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显义研究研究综述

一、引言

对于意义的讨论一直是语言研究的重点。1967年格赖斯在会话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所言（what is said）并强调所言与会话含义的区别泾渭分明。他认为语用推理过程仅仅作用于会话含义，却又指出所言可以依靠指称确认和消除歧义这两种语用推理得来，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遭到大批学者的反驳。以Bach，Recanati，以及Sperber & Wilson为代表的后格赖斯主义者相继提出介于所言与会话含义之间的中间地带（impliciture），次语用推理过程（primary pragmatic process）以及显义（Explicature）等概念。S&W认为，显义与会话含义都遵循关联理论，蕴含说话人意图，并且同时包含语用推理过程。至此，所言与会话含义开始从相互对立走向了延续的继承发展关系。相比国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反观我国近十年来对于显义的研究，研究角度呈现出多元趋势，但研究深度相对不足，甚至出现对于显义的理解鱼龙混杂的局面。因此，本文将借鉴国外显义研究成果来系统梳理国内的显义研究，以期为显义在我国的研究发展提供一些经验。

二、国外显义研究

1.Grice的所言

显义（Explicature）最早是由S&W在1986年提出的相对于格赖斯会话含义的概念。做为由逻辑形式发展而来的持续变化体，显义的内部包含着传统格赖斯所强调的所言（what is said）概念，换句话说，正是众多学者对所言概念的质疑激发显义这一概念的产生。

所言是现代语用学奠基人格赖斯于1967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提出的，旨在强调另一个与其相对的另一概念，会话含义（沈茜，2012）。他指出所言与会话含义的区别泾渭分明，语用推理仅仅作用于说话人意图的推理过程，属于语用学研究范畴；而所言作为话语的字面含义，并不需要推理，属于语义学研究领域。然而在格赖斯第二次的学术会议上，他又指出所言的获得要借助于确认指称以及消除歧义，不管是从传统语境观抑或后格赖斯主义所倡导的认知语境出发，对于话语指称在上下文，物理环境中的确认以及歧义词在具体语境中意义的确定都需要推理过程的介入，因此格赖斯前后矛盾的说法引来学术界的讨论。

2.Recanati的心理直觉

1980年代以后，有关于话语明说内容与会话含义的区分成为了后格赖斯主义研究的热点。其中Recenati提出了可及性原则（Availability Principle，）认为对于所言与会话含义的区分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并且指出，所说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语用推理决定的（Recenati，1991），但是作用于两者的语用推理过程相互区别，前者被称作基础语用推理过程（primary pragmatic inference），包括指称确认和消除歧义，整个过程遵循最大可及性原则，呈现在人脑中的速度要大于会话含义出现的速度；作用于会话含义的推理过程被称作第二级语用推理过程（secondary pragmatic inference），遵循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会话含义的获得取决于所言内容的识别（Recanati，2002）。

3.Bach的中间地带

Bach支持Grice认为所言和会话含义不同的观点，但却进一步在两者之间搭建起逐渐过渡的中坚地带。他认为，和会话含义不同，一个命题基于所言，通过扩展和完整就可以得到话语的含义，即impliciture（Bach，1994）.他将所言看作是话语的最小命题形式，由此向上可以获得话语的逻辑形式，向下通过初级语用推理过程可以扩展得到话语的隐含义（impliciture），如果再向下发展，结合说话人的意图进行第二级的语用推理过程就可以得到会话含义。因此在Bach看来，完整的意义应带包含四部分：逻辑形式，所言，隐含义，以及会话含义。

4.Sperber & Wilson的显义研究

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S&W首次提出了显义（explicature）这一概念，并用它取代所言与会话含义构成意义的整体。和传统所言的定义相比，S&W认为显义的获得不仅紧靠指称的确认以及歧义的消除，还包括概念的临时建构以及语义的自由拓展。在S&W看来，显义和会话含义之间的界限并非时刻泾渭分明，相反，两者是发展过程中的连续体，即，会话含义的解读得依靠显义的获得（Sperber & Wilson，1986）。关联理论强调交际是一个明示和推理互动的过程，遵循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原则。理想状态下说话人应当将自己意思明示给听话人但由于信息详尽与意义明确并不一定成正比，也考虑到交际的即时性与其他语境因素，说话人通常会选择形式上最简单的话语作为刺激听话人进行推理的明示信号。听话人通过基础语用推理过程得到了话语的外显意义。将上下文语境和得到的外显意义结合起来作为隐含的推理条件就能最终得到说话人深层的会话含义。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国外对于显义的研究是基于经典格赖斯关于所言定义的不完整，历经Recenati，Bach，Sperber&Wilson，逐渐将所言这一模糊的概念清晰化，分离出外显意义，并且进一步将外显意义与会话含义并置于意义获得的连续体中，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依存，然而对于外显意义获得的基础语用推理过程与会话含义获得的第二级语用推理过程两者的具体不同却鲜少涉及。

三、研究设计

1.有关implicature和Explicature的译法

介于本文将对国内显义研究进行量化统计，有关Explicature和Implicature的中文译名将直接决定着最终的研究结果。对此通过查找相关论文后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于explicature与implicature这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基本上有两种译法：明示意义，含意（何盛桓，1991）；（外）显义，含义。而在《现代汉语字典》中只收录了“含义”与“涵义”这两种说法，再结合大多数学者的使用习惯，我们认为将explicature译为显义，implicature译为含义是比较恰当的。

2.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键入主题词“显义”检索出2007年至今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共38篇，高级检索中设定学科语言为英语排除后得到检索结果23篇。随后我们将检索结果录入NoteExpress 2.9后建立题录文件夹，随后对该文件夹进行检索后删除重复题录，然后删除会议通知，征文启事，最终获得与显义研究相关论文11篇，下面我们将结合这十一篇核心论文体统分析一下国内显义研究的发展及热点问题。

四、国内显义研究热点

我们就不同研究领域对当前显义研究进行了分类检索，采用“显义”为关键词，以研究领域为主题对核心期刊论文进行进一步检索，结果发现，目前国内对于显义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六大主题，分别为显义与会话含义的对比研究（3篇），默认意义与外显意义（2篇），显义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2篇），显义生成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映射（1篇），文学作品中的显义主体间性（1篇），条件句的强化与显义学说（1篇）。综上，我们发现目前显义的研究从内部看有理论研究，如显义与会话含义包括与默认意义的对比分析研究，从外部来看另一部是显义的应用，如运用显义来进行课堂教学以及用于文学作品分析。下面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挑选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内容为大家详细介绍。

1.显义与会话含义对比研究

由于人们对于显性意义的认识来自于格赖斯所言与会话含义的区分，因此，直到如今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依旧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国内最早有根据语境的依赖程度划分的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研究（覃胜勇，2007），当时人们对于显性意义，所言，隐含意义，会话含义的认识还不甚明晰，因此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已经开始察觉，传统格赖斯的所言与会话含义的区分已经满足不了意义研究的需要了。随后，由于Sperber&Wilosn的关联理论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在认知语用视角下来区分显义和含义了（项成东，2008），直到此时才出现了显义这一翻译.基于认知视角下的显义与含义区分大体上遵循S&W的分析，认为显义是推理会话含义的前提，两者均涉及语用推理过程。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于显义的认识。也有学者从具体的推理原则入手来研究显义与含义的区别，比如周红辉教授就从会话含义推理中的可取消性来对比研究发现蕴含明确意图的外显义推理的不可取消性（周红辉，2012）。当然，外显义的不可取消性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Burton-Robert就曾从真值条件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然而周红辉教授却另辟蹊径从意图的角度，强调能否取消关键在于听话人能否明确识别说话人意图，而外显意义和会话含义都需要一个揣测说话者意图的过程，均遵循明示-推理过程，即信息已足够“外显”，并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给可取消的因素了。

2.英语教学中的显义作用

近年来，英语教学，尤其是语法教学中有关于语法使用形式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的会话含义研究受到高度关注，然而从后格赖斯角度看，会话含义的获得离不开显义的掌握，因此显性意义在语法学习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传统语法教学对特定语言形式的解释既是对结构和其显性意义的解释，而隐形意义（会话含义）则是在语法形式和其显性意义至上，在一定语境中获得的语用意义，是句子表面意义之外的含义（罗玲，2011）通过对隐性意义进行大量研究发现言内义和语境是推理出言外之意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言内义就是话语结构中单词意义和句子结构的显性意义。从目前国内英语教育的实践情况来看，语境因素已经在实际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全球资源共享化的今天，国内学生对于欧美国家的人文地理风貌也有了丰富的充实，因此在语法教学中会话含义推理受阻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学生对显性意义的掌握不足。

3.显义生成与概念映射

子认知语用学在国内兴起以后，从概念映射角度（隐喻映射，转喻映射，隐转映射）来研究显义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这可谓是将语用知识与认知学科完美结合的实践。项成东首先考察了隐喻映射，转喻映射与显义生成之间的联系，总结到“单一对应隐喻是隐喻，转喻连续统的基础；转喻的述谓用法所生成的显义与单一对应生成的显义与单一对应隐喻生成的显义类似，都是凸显某一与目标概念相关的特点，而转喻的指称用法生成显义时则必须采取域扩充或者域凸显的方法；双重转喻和隐喻，转喻互动生成的显义比较复杂，但无论是何种互动模式，显义总存在于阴郁的目标域之中（项成东，2009）。”

4.显义的主体间性

Bakhtin的语言哲学观中的对话主义强调人的主体间性应当与他人共同作用于话语研究中。而显义作为会话含义推导的前提尤其自身的对话特性，因此国内近年来也出现研究显性意义中主体间性的现象。根据关联理论，显义通过消除歧义，明确指称，临时概念建构和自由拓展以后可以得到说话人的意图。双方交际时应当遵循最大关联性和最佳关联性原则，为了能够让听者成功地捕捉到自己的意图，说话人在组织语言形式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涉及彼此双方的语境，充分将听话人对话题的熟悉程度，喜好程度等背景知识作为组织语言的首要参考标准。可见，显义的提出虽然属于说话一方，但是其真正的立场却是在“他者”。只有正确的评估他者意识，说话人才能在显义系统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杨小龙，2010）。因此Bakhtin中的他者意识同样作用于显义中。

五、结论

本文通过介绍近50年来国内外显义研究，对比发现人们对于显义这一概念的认识处于不管变化的动态发展中，由Grice的所言，到Bach的隐含义，再到如今Sperber&Wilson的显义，从最初属于纯语言形式研究到认知语用的研究，显义的内涵不断丰富，然而国内外研究均存在着亟待提高的研究地带，如对于区别于显义与会话含义的语用推理过程对比不足等。介于研究时间以及学识能力有限，本篇论文对于显义的论述只是管中窥豹，但求能够为显义在我国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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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佐文，《认知语用学导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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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覃胜勇，直接意义与间接意义两分法多角度批判[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

[12] 杨小龙，显义的主体间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0（1）.

[13] 周红辉，外显意义的发展及不可取消性[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