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政策生财

利用政策寻找机会，利用政策优势享受优惠待遇，利用政策指导获取高额回报，政策致富实际上是让创业者通过捷径走向成功的方法之一。

政策致富，这个已经不新鲜的词汇，对于绝大多数创业者来说依然是一片盲区，很多创业者只顾整日埋头忙活自己手中的创业项目，却从没想过，其实巧妙利用政策不但可以让创业过程更轻松，甚至可以利用政策挖掘到更大的“金矿”。

饭桌上捡回大商机

1987年，16岁的罗云远只身离开温州前往武汉，并带走了家里仅有的100多元钱。到武汉时，身上只剩下几十元。他心里发慌，不知能不能“活下来”。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武汉清芬路租了个门面，卖完皮鞋卖服装，总算解决了温饱。但他觉得做这行不是发财之道，不久又转入五金行业。这次，他有了货源优势：家乡温州龙湾区是生产五金电料的大基地，亲戚朋友很多做这行。“做大生意，就要占据优势”。1983年，罗云远在清芬路以1000元/月的价格租下一间30平米的门面，他从朋友那里赊货做批发，“做生意总是有套路的”。罗云远笑着说，他的套路是：进回的货，低于进价卖，进价7毛的灯泡，只卖6毛8。低价印象引得客户纷至沓来，销售增长很快。一年过去，高进低出也只亏了两三万元，但如此大的销售量让厂家心甘情愿地“借”给他几十万元的货源。他就用这些货借鸡生蛋，如卖出货款20万元，他再进回100万元的货。当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时机合适了，他决定要赚点钱，于是开始小范围调高价格。此时客户已十分相信他，有时尽管他的价格比别人高一点也能接受。

但是，真正让他的生意做大的，却是靠在饭桌上得到的消息。1995年的一个中午，罗云远和一帮朋友吃饭，他随便问一位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朋友，下一步有什么动作，对方透露：湖北省电网马上要开始改造。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改造电网，需求离不开电表、电线、电缆之类。每家每户都需要电表，这是最大的一块“肥肉”。当时的湖北市场上，符合国家标准的电表还不多，电网改造无疑需要质量更高、价格适中的产品。于是，捕捉到这一政策动向后，罗云远在第一时间赶赴浙江，找到一家中外合资的五金厂，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签到了该厂电表的湖北地区独家权。当电网改造的消息传开时，罗云远早已手握大量优质产品。后来同行也赶过去进货，权已被签走，只能望洋兴叹。湖北的电网改造历时5年，罗云远因此获得的销售额达到两三千万元。这一次借政策赚钱，让罗云远真正赚到了第一桶金。

随着五金电料微利时代的来临，批发环节利润越来越薄，罗云远不满足“赚小钱”，又在寻觅新商机。正在苦苦琢磨时，机遇又来了。罗云远有个世界温州人联谊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在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得知西班牙飞利浦国际照明集团想与国内商家合作建厂，开发中国市场。这令正在寻找商机的罗云远十分心动。通过一个在法国的温州华人牵线搭桥，他和飞利浦签下了合同。因广东中山古镇有全世界最大的灯饰市场，原材料采购方便，为贴近市场及原料基地，必须在广东建立生产基地。通过在广东的亲戚朋友透露的信息，他斥资1000万元，兼并了当地一家厂房，派小叔子、小舅子负责管理。企业很快投入生产，第一年就实现产值一两千万元。

几年下来，罗云远的资产凭借着各种政策的扶持，以及他对政策的敏锐捕捉而不断壮大。3年前，他想，几时能成为开发市场的老板？这时，一些会员找他，透露了要开一家现代五金市场的愿望。他又动脑筋，想搞个武汉温州工业园。这一次，他又想到了政策。于是他找到了武汉的几个区政府，对政府官员说，很多地方都在学习温州模式，我要把温州模式直接带到武汉，不用到温州去学。几个区政府领导都很受鼓舞，纷纷给出各种优惠政策。罗云远经过反复权衡，终于选定了东西湖。2004年，由罗云远牵头，商会几个行业骨干共同策划的湖北五金机电城开始建设。

与此同时，机电城的成功运作给他带来启发。目前很多大城市，专业批发市场全部在郊区，上海目前正在清理市区内的市场，也要全部迁往郊区。武汉汉正街目前虽在改造，但交通障碍避免不了。批发市场在市中心会带来很多麻烦，长远之计大量批发产品必须在郊区。因此，他打算在汉阳沌口开发区圈地千亩，建设一个武汉温州商贸城，建设一个和汉正街功能相似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个项目已谈了几年，目前正在办理土地挂牌等手续。

新闻背后的商机

近几年来，一个在商界最为活跃的群体―浙商十分引人注目。浙商的成功，有着更多的因素，而就在最新的一个颇为流行的浙商22条商规中，人们惊奇地发现，由浙商归纳的商规的首条竟是看央视新闻联播。“你可以不看财经报道，也可以不看焦点访谈，但你必须坚持看CCTV-1新闻联播”。要想把握经济命脉，必须关注大局。 看新闻，重要的是看新闻背后的潜在信息。政治家可以从联播中看出政治动向，而经商人则应该从新闻中闻出经济气味。

比如，近年来温商带着资金到处“炒房”，让全国的房价高涨不下。一位专门炒地皮和房地产的温商说，炒房其实就是温商从看新闻联播中受到的启发。还记得吧，早些年国家刚出台住房可以按揭的政策，就是这一条政策，让温商看到了赚钱的商机：用最少的钱，可以通过炒房，赚取最大的利益。炒高房价，再脱手转卖，其中的利润肯定十分可观。于是，有了一次的成功，众多的温商就争相效仿，以至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炒房族。这位温商说，其实，炒房族并不是温商中最有经济实力的人，大多数可能还只是公务员、小商人一类的“小资者”，手头有几十万或上百万元积蓄的温商在初期炒房中算是大款了。而通过几番的炒房，这些炒房族真的成了大款。

最近，浙商又把投资眼光瞄准了资源型产业。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让谁拥有资源谁就可以奇货可居。同样的例子，浙商从新闻中获知通铁路，就觉得那里有钱可赚了，就会去那里投资。西气东输，也给浙商带来了无限商机。

利用政策寻找机会，利用政策优势享受优惠待遇，利用政策指导获取高额回报，政策致富实际上是让创业者通过捷径走向成功的方法之一。

利用政策

罗云远还算不得是运用政策致富的典型，中国不少富豪几乎都是沿袭着这道轨迹一路走来的。抓住政策、利用政策、发展壮大自己，成为中国富豪发家之谜中重要的一条。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政策机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定价机制市场化带来的机会。

创业初始，黄光裕便敏锐觉察北京家电市场的巨大潜力，决计做长久生意，并确定了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一举打破了过去百货店经营家电的垄断局面，使国美在北京迅速站稳了脚跟。

市场化的初期，最先是民用商品定价的市场化。那时民用商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从事民用商品制造及流通领域的企业，它们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告结束。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行价格双轨制，即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部分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当时最为盛行的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粮食、钢铁、水泥、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

据当年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3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机会。

在产权制度方面，建国后的前30年是将“私”变“公”，而近28年则是将“公”变“私”。而这一“公”变“私”的过程中，政策机会多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出现了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模式，江苏集体经济模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转制成私人企业。国家抓大放小，进行国企改制，让民营资本、管理层、外资参与改制和收购，这一过程催生了一批“政策”富豪。

鲁冠球就是其中之一。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仅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接手后，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他不但很快就救活了这个厂子，而且使“钱潮牌”产品牢牢占领了国内外大部分市场，并且创出了“万向节奇效”。此时，鲁冠球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些成绩上，他这时看得更远，谋得更深了。1983年3月，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事实证明，鲁冠球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错，承包的第一年销售额就超额完成154万元，以后的1984年、1985年，更是年年都超额完成承包任务。由于他之前吃过许多没有自的苦，因而坚决主张在承包责任制中，只要经营自，甚至可以不拿奖金。到1993年止，鲁冠球共放弃的承包奖金已达300余万元。这也最终使他如愿已偿地将承包转为了私有化。

第三、产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

在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过程中，以及反垄断过程中存在大量机会。如粮食、运输、教育、医疗、金融、石化、航空等在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过程中，首先拿到进入许可证的民营企业都有很好的回报。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台实施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罗浮山药业的董事长叶耀良马上意识到，这对建厂已有30年历史，立足于1600多年葛洪中医药文化之上的罗浮山药业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于是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

时值罗浮山药业企业效益不佳、技术人员匮乏之际，而申请中药品种保护却需要完善各种基础研究资料。罗浮山药业经过讨论，决定想方设法筹资委托广州中医药大学完成相关的药理毒理资料收集，并补充临床资料。不久后，沉甸甸的资料上报到北京。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罗浮山百草油”、“宫炎平片”等6个品种顺利获得了国家中药品种保护，罗浮山药业的中药保护品种数量在广东省中型中药企业中跃居前茅，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预见政策

中国富豪发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常常善于预见政策。人们常说，某一企业的成功是由于决策时的远见，这种远见是对不确定变化的准确预见性，而预见政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政策相对于实践有滞后性。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各种矛盾提出来的，是针对以前一个阶段经济社会活动而言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遇到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时，没有现成的政策依据，而又不得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就需要按照某种“预见性”的方式经营企业。而这种“预见性”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演变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正确的预见性。而另一种则不被认可，不成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不正确的预见性。正确的预见性代表一种经济活动的主流，这种正确的预见性为决策带来了先发优势，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些企业家就有这种远见。

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企业就搞起了承包制。江苏华西村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别人还在担心“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时就在发展私营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地区间的“物物”贸易还是被认为“投机倒把”，但政策已经有所松动，不少先知先觉者开始“投机倒把”，获得“第一桶金”。几年以后政策放开了，地区间的差价也没有了，机会也消失了。牟其中就是一个典型，在别人还在争论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时，牟其中创办的南德公司做起了“物物”交易，还居然用民品从前苏联换回了飞机。

在别处的民营企业还为融资困惑时，浙江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相互拆借，虽然这没有政策根据，但这代表了一种经济潮流。为此政府还派专员调查，但调查人员发现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的运作效率、坏账及风险远小于4大国有银行的平均水平，也就不了了之了。浙江人正确的政策预见性，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一些落后地区的企业经营者是在等政策、要政策，政策本来就有滞后性，等来的政策，要来的政策就更加滞后了，这样的企业能不落后吗？邓小平生前就鼓励我们“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刻地认识到了政策的滞后性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鼓励经营者勇于改革，预见政策。

政策的预见性为经营提供了决策先机，利于形成先行优势。以产业决策为例，投资决策的执行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能预见政策，先行谋划准备，等相关政策出台立刻行动，就容易夺得先机。很多企业的成功就是充分预见政策的变化，比别人先行一步，在别人担心、害怕、犹豫时提前行动，获得了充分的机遇。而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是看见先行者的成功后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结果往往错过了机会，又不得不一哄而下。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形态过渡到全面竞争的时代，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变幻莫测。一个企业要想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不断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同时在寻求发展机遇。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得益于决策者们超前的政策预见能力。江苏远东集团正是在不断的环境变化中预见政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

江苏远东集团的4次改制

在预见利用政策的成功案例中，江苏远东集团称得上是一个典范。

江苏远东集团的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了4次改制，每一次改制都体现了决策者超前的政策预见力，每一次改制都换来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远东的4次产权变革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成功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暗合并呼应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苏南经济”、“温州模式”、“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规律。

第一次改制：转换经营机制，依托人才拓展市场。远东集团创建之初，坚持“先设点经营，后转化生产，逐步实现规模效益”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新路子，也奠定了远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当时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融资、营销等方面局限性较大，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受到制约。适逢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当时政府给予乡镇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远东产生了巨大吸引力。1992年初，公司果断地改制为乡办企业，光荣地戴上了“红帽子”。新的机制，既为远东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解决引进人才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改制：推行股份合作制，实现资本有效运营。公司核心领导层认为，远东是发展中企业，要不断扩张，其关键在于要素重新组合。针对乡办集体企业在运行中反应出来的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等弊端，积极探索资本运营的有效途径。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着手对企业的资产、产权进行全面审计、评估，把乡办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远东初步解决了资金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加大对技术改造的投入。

第三次改制：探索混合型经济模式，走规模效益之路。两次改制的成功，带来了远东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生产设备的更新。但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市场、资金矛盾又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1996年，公司现任董事长蒋锡培等先后9次上北京，寻找国家电力系统重点企业中的合作伙伴。1997年4月，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4大国企与远东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远东将原有员工股中的一部分股权转让给4大国有企业。企业由股份制改为混合型经济，创造了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四次改制：明晰企业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混合型经济模式的运行给远东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要素的重新组合，合资各方都需要根据国家方针政策和市场形势做出新的战略规划。这样，远东公司就顺利回购了转让给国企的那部分股份。接着，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制度，健全了董事会、监事会，组建了新的民营企业集团――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