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秩序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人们称之为“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拉美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所以有必要探讨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陷阱的因素，提出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关键词：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15-02

引言

拉美国家大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期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导致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阶段，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对于这一现象多数学者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主要是指当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 000美元（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并没有或错误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了金融危机、政局不稳、官员腐败、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等经济社会问题。

一、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拉美国家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和调整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拉美国家外贸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致使拉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生产过去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由此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工业化的实现。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工业化得到快速的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之后，开始出现了从“奇迹”到“陷阱”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而人均GDP增长则是负0.9%，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这些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

（一）经济方面：长期奉行单一的经济战略且未能及时转型，又错误地选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第一，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的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化进程、强调拉动内需。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带动部分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开始显现：保护政策使国企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产品质次价高，而且对外封闭使产业链与世界工业脱节；农业强调规模经营导致土地过于集中，失地农民增加。70年代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拉美经济结构危机，工业和经济增长整体下滑，消费市场萎缩。但拉美国家依旧奉行实施将近40年的经济战略，最终导致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

第二，选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丧失经济政策自。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难，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一个个“结构性调整”的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由此在拉美快速扩散。

1985年拉美国家接受美国的“贝克计划”，实行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政策：取消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拉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但也带来了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资本外逃、民族工业受挫、大批工厂倒闭及失业增加等问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被削弱，公共经济政策形同虚设，最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阿根廷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

（二）社会管理方面：社会政策失当，城市化进程过度超前，公共基础设施滞后

第一，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配不均。拉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对发展成果的分配，导致各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从70年代开始，拉美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以上，最高时升至0.58。至今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利益集团和外国投资者掌握着国家财富，中产阶层萎缩，贫困人口增加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二，过度的福利政策。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政治精英为了赢得选举积极推行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限制的福利运动，甚至运用外汇扩大进口和实行赤字融资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加之失当的劳工保护政策使就业市场失去弹性，与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相比，非正式职业人数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脱节的福利政策，致使政府债台高筑，其福利保障也无力实现。

第三，畸形的城市化进程。拉美国家早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其畸形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却不相适应。90年代后期因为农业经济不景气，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然而落后的工业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没有经济保障的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政府又无力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贫民窟逐渐成了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温床。同时畸形的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

（三）政治方面：拉美国家政治动荡导致政府频繁更替、职能缺失和官员腐败

第一，民主制度不完善，政府更替引发社会动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拉美各国掀起民主运动，建立了许多民主政权。但传统的权威主义依旧盛行，几乎各国都发生过军事，导致社会运动不断，军事政府独裁和反政府武装叛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第二，政府公共职能缺失。政府对城市规划的失控导致城市不断扩张；失业问题迟迟不能缓解，贫民数量不断增加；贫民窟地区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极度短缺，居住条件恶劣等进一步加剧了犯罪的交易，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社会环境急剧恶化。此外，科技领域的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三，拉美国家官员腐败加剧“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同时隐藏着严重的政治腐败。部分政府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利益，积极进行“权力寻租”，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政府官员更是与国际资本相勾结，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贱卖国有资产。严重的腐败问题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

二、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国民人均收入也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通过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认识可以发现影响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因素。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完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问题依旧存在，这些垄断行业损害了市场公平，提高经济运行成本，形成了特殊的利益群体，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其次，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上，经济发展长期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需求结构上，过度依赖出口。最后，收入分配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增多，增加了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

第二，社会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民生问题突出，表现为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等；社会公共服务不均，尤其是农村地区各项公共事业严重滞后；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外，就业问题以及社会基本道德、诚信的缺失等问题也日益加剧。

第三，政治因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官员腐败，滥用行政权力占有国家资源形成特权阶层，进而引起公众不满，危害国家稳定。

三、对我国的启示及应对措施

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是一个量的积累，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有质的飞跃，要求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转型。

（一）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管理，以服务市场为准则转变相关的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设公平的竞争机制。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管机制。将国有企业的竞争性业务融入市场，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同时继续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要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行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

（二）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要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必须继续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合理地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增加对科研技术和科研人员培训的投入，提升高新技术对各产业的带动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结构升级，使企业逐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摆脱代工的低级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内需，打开国内市场，降低对外依赖程度。

（三）科学推进城市化，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

一方面预防大中城市的过度膨胀，继续提升其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带动力和辐射力。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市的户籍改革，使更多生活在城市的外来人口享受统一的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障，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人。另一方面，增加对小城市和城镇的投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小城市和城镇的规划和布局要与区域内的乡村发展相统一，提升其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吸收的能力，促进公平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以公平为切入点加快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当前我国不同行业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悬殊，且有扩大的趋势。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保持社会公平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利用税收和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差距，完善支付转移制度，强化政府职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五）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按照管理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使中国能够早日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参考文献：

[1]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2]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

[3]姚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臆想[J].名家评刊，2011，（16）.

[4]马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9，（60）.

[5]刘波.论中国如何逾越“中等收入陷进”[J].中国房地产经融，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