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重大争

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那么，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特征的正确认识，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是这样总结的：“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那里成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其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印度没有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印度是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由英国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而中国，则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这些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分割的局面。”（《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839-842页）在这里谈的，便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发生与成功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后者的揭示是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井冈山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依据和运用的正是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

列宁说：“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1页）所谓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不只是一个，要找到若干基本矛盾，发现组成每一对基本矛盾的对立双方的相互联系，以及这些基本矛盾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构成时代特征的历史条件，既包括每对世界矛盾中的双方构成统一体的条件，以及若干对世界基本矛盾组成世界体系的条件，或统称“历史条件1”；也包括每对基本矛盾的双方在统一体中地位相互转换的条件，以及若干对基本矛盾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相互转化的条件，或统称“历史条件2”。应该说，历史条件1已经潜在地隐含着历史条件2，而这里说的历史条件2则是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历史条件。矛盾的斗争贯穿于大系统运动的全过程，但因为历史条件1的存在以及历史条件2的潜在，而在总体上处于量变阶段；又因为历史条件2的出现而在总体上处于质变阶段。从历史条件1向历史条件2的过渡，是矛盾斗争中积累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的结果。只有大系统矛盾运动的质变阶段，才能创造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主要涉及它“是什么”的问题；由此引出的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制订和实行，主要涉及“怎么办”即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列宁认为：“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4页）

对于列宁主义来说，事情本来是一清二楚的。所谓时代的主题，就是由这一时代的诸个世界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而集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时代的主题解决了，时代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说到矛盾，它必然是统一体中两个对立面不平衡的矛盾运动。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来说，东方被压迫民族从西方压迫民族的世界统治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统治下争取阶级解放的斗争，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矛盾的焦点进一步由西向东转移，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心内容。其中，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又是东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条件。于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最重要的战略方针。

就中心内容而言，西方的民族压迫和东方的民族解放，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主题。就这一中心内容矛盾斗争的形式而言，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条件下，会以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方式交替展开。斗争方式的这种交替变化，并非就是时代主题中心内容的根本转变。

1871年以前的世界史，上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它们还不足以形成时代的特征，还没有构成时代的主题。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多次引用过，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亚·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是这样运用的。当然，这里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会上所有的界限一样，是有条件的、活动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处于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一样，但是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改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了。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极反动的、垂死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衰落的金融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代替。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第一个时代是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支柱，而到了现在第三个时代，则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动的阶级。正在上升的阶级（在广大的历史范围内）完全是另一个阶级了。”（《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125、127页）

既然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在理论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制高点地位，从根本上规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战略方向，那么，在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上一再出现重大的分歧与争论，就毫不奇怪了。第一次大争论发生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之后，伯恩斯坦提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考茨基要开创一个“超帝国主义”的“新纪元”。中苏十年论战是第二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是赫鲁晓夫痴迷的“新世界”。冷战结束后，围绕着是否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是否继续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展开了第三次大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它们歪曲时代特征的时候，总是:1.完全抛弃阶级分析的方法；2.完全背离系统的把握世界基本矛盾运动总过程一切方面的唯物辩证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因而，它们无法论证幻想中的所谓“新时代”得以实现的客观历史条件。换言之，它们都不敢正视前面所说的对历史条件1-2的分析，都采取了回避历史与现实的、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在关于时代性质的第一次大争论中，列宁批判了考茨基毫无事实根据的幻想：“考茨基拿‘超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这种理论就是：排除‘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并由‘国际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制度’来代替（《新时代》杂志，1915年4月30日）。同时他又补充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根据来断定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能不能实现。’总之，这个‘新阶段’的发明者仅以对这个‘新阶段’的假定为根据，却不敢直接声明它‘可以实现’，这样，他就在现时，在已经开始了的危机、战争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阶段’上，背弃了他自己的革命声明，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难道这不是最可恶的费边主义吗？”（《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8页）下面是我们对时代特征问题第二次和第三次大争论的看法。

当前的中国与世界，都仍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当前的世界和平在本质上，是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和平扩张；是聚集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按照它们之间实力对比的大小，对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和平分割；是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政治旧秩序剥削和压迫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统治。

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在本质上是金融资本统治世界密网的发展；是相互争夺而又勾结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各自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国际联盟的支持与保护下，为攫取垄断利润而对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的统治与扼杀；是相对生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的长期蔓延；是世界失业人口急速增长条件下，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加剧；是对全球生态环境平衡的严重摧残。

说穿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上述发展的本质，恰恰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平统治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即“南北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它们的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对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这些基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消灭，而且随着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矛盾运动的展开，变得更加尖锐了。其中的“南北矛盾”，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帝国主义阶段在当前的主要矛盾。因此，即使在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和平统治下，局部战争、国内战争与社会动荡此起彼伏，人民的反抗从未平息。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从未停止他们获取解放的革命和斗争，受美帝国主义欺侮和干涉的国家也从未放弃它们争得真正独立的抗争。冷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决心抓住“一超独大”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用更加冒险的战争政策，重新确保和扩大它的世界霸主长期统治的稳固基础，并为资本全球积累的困境寻找出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与过去冷战期间美苏两极相互制衡的态势比较，现在，世界性战争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正如列宁所说：“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代。”（《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页。）

中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的20多年中，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正一步步地被完全纳入以美国为霸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等级轨道中。与此同时，随着对遗产一次次的扫除，中国社会日益暴露而得不到解决的所谓“深层矛盾”，正在成为世界“南北矛盾”的缩影。而且，随着世界市场相对和绝对的缩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贪婪与掠夺，将使后者成为世界诸基本矛盾集中的焦点地区。不了解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或对其认识有较大的盲目性，甚至至今沉迷在幻觉中，而同时却想把握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正如列宁所说：“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向而解决。”（《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775页）（版权所有）

在帝国主义时代，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或持久的和平与发展。他们要求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愿望能否实现，取决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结构性质及其内部冲突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一方面，被压迫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憧憬，历来是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动力；而且，只有在不屈不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联合与组织，通过不断提高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在打破了帝国主义统治世界链条的薄弱环节之后，这些愿望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帮办，当他们觉察到人民解放斗争正在发动与兴起时，尤其变本加厉地使用镇压与欺骗的两面政策，从阻止被压迫人民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入手，全力破坏和瓦解本国和世界劳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步运动和革命运动。因此，人们应当警惕，不要被某些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美好祝愿与祈祷所迷惑，看不到这些廉价的漂亮辞藻掩盖下可能发生的完全相反的所作所为。判断某一个人、团体或政党究竟是否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究竟在充当哪个阶级之斗争工具的标准和依据，不是他们口头上似是而非的这个或那个宣言，而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要看他们真是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并支援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社会实践，还是在为美国统治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旧秩序奔走和效劳。

亲自主持和制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下简称文献），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做出了许多至今仍有巨大现实意义的深刻分析。关于当代的和平问题，文献指出：“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关于和平共处政策问题，文献指出：“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行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关于发展问题，文献指出：“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一步揭露：“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帝国主义时代，新老修正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超阶级”、“超帝国主义”的关于“和平、发展、合作、稳定”的空洞抽象，抹杀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这一时代的中心划分，取消民族压迫和民族解放这个必须解决的、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掩盖帝国主义本质的存在。文献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约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人。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继续揭露说：“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列宁说过，‘在社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例如：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22卷，第295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文献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人民创造历史的推动作用，不是仅凭人民主观愿望的美好想象而实现的，而是由他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统一结果表现出来的。在人民改造世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因为它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劳动人民关于“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传宗接代连绵不绝，难道我们能以此作为判断每个历史时代基本特征的标准和依据吗？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不就是因为要实现自己的这些美好愿望，而始终遭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夺和文化愚弄吗？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对抗性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能产生出为两大阶级乃至全社会共享的、关于“和平与发展”的同一理解和共同愿望吗？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至在高踞霸主地位的美国政府、美国的国际垄断集团和受它们控制或挤压的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其国际垄断集团之间，真的存在着关于“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理解和持久愿望，以至可以把它们作为判定时代特征的依据吗？请问，持久地产生这类超阶级和超帝国主义的、关于“和平与发展”共同愿望的社会经济基础究竟在哪里？再请问，既然关于时代特征的“新发现”是在剧变、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才提出来的，那么在这历史的一瞬间突然改变对时代特征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

人们看到，把帝国主义时代歪曲和颠倒为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对于这一历史的荒谬，连其信徒中至今也无人能提供任何基于阶级分析的严肃论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既抽去它们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又单以人民的主观愿望如何如何，作为判断时代基本特征的依据，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一切阶级社会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把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人民的主观愿望，与独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体和独占政府权力的国家主体——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混为一谈，进而以虚构的所谓“人民、社会、国家和世界”对抽象的、超阶级内容的“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同一”主观愿望为依据，来判断时代的基本特征，则更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早就告诫人们：“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3页）

帝国主义问题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列宁）。用幻想和欺骗回避或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最深刻的矛盾，“用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群众”，就是在“为帝国主义效劳”（列宁）。在用核牙齿全副武装起来的美帝国主义面前，或一相情愿地“称兄道弟”，或合起两掌阿弥陀佛，同时任凭崇美、媚美、亲美、饰美的社会舆论四处泛滥，将国格党魂视如敝屣，这些拙劣的表演都只会自我暴露“辞令外交”的色厉内荏，助长侵略者得寸进尺的反动气焰，纵容和鼓励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快瘫痪和肢解中国的步伐，直至缴械投降、国破人亡，重蹈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的覆车之辙，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贼喊捉贼”式的“冷战思维”。它们忘记了最起码的历史常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即先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它激化了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然后才诞生了东方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它们不敢面对当前最基本的世界格局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方遭到的严重挫折，不但不可能取消帝国主义的存在，反而促使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扩大和巩固它们在全球的统治。在它们的幻觉中，西方一度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连同帝国主义的存在，仿佛都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了，帝国主义也“应当”寿终就寝了。所以，一看到西方居然还有人在坚持压迫世界各族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东方一些自以为已经“改弦更张”的人士们，动辄就大惊小怪地指责对方，是“还在坚持过时的冷战思维”的怪物。其实，幻想用“冷战思维”掩饰和取消帝国主义本质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冷战时期，美帝国主义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烟幕，向第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加紧对第二世界的控制，掩盖它对本国人民的压迫。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以“反恐怖主义”为烟幕，变本加厉地干着同样的勾当，直至做出了先发制人地对无核国家和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实战准备。从“”到“反恐怖”，改变的只是形式和旗号，帝国主义的实质哪有一丝一毫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迹象。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当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的时候，制订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就批判了这类错误的观点：“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的矛盾。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短短的一生中，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用进步的革命战争反对退步的反革命战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三大回合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这样丰富和成功的实践经验，给当代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面对如此横行霸道的美帝国主义，中国与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深切地怀念，要求对他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予以新的认识和总结。（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