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摘 要：现今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公司的，强大的公司力量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祉与发展，也同时伴随着很多隐患，例如超强度工作时间、环境污染泄露事件等，让人们逐渐认识到，正如国家和个人享有权力/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也应当承担其在社会经济中的责任，即公司的社会责任，明确公司的社会责任非常重要，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更加清晰的了解公司具有的义务。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股东利益

一、引题--公司时代

无论是否愿意相信，现今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公司的。除了自由职业者或无职业者之外，大多数公民都供职于某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最常见的也出现最多的就是公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公司从19世纪下半叶突出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1]如果将世界上的经济体、国家和大公司一并排列比较的话，可以清晰地看出公司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按照2006年的国家GDP名义货币值和公司销售收入进行排名，在全世界前100大经济体中，其中有53个国家或地区，而公司占据了47个位置。毋庸置疑，我们处在一个公司时代，它构成了我们"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一极。和1855年之前的世界--主要是一个"国家和个人、政治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公法和司法"对立的年代--不同，现今是一个"国家-公司/组织-个人"的时代，[1]公司开始进驻了我们的时代。

不可否认，如此强大的公司力量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祉与发展。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更令人们生活愈加丰富精彩。但也同时伴随着很多隐患，比如富士康雇员的超强度工作时间、环境污染泄露事件、各处频频产生的"地陷"或"桥塌"。都不得不让我们对公司的地位进行反思。人们认识到，正如国家和个人享有权力/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也应当承担其在社会经济中的责任，即公司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liability），而不仅仅是股东赚钱的工具。[2]

二、公司是否具有社会责任--理论交锋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持续论战，并形成了两派观点鲜明的对立立场。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是Adolf. A. Berle和E. Merck Dodd，持续时间大约在1927年至1932年之间。争论的焦点是董事和经理应当为谁服务。[2]

Berle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公司的权力应当是信托上的权力》中提出公司管理者应当受到法律的控制以使股东从他们的决策中得到好处。[2]Berle是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代表，依然坚持传统的公司行为和责任标准。

真正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则是Dodd。Dodd在其文章《公司管理者究竟是谁的受托人》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将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看做一种机会，即如果管理者能够对股东承担新的义务，那么管理者也应当对社会其他利益集团承担义务。[2]Dodd是倡导和赞成社会责任的代表，认为公司不仅仅应当对股东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而且还应当对股东之外的包括雇员（职工）、消费者、债权人、中小竞争者、当地社会、环境、社会弱者及整个社会等利益相关者（other constituencies）承担责任。[2]

论战具有戏剧性，两位学者在论战后都各自认真对待了对方的观点，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都该表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态度。在论战之后，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及其运动虽然仍在进行，但遭到了相当大的反对和抵制，然而，这一理论和运动还是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我国《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都未能形成一个普遍的接受的定义。尽管公司的社会责任之内容、范围、性质并不彻底清晰，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作用毋庸置疑。[3]我们现在从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来看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英美法学者采取外延列举的方式对涉及多个领域的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分类，基本分为两类：一是自愿性的行为，由公司主动实施并由公司在其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非自愿行为，这些行为由政府借助激励机制引导，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约束来落实。[3]

大陆法系中学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为目的而存在，还需要最大限度的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的主体是非常广泛的，从雇员到债权人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主要特征为与公司存在和运营相关的股东之外的利害关系人。[3]因此，结合英美法和大陆法对公司社会责任之界定，很明确的可以看出三个特点，1）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都已经接受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2）公司的社会责任所针对之对象是公司股东之外，与公司发生相关利益联系的群体，即公司需对雇员（职工）、消费者、债权人、中小竞争者、当地社会、环境、社会弱者及整个社会等利益相关者（other constituencies）承担责任；3）公司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种：自愿性的行为/道德准则与非自愿行为/法律责任。

四、法律要求下的公司社会责任--非自愿行为

（一）概括性规定--《公司法》第5条

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概括性地规定了公司需要履行其社会责任。

虽然《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存在，但如何实施或者执行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法》第5条能否被法院直接援引用于判决，这些都构成对《公司法》第5条解释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公司法》第5条并不建议被法院直接援引进行判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5条是高度概括抽象之原则规定，从法律解释学角度来看，原则性的条文可以通过具体条文进行解释，除非法律无明文规定；第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 司法认定举步维艰，中国法院法官商业知识缺乏，难于进行判决。那么如何来实施公司的社会责任？

（二）具体规定--分散于各部门法

对于如何实施公司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公司对雇员（职工）、消费者、债权人、中小竞争者、当地社会、环境、社会弱者及整个社会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可以通过其他诸部门法进行规制，在实施具体条文时，按照《公司法》第5条的概括原则之立法精神进行合理解释。

首先我国《公司法》第17、18、45、52、109、118条等条文都明确规定了对职工利益的保护，职工参与公司管理和决策的权利，对职工进行培训等要求；再次，对职工利益的保护还可以通过《劳动法》进行规制，不需要直接适用《公司法》第5条。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法》与《劳动法》对员工进行保护的规定，也侧面地肯定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存在。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日益完善，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也愈加的被包含于其他部门法之中。同样如此，既然有了更加专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就没有必要直接适用《公司法》第5条。关于中小竞争者，我们可以通过《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债权人可以通过《合同法》、《破产法》等法律进行保护；对社会环境的保护，有环境保护法。同样，我们没有必要直接适用《公司法》第5条。当然，中国的司法进程才刚刚开始，法律漏洞和缺陷肯定是存在的，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各个部门法，同时也可以学习英美法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

五、道德层面的公司社会责任--自愿行为

道德准则对公司社会责任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公司追求更高的道德准则的动因在于公司作为社会组织体本身。公司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股东的愿望，也是公司自己内在追求，通过达到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产品或者服务，公司可以从长远角度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经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司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实现社会责任的目标是一致的。[3]

道德层面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还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因为其模糊性而导致的普遍性，[4]正因为如此，好的公司如果能利用此进行发展，那么就会像诸多跨国公司一样，可以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也可以辅助法律上公司责任的发展。

六、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的平衡与协调理论

虽说从长远角度来说，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两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相互冲突，所以一些学说试图对股东利益至上原则与公司的社会责任加以调和，主要包括以下五种学说：[2]

1. 双重论（Dualism）。该说认为为股东谋取利益是公司的"剩余目标"（residual goal）。公司为股东谋取的利益越大越好，而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只限于符合法律最低要求即可。

2. 一元论（Monism）。该说认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反对者批评道，一元论实际上为管理层打开了滥用公司特权的方便之门，因为公司管理层可以利益其自由裁量权偏离股东利益目标。

3. 适度理想主义（Modest Idealism）。该说认为，公司只需而且应当遵守既定的义务，而无需另行积极创造更高政策。

4. 高度理想主义（High Idealism）。该说认为，公司行为不仅应当遵守外部法律所设定的义务，而且公司的剩余目标也应涵盖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内。

5. 实用主义（Pragmatism）。该说认为，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公司执行公共政策，公司也应当在营利基础上积极践履公共政策。

结合上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最适用的方法莫过于首先让公司遵守最基本的法律上之公司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由政府积极出具指导手册，正确引导公司践履社会责任。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如若让公司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投资者不太愿意选择公司这一形式进行投资，成本太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其二，通过部门法的完善，逐渐让公司承担更多的法律上的社会责任，更加规范公司的运营。

参考文献：

[1]邓峰.普通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

[2]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9，57-58.

[3]朱慈蕴.公司的社会责任：游走于法律责任与道德准则之间[J].中外法学，2008，（1）.

[4]楼建波.中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的文意解释及实施路径--兼论道德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J].中外法学，2008，（1）.

作者简介：陈黎（1989-），女，浙江杭州人，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