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报人的言论写作思想

晚清时期被称为中国报纸的政论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迫切需要政论来开启民众的智慧。当时所办的报刊以及读者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报刊的政论文章;报刊影响力的大小也取决于所登政论的好坏。因此,维新派有影响的报人都是声名远播的政论家,如王韬、梁启超和汪康年就是杰出的代表。政论时代必然会产生政论写作的理论,研究和总结维新报人言论写作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代表报人言论写作的特色,而且可以为当代言论写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韬的言论写作思想

近代最早以言论著称的是早期维新派报人王韬。作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办报的过程中,不仅亲手撰写了大量时人莫能与之颉颃的报刊政论,而且在一些文章中零星地表达了对言论写作的看法。

“论时事”是报刊言论最基本的特点。报纸评论是《循环日报》最明显的特色,也是王韬对中国新闻评论的一大贡献。王韬说《园文录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①。“论时事”,就是针对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评说,发表看法。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重视理性学术而轻经世实用,“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王韬却与之相反,不仅忧世伤时,留心当世之务,而且每有心得,必尽倾吐而后快。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均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讨论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贡献的是经邦济世的自强策略,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只要读过《园文录外编》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文章都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股忧世伤时、愤懑郁勃之气。笔者觉得,读王韬的政论,仿佛感受到了“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屈子之风,看到了一颗“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②的拳拳爱国之心。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王韬,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陶养,少抱用世之志,至老不衰。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怀抱的是经邦济国的用世情怀。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退而想到“以笔墨代衮钺,固儒者分内事也”。③

由此可见,王韬借日报立言,直陈时事,不仅是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积极用世的方式。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自抒胸臆”。王韬在《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亦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意思是说,写文章的关键在于:纪事也好、述情也好,都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让读者明白你的作文意图,而不要过多地追求文字的雅俗和技巧的工拙。“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既是王韬作文遵循的宗旨,也是《循环日报》言论的一大特色。王韬所写的政论,无论是宣传西法,还是倡导变革,无论是抨击黑暗,还是臧否人物,他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好恶爱憎清新生动地表达出来,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以振聋发聩的影响。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自抒胸臆、独陈己见的文章,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他用自己“多谈时务”的政论,在努力实现“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的办报目的。

梁启超的言论写作思想

如果说王韬只是回顾了自己言论写作的体会,并没有对言论写作进行理论阐释的话,那么梁启超的言论业务思想则是维新派报人中较为丰富的。

什么是言论。1902年,梁启超在《答和事人》中说:“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己同者。”④就是说,言论就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文章,是作者在“言心中之所怀抱”。发表言论和阅读言论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所说的“言论”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评论,其内涵比新闻评论要宽,既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普遍的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看法的“论说”,也包括就已经发生的某一具体新闻事件发表意见的“时评”。梁启超说:“凡论说所论,则事之应举措者也;凡时评所评,则事之已举措者也。”⑤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是论说的对象,已经做了的事是时评的对象。论说和时评都属于言论。

言论必须有一定的宗旨。1912年,梁启超在回顾自己办报的经历时说,他的立言宗旨是一贯的,“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⑥梁启超说自己立言的宗旨,就是开启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必造就中国的“新民”,而且这一宗旨要坚持到底,终身不变。康有为曾经批评梁启超流质多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⑦笔者认为,他的思想“多变”主要体现在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方面,而办报中“立言之宗旨”是始终如一的。惟其如此,他所办的报纸和开民智的言论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发表意见应该淋漓尽致、毫无隐蔽。梁启超说:“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使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言论是阐述个人意见的,观点不明确、不突出,就不能影响受众。他总结自己言论写作的特点是:“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⑧梁启超提倡写言论应该“淋漓尽致”的观点,是对王韬的直抒胸臆和郑观应“直言无隐”言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所写的大量酣畅淋漓的言论作品,对于提高当时言论写作水平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921年,他对自己的言论做过这样的回顾和总结:“吾侪诚不敢自谓其所见之必当。虽然常以天真烂漫的态度,自发表其现时良心所主张,一无瞻顾,从不肯以投合社会心理之故,偶发违心之论,尤不愿作模棱两可之辞,以逃天下之责难。”⑨可以说,“淋漓尽致、毫无隐蔽”是梁启超言论写作一贯坚持的思想主张和重要的特色。

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稍偏稍激的言论。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中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中,而真理必出焉。……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⑩这种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发表偏激的言论,使受众“变骇为习”的主张是否正确?从动机角度说,梁启超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与合理性。人们往往习惯于已有的成见而难于接受新生事物,发表极端偏激的言论,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惊骇其心灵。从矫枉过正这个角度说,偏激也有一定的作用。后,梁启超因受了谭嗣同“扫荡桎梏,冲决罗网”思想的影响,其政治情绪从平和转向激进,面对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民众麻木不仁的状态,他提出了这种特殊的言论策略。自王韬以来,人们普遍遵奉的言论法则是“持论公平”,梁启超也提出过“言论要公允”的主张。他之所以提出“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议论出之”的观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宣传技巧而已。从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的言论不求深刻但求新颖、不求严谨但求实效的特点,的确是当时特定时代的产物。

言论写作的“公、要、周、适”四条原则和“四不”要求。梁启超在《时报》和《国风报》创办的时候,对于言论写作提出了新的主张。1904年6月,他在《〈时报〉发刊例》中,对“本报论说”栏目提出了四条主张:一是“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就是说,言论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说话,不要“挟党见以议国事”。二是“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言论写作应当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对象,而不是无关大局的琐屑小事。三是“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者所当厝意者,必次论之”。即对于新近发生的民众所关注的大事,必须依次全面论述。四是“以适为主。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言论要切合现实需要和社会大众的水平,不要做脱离现实的高谈阔论。(11)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对论说及时评又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凡论说及时评皆不徇党见,不衍陈言,不炫学理,不作诙语。”(12)就是说,言论不要存党派偏见,不要蹈袭陈旧的观点,不要炫耀高深的学理,不要说诙谐戏谑的话语。从正面来理解,就是言论写作应该做到公正、新颖、通俗、严谨。梁启超提出的四条原则和“四不”主张,与过去所说的为达到一定目的可以发偏激言论的观点完全不同。《敬告我同业诸君》写于1902年,《〈国风报〉叙例》写于1910年。观点前后有变化本属正常,也符合梁启超思想屡变屡迁的特点。虽然前一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终究具有偏颇之处,而后一种观点则明显是对过去言论观的纠正与超越。公正、全面、新颖、通俗、严谨、实用,永远都是言论写作正确的原则与方法。

汪康年言论写作思想

自称“以言论救人国”的汪康年,在16年的办报生涯中,始终以写作言论为天职,晚年还办了一张“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志”的《刍言报》。(13)他在言论写作实践中,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言论要敢于批评政府的过失,鞭笞酷吏豪强的恶行。汪康年认为,报纸是用来监督政府和维护民众利益的。报人的“清议”之权,就体现在扶正祛邪上面。他说:“政府所颁之政令,官吏所施行之条教,苟有不便于民者,报馆得昌言而纠正之;酷吏之虐民,豪强之纵恶,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达者,报馆得大声疾呼之。此报馆所不能辞之职也。”(14)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在《汪穰卿先生年谱》中说:“先生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才、财政、内忧外患而无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故平素持论,恳恳,专属望于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亡天下。”就是说,汪康年是一个不主张激烈行动的人,平时的言论恳恳,只希望政府能自改革。这只是汪康年的一个方面。其实,汪康年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敢于发表激烈言论。也许正是为了社会不发生“激烈之行动”,他才敢于发表激烈之言论的。例如,1907年2月20日,他在《京报》发表的《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中批评清政府“竭生民之脂血,以供外族之牺牲,对乎世界,无国际法人之资格”,其笔锋之犀利、言辞之激烈、思想之精辟、感情之沉痛,并不在梁启超之下。

写言论要有“百訾不馁”、“强御不避”的精神。言论写作就是对时事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公平之心评价事物的是非得失。汪康年主张,在写作中要有独立的思维、独立的立场,对于自己所赞成的或者反对的要能坚持真理。他说:“若夫以昭昭白日之心,发慷慨激昂之气,言之急,无于诡,言之平,无近于阿,通上下之意,平彼此之情。所与者,必以言助之,虽百訾不馁;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虽强御不避。固将奉以始终,勿致失。”(15)就是说,评论时事不能看评论的对象是谁,而是看其是否合理。维护和坚持真理是需要勇气的。从本质上看,言论写作,不仅是一个人思想水平和语言才能的展示,更是一个人精神人格的体现。

写言论要具有爱国的立场。晚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当时,有一些报纸,对于国家的忧患和政治的弊端,常常以置身局外的姿态,以嘲谑的口气进行评说,以致被外国人讥讽为“天空中人所作之报”。对此,汪康年深感忧愤,多次批判这种轻慢失职的行为。他认为,作为中国的报人,当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己任,没有理由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他说:“凡人痛伤本国之事,垂涕泣道之,可也;慷慨直陈,可也;婉转言之,亦可也;甚至微文刺讥,亦无不可也。若夫嘲谑轻薄,引为笑端,则不啻为本国之罪人矣。”(16)

汪康年认为,对自己国家的伤痛之事,用嘲笑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本国的罪人,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了爱国的立场。在中国新闻史上,作为职业报人,汪康年是最早认识新闻的真实性与立场性关系的人。他既强调“记事贵实”,又强调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十分宝贵的思想。

言论写作的方法。汪康年在《刍言报》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都涉及言论写作方法的问题。归纳起来,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写言论时,事实要有着落,事理要弄明白。1910年12月,汪康年在《刍言报》发表的《论报章立言之宜慎》,对当时报纸在许多事情上的以偏概全,以及“于应然者鼓吹之,而于不应然者绝不一遏止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告诫报界的人:写言论时,“于事之理路,平时万不可不研究明白。至下笔时,尤不可不审慎。否则,于事无益,徒为笑柄,甚不可也”。评论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言的,如果事实都没有着落,事理也没有弄清楚就下笔作文,那么这样的评论不仅没有正面作用,反而会给作者和报纸带来麻烦和负面影响。所谓“报纸立言之宜慎”,慎就慎在评论对象――事实的准确性,慎就慎在分析的思想高度――事理的正确性。二是言论写作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就事论事。汪康年说:“近来风气,既渐趋重舆论,则首须整顿者,即为舆论,而于论事论人,尤宜致谨。否则其结果,有令办事人鼓舞及令办事人灰心二种。毫厘千里,不可不慎也。夫论事无他,曰是曰非而已,曰措置之得法不得法而已。”就是说,报纸论事论人,关键在于评判其是非以及举措是否得法,就事论事,不必涉及别的东西。“吾辈所求者,事之妥善而已。果其事而是矣,又措置得法矣,虽有他故,何害焉?果其事而非矣,或措置不得法矣,虽无他故,奚赖焉?”(17)三是言论措辞应有一定的规则。汪康年在《续论报章立言之宜慎》中,批评了报纸言论用词方面的问题。说当时的报纸“于其事之是者,亦必以轻藐之意出之,或以疑怪之辞出之。如其题有云:‘外务部亦知重耶?’‘政府亦注意疆界耶?’‘贵人亦能助国债耶?’此等口气,触目皆是。”汪康年认为,这样的言论不是与人为善,也不是从大局出发,而是“蓄意乖睽”的表现。记者与官员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发表言论,纯粹是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因此,他主张:“若果有事妨大局,迹属隐微,则应显言发之,直言攻之,不应作藏头露尾语;又不应作微文刺讥语;尤不应再作体谅语、婉曲语。”在汪康年看来,言论写作除了精神、立场、胆气等因素外,还应当是事实、事理、是非和措辞的统一。事实不清、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措辞不当的言论,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总之,维新派报人对中国新闻评论的贡献,除了实务层面外,也有理论的贡献。虽然他们的评论作品远远胜过其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新闻评论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的言论写作思想,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理论的光芒。(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文,批准号:08BXW006)

注 释:

①王韬:《园著述总目•园文录外编》,《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4页。

②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③王韬:《园著述总目•瓮牖余谈》,《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4页。

④⑦⑧梁启超:《答和事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5页。

⑤(12)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3页,第2214页。

⑥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9页。

⑨梁启超:《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9页。

⑩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11)转引自单波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3)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页。

(14)汪康年:《论粤督限制报馆》,《汪穰卿遗著》卷二。

(15)汪康年:《京报发刊献言》,《汪穰卿遗著》卷二。

(16)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刍言报》,《汪穰卿遗著》卷八。

(17)汪康年:《贬国民公报》,《汪穰卿遗著》卷五。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聘常务理事)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