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乳娘村”:残缺童年的母爱关怀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照顾着近700个孩子，除了100多个在福利院接受照顾，大约有500个孩子分散在福利院周边6个村子的家庭中进行家庭寄养。这些村子被人们称作“乳娘村”。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宣传接待科科长唐辉告诉记者，这些孤残儿童中，像唇腭裂、先天性肌膜膨出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脑瘫儿则需要进行长期的康复训练，而患血友病、苯丙酮尿症这些先天疾病的孩子能被收养的概率微乎其微。“只要孩子们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们还是尽可能让他们回归家庭，只有在社会结构中，他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才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且以福利院的条件，一个二三十个孩子的护理班只有3个老师照顾，“比起三四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的家庭，条件肯定不够好”。唐辉对记者说。

家庭寄养模式在2004年由国家民政部向全国推行，而大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探索这种养育模式。1949年9月1日，大同市生产教养院成立。“附属育婴育幼所一处，设所长一人，看护员一人，专门收容不愿自养之男女婴孩雇乳抚育，月支经费小米2000～3000斤，由院开支。”“‘乳娘村’的最初就是一个小米换母乳的历史。”

大同市儿童福利院做的数据分析显示，家庭寄养点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寄养儿童生活费时，申请寄养孤残儿童的家庭数量就会增加；反之，当地人均收入高于寄养家庭儿童生活费时，申请寄养家庭的数量就会减少。

太原市的家庭寄养似乎并不遵从这条经济曲线，从2004年的200元增长到现在的每人每月600元。“福利院计算过，按照现在的物价标准，每个寄养家庭顶多只能有两三百块钱的结余，这和她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孙软玲说。

王家庄村距离太原市社会福利院走路不过10分钟，这个人口不过500人的小村庄现在寄养着福利院35个孩子。“王家庄村是个小康村，村民基本都不务农，很多在附近工厂工作，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很好。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的―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唐辉一直觉得，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很幸运”，家庭寄养工作的推广比最初想象的要顺利。“位于城市边缘的地理位置使得周边有很多村子方便推广工作，农村妇女勤劳、不怕脏、不怕累，时间上也更充裕，能够一直待在孩子身边。”髓着寄养工作的细化，福利院对寄养家庭的条件也越来越细化。“妈妈的年龄在30到50周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要具有一定的照料和哺育儿童经验。”

家庭寄养规模的扩大，寄养科按照分布地域将孩子们分成了20多个小组，每天寄养组长都要把自己负责的小组中的二三十个家庭走访一遍，“主要是看看孩子们的身体、饮食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寄养家长及时沟通情况”。福利院在寄养集中的村子设立了定点医疗站，不出村子，孩子们就可以挂账看病。2008年开始，新成立的康复科还开始对40多名脑瘫儿童做康复训练。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一些孩子要上一年级了，他们的身体条件让人担心。“黄谊是血友病，脸上抓破了皮血都会止不住，我到哪里都寸步不离地拉着他，在学校里难免和同学们闹着玩，看不住的时候可怎么办?”照顾黄谊的村民巩玲玲满是担忧，她快60岁了，以后也不可能一刻不停地看着黄谊。对这些孩子的特殊关照如何能延伸到社会的普通教育中去、如何能够让智力正常的儿童发展不受到农村寄养家庭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开始慢慢凸显。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也在寻找途径拓宽家庭寄养的范围，比如呼吁太原市社区家庭寄养、慈善机构家庭寄养，但是农村家庭寄养的比例仍然在90%以上。“我们刚刚去过一个新的村子宣传家庭寄养的知识，村民们很善良，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如果相处的感情很好，是不是可以收养孩子?’‘孩子被国外家庭收养是不是发展会更好?’”孙软玲对记者说。今年，王家庄村的一个村民正式收养了寄养在自己家的孩子，但是更多的“妈妈”仍然扮演着“亲情中转站”的角色，获得监护权后却可能无法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才是她们每次哭着送走孩子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