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储蓄”

什么是储蓄?从实物形态来说,就是生产出来但没有消费掉的东西。然而,纯粹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储蓄,只能发生在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里。

在当代经济体系中,储蓄以货币形式存在,就是今天挣的、但没有花完的钱。但是,如果不转化为实物或再投入经济运行,被储蓄起来的钱并没有太大作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储蓄,或者说,今天没花完的钱该用于何处?

巨额储蓄如何花

追问储蓄问题对当下中国经济有独特意义。中国的国民储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50%,其中居民和企业各占45%左右,政府占10%左右。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33.5万亿元,新增储蓄接近17万亿元。

这里的储蓄不仅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的银行存款,还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实物投资。换言之,就是33.5万亿元里没有即时消费掉的部分。

如此巨大的储蓄,90%转化成了国内投资,即固定资产,如厂房、机器设备、房地产、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剩下的10%多数变成了政府的外汇储备。

经济增长就是把今天产出的部分储蓄起来,在明天生产出更高产出。因此,储蓄不足以产生经济增长,只有有效地利用储蓄才能产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靠高储蓄、高投资,而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效地利用了每一分钱的储蓄?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利用缺乏效率。从本质上讲,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也就是既没有消费掉、也没有用来投资的当期产出。

对于家庭来说,这相当于在银行存款,银行再贷给企业投资或其他家庭消费;对于国家来说,外汇储备的用处就是给其他国家的企业或居民提供资金,自己收取利息。

为了规避风险,中国相当比例的外汇购买了外国――主要是美国的国债,换取很低的利息收入,如美国的国债利率只略高于2%,而中国央行给商业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接近6%。

若将钱留在国内投资,回报率将高得多。

外汇储备作为手段的实质,旨在获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收益,但这实际上并不合算,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更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账面受损。

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差距也不会缩小。

因此,从长远考虑,也应该让储蓄在国内消化,以获取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收益。

政府储蓄利用效率

再看国内投资。这里暂且搁置企业和居民微观层面的投资,而只考察政府宏观层面的投资。中国政府属“生产型”政府,因为40%以上的财政收入变成了投资。政府储蓄率超过了居民储蓄率,后者约为39%。

如果说中国老百姓节俭,那么中国政府更节俭。对于那些疲于应对老百姓福利要求的国家而言,中国政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榜样。但是,政府的储蓄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我认为大体上可以给一个肯定的回答。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高速公路网迅速扩大,里程数将迅速超过美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沿海城市更是大有“超英赶美”之势;城市地铁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对缓解交通拥堵大有裨益;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高速铁路建设高潮,将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地理概念,城市将不再孤立,而是城市网络中的节点。

然而,在大体肯定的答案之外,我们有必要有所担忧。且不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是腐败的温床,但就其必要性而言,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过分超前了。

在面子、政绩以及对现代化简单理解的推动下,几乎每个城市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以至于许多城市的硬件水平远远超过与之相适应的当地居民收入水平。

基础设施是一种储蓄形态,即把原本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储蓄变成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储蓄。但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种储蓄方式的问题在于,不仅基础设施需要维护,而且还要考虑投资是否能够收回成本的问题。

有学者多次强调,目前在中国修地铁的回报率很高,因为可大大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此判断尚需具体数据支持,但大体上不会错。

如果单算财务账,地铁是亏本的。但是,如果把老百姓从拥堵中节省下来的时间成本算进去,地铁的收益则是个巨大数字。对全社会而言,地铁是赢利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基础设施都能像地铁那样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如浦东的磁悬浮列车,除了观光,大概没有对上海市民的出行起到实质性作用。在此情况下,财务亏损就变成了全社会的实质性亏损,基础设施就变成了负储蓄。

基础设施本身不产生经济增长,而是要靠提高使用基础设施的企业发展达到增长的目标。然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却挤压民间投资,抑制企业发展。

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经历过和中国同样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新干线不仅覆盖人口稠密的东京、大阪地区,而且修到人口稀少的西部山区,但基础设施不能自我循环,政府又没有把资金引向具有高生产力的领域,进入90年代之后,整个国家最终失去增长动力。

以日本为前车之鉴,中国政府需要考虑此波基础设施建设高潮之后的政府财政转型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最有价值

相比外汇储备和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更好的储蓄利用手段。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回报很高。国外经验表明,多接受一年教育,一个人的收入提高15%左右。中国的教育回报没有这么高,但近年上升非常快。

其次,教育的折旧很慢,一朝得教,终生受用;而且,教育水准越高的人,自学能力也越强,政府有限的起始投资可以带动民众的终生学习。

第三,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效应,教育水平高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往往能培养出教育水平高的子女。

最后,教育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上海世博会的硬件在世界上超一流,但管理水平却未达到世界一流,而观众的文明程度就更不用提了。收入水平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反差,人力资源和教育层次低才是根本原因。

把这些好处总加起来,当今中国恐怕没有一项投资能超过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回报。

推而广之,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领域,如养老和医疗保障进行投资也是划算的。养老保障消除对衰老的恐惧,医疗保障消除对疾病的恐惧,故人们更可能在人生的黄金阶段去尝试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完全可从基础设施领域退出。虽然中国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但却是一个资本富裕的国家,民间充斥大量游资。政府可以做的,是把民间资金引导到基础设施领域,这样不仅可以弥补政府退出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减少,而且可以达到抑制房价的目的。

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加入到工业生产之中,且人口负担又处于最低点,中国正处于储蓄的最高峰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高峰将在10年至15年之内过去,届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庞大的社会保障压力。

居安思危,一方面,政府应该弥补社保转型之后的巨大漏洞,不要把问题全部积压到相对集中的时期;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的储蓄投入到教育这样在未来能够产生高回报的领域。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