使用公共人行道、公园、交通运输设施和公共建筑的权利。虽然美国芝加哥、奥兰多和圣塔克鲁兹等城市仍有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比如在商店和自动取款机附近多少米内不许乞讨，甚至要先获得当地政府的“乞讨证”才能上岗等，但是在态度上已经从不可接受和完全禁止变为一定范围上的限制。

流浪者也是公民中的一员

据英国一慈善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英目前无家可归者多达40万人。调查还显示，无家可归者中大多数人都和原来的生活环境失去了联系，他们有的是来自出现问题的家庭，如父母离异家庭的少年；有的是战场退伍回来的军人，缺乏融入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支持；还有的是来自国外的失业者，等等。对于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只要能够提供一个联系地址，即便是在别人家借宿，英国政府都会给其发放“收入补助”和“失业津贴”，甚至还可以申请“住房补助”。另外，还有一些由政府补贴住宿费用或由各类慈善机构建立的旅社和保健中心，也可免费提供给流浪者入住。所以，英国的街头流浪者只是无家可归人员中的极少数，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并没有流落街头。

近年来，美国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无家可归者这一社会问题变得严峻。但是在美国，真正意义上的蓬头垢面蜷缩在街头的典型流浪者只占总流浪人数的20％，大多数是属于买不起房或者无法支付房租的无家可归者。为了解决流浪者住所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联邦预算中专门预留了44亿美元用于帮助他们，提出了在300个城市实行旨在帮助流浪者的“十年计划”，并且，很多受政府资助的救助中心都承包给了信誉良好的民间慈善机构，承包机构将接受政府委托的审计部门的严格监督，所有开支都必须有详细的记录。这些民间机构作用很大，仅纽约就有500家救助中心，其中最大可容纳1000人，335个家庭；最小容纳10多人。有些慈善机构和教会，也提供一些可以随时入住的临时庇护所。自2007年以来，纽约政府共为2654户流浪家庭及个人提供了回家的单程费用，每年费用约为65万美元。在美国，流浪者虽然生活状态特殊，但他们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合法权益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日本的流浪者和许多国家的流浪者不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沿街乞讨，这除了与日本的法律规定和“耻感文化”有关外，另外，主要是由于日本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以及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的福利机构、宗教机构等对流浪者不时进行救济和补助，使流浪者的基本生活条件能够维持。日本社会保障规定，失业完全无收入者，每月可领到一定数额的失业补助金。在东京，针对流浪汉，政府设有“自立支援系统”，这个系统下设“紧急临时保护中心”和“街头生活者自立支援中心”，这两个中心会根据所收容流浪者的不同情况，向其提供住宿、饮食、职业介绍等服务，帮助他们实现生活自立。对于不愿意进入这些机构且不接受工作安排的流浪者，日本政府会统一发放蓝色的塑料帆布帐篷。此外，日本政府和各个福利机构还会经常免费为流浪者们提供体检、洗澡等服务。

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流浪者状况虽不那么乐观，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可能对流浪乞丐人员进行人道主义救助。例如印度，印度的政府部门由于资金有限，无法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成人收容所之类的机构，但是印度也因地制宜地想出了一些应对办法。针对流浪儿童较多的情况，印度开设了名为“儿童发展宝箱”的流浪儿童银行，银行设在流浪儿童收容所里，每隔6个月会选举产生2名志愿者经理，每天会有1名成年职员将儿童乞讨得来的钱收集起来，存入国家银行，以赚取5％的利息。这个银行的开设不仅为流浪儿童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保管他们辛苦讨来的仅有财富，而且也借此让他们学会一些生活技能、预算和理财等技巧，并培养自我管理意识。

与印度相似，巴西的流浪者中有很多是孩子。据巴西社会福利部统计，巴西约有50万流落街头者。在巴西，有句口号是“不要给小钱，给他们做人的权利和机会”。就是说，不要随便给乞丐钱，这样只会使他们长期流浪街头。巴西政府号召公民向专门机构或慈善机构捐款，由政府或慈善机构来安置他们。

多国设弃婴保护舱

对于弃婴管理，欧美许多国家在立法、设施建设、流程管理等方面为保护弃婴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很好地做到了对弃婴的保护与收养，做到了管理的个性化与常态化。

在美国许多地方，弃婴被认为是严重犯罪。以乔治亚州为例，蓄意弃婴是违法行为，而在弃婴后逃离所在州则是重罪。然而，近20多年来，美国各州陆续通过一系列所谓的“安全港法案”，使得“依法安全地抛弃婴孩”成为可能。1999年，得克萨斯州颁布“婴孩摩西法”，允许放弃或拒绝抚养婴孩的父母将初生婴儿依法弃置在警察部门、医院、救援队、消防部门等地点，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被抛弃的婴孩生命安全并得到妥善照顾。

为了减少人工流产以及保护新生婴孩被杀害或弃置于危险之中，欧洲许多国家都设有一种叫做“弃婴保护舱”的装置，让无力或不愿抚养婴孩的家长匿名地将婴孩置于其中。这种保护舱通常设置在医院或者社会服务中心，一般是带有小门的保温箱子，里面铺有柔软的床垫。床垫上装有感应器，一旦有婴孩被放入，保护舱就会自动通知负责管理的人士前来取走及照顾被遗弃的婴孩。

据了解，从1996年开始，以匈牙利为首，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多个国家陆续设置了总数过百的弃婴保护舱。同时，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南非等欧洲以外的国家，这种形式的弃婴装置也逐渐被采用。

婴孩被弃置于保护舱之后的命运如何？在德国，弃婴的家长可以在8周内反悔并取回自己的孩子，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8周之后，被弃置的婴孩将会向社会开放领养。

但是，“弃婴管理”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社会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社会建设上起步得早，弃婴管理也做得相对比较完善，却仍备受批评。举例来说，美国的“安全港法案”和欧洲多国的“弃婴保护舱”就被指责鼓励弃婴行为和侵犯弃婴知道自己身份的权利。

然而，如果缺失了必要的行政监管和社会支持，弃婴问题只能是社会更大的伤痛。袁厉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赞成她收养行为的大有人在。公平地说，袁厉害是好心做了坏事。但造成这件坏事的，恰恰是社会在必要监管和干预方面的缺失。

如果弃婴行为无法杜绝，那么我们也希望，不幸被遗弃的婴孩能够存活下来。因此，类似“安全港法案”和“弃婴保护舱”的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社会应该提供的保障。

给流浪乞讨者应有的权利

面对流浪儿童问题，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加以应对，其主要的一项措施就是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预防流浪儿童的产生并保护其合法的权益。另外，通过开设救助电话、提供基本生活品和临时居所、免费教育和培训等形式，尽快让儿童回归社会：注重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及家庭困难的援助，真正从源头上杜绝流浪儿童的产生。

而在研究国外对流浪者的救助机制时，可以看到，在国外，每当一批无家可归的人出现在市区时，当地政府以及民间团体、慈善机构等便开始为此奔忙，但主要是忙于救助，为这些人提供住所和食品。除了应急作用的收容所外，国外许多政府还长期向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福利费用。比如美国旧金山当局给予一些无家可归者每月近400美元的补助，同时，还从法律上保障让他们有病时能看医生，生命遇到危险时能得到救助，当流浪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给予他们法律诉讼的权利。

有专家学者分析，政府之所以对乞丐进行救助，是因为一方面流浪乞讨者是特殊的困难群体，对于其中的残疾、弱智、老人、儿童和妇女，其实早就有相关法律条例要求对其救助，这也是赋予这些群体的权利；另一方面，流浪乞讨者群体的存在，正说明了社会体系尚有不够完善之处，目前城市中的流浪乞讨者为什么基本上都是外来农村人口？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到市民的社会保障，一旦劳动能力受损或经济来源堵塞，他们在城市中为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所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乞讨。这就将促使我们不断改进社会系统的设计和操作，以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

所以，仅仅依靠救助站还是不够的，因为救助站的功能毕竟是有限的、应急性的。如果我们承认流浪乞讨者也是公民，也享有那些与常人同等的权利，那么，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完善的保障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如此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才会更大范围地保护所有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