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31 01:08:27
浙江省去年查处了一起严重假冒世界驰名商标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该案虽经有关行政部门处罚，但时至今日，侵权者仍逍遥法外，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为此，记者于2004年12月6日专程赶赴浙江对这起案件的查处情况进行了追踪采访。
记者了解到：2003年11月，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浙江宁波慈溪市恒昌电器配件厂假冒世界名牌产品的违法情况。为此，该局迅速组织人员赶赴案发地――宁波慈溪市周巷镇，并会同当地的质监局，迅速查获了恒昌电器配件厂假冒荷兰飞利浦注册商标，生产大量电熨斗。经现场初步清点，假冒荷兰飞利浦电熨斗共1.4144万只、带有商标标识的包装盒1.1398万只、印刷模板14块，其中包括PHILIPS（飞利浦）、SEIMENS（西门子）、SANYO（三洋）、SONY（索尼）等。执法人员到车间时，还发现该厂的一部分身着凯波集团工作服的员工正在把包装盒上标有“PHILIPS”字样部分用标有“BOMANN”字样的标签贴住，企图掩盖假冒事实。现场还查获了该厂2004年的出运单，上面清楚地记录了该厂假冒的产品数量，其中假冒或仿冒飞利浦的电熨斗就有1.63万只。
执法人员当场要求该企业拿出营业执照和有关证明文件，一些员工推说领导不在，无法提供。后由该厂的上级单位凯波集团副总经理张迪煊出面该厂处理此事。张迪煊应执法部门要求作了一份笔录，并提供了生产出运计划、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原来恒昌厂的法定代表人名叫徐秋兰，据说是该厂的上级公司凯波集团老总的母亲，由于当时她不在厂内，厂方又不能提供被查获产品的合法有效证明，执法人员遂依法对假冒产品进行异地封存处理。
2003年12月29日，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恒昌电器配件厂作出处罚：责令其改正，没收非法生产的侵权物品，并处以12万元的罚款。假冒商标案这样“结案”，侵权受害方飞利浦公司感到不可理解，也难以接受。为此，他们强烈要求将此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而浙江省质监局认为此案违法数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对飞利浦公司的请求予以拒绝。飞利浦公司随后向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执法督察司发函，请求总局督促处理此案。同时又在2004年5月份通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此案进行立案监督的请求。2004年6月，浙江质监局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将案件移交给浙江省公安经侦总队，经侦总队于当年7月把案件交给了宁波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办理。
侵权案件查处“取证难”
那么，究竟该案够不够立案标准，该不该追究刑事责任呢？记者来到宁波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经侦大队六分队尹军队长接待了我们，并告知目前案件尚在调查之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记者问案件已移交半年有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案件搁浅呢？尹军队长向记者解释说，恒昌厂目前已关闭，有关人员也不见踪影，调查取证十分困难。
然而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恒昌电器配件厂虽于2004年6月16日注销，但原法定代表人徐秋兰却没有“人间蒸发”，她在宁波仍有多家企业。从工商部门登记的情况看，徐秋兰任法人代表的企业还有宁波凯波厨房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凯杰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上述两个公司都是宁波凯波集团下属的子公司，经了解凯波集团是一个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大型民营企业，在当地非常有影响。记者也去过当初被查获假冒产品的车间，那里仍是一片繁忙。工厂的名字虽改成了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多士炉厂，但工人和生产管理人员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工人们告诉记者，他们已不生产电熨斗了，改为生产面包机了。只是在厂接待室里还摆放着各种色彩鲜艳，型号各异的电熨斗样品，样品自然没有贴上“PHILIPS”的商标。
从质量监督局现场查获的出运记录上看，恒昌厂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由来已久，并非第一次，公安部门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呢？当记者问及此事时，尹队长明确表示，他还不清楚有什么出运记录。他打电话询问具体办案人员后说，这起案件的有关情况他们还会继续深入调查下去，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派人来了解过这起案件，他们已作了汇报。至于究竟什么时候立案，他也说不出确切时间。不过，他一再向记者表示，这个案子没有说不查，还是会继续查的。
侵权产品案值“计算难”
在处理恒昌电器配件厂假冒商标一案中，案值计算难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对侵权产品的案值究竟如何计算和认定，由于各方认识不一，分歧很大，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加上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在立案标准上是不同的，对恒昌电器配件厂究竟属于集体还是个体？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这些因素都给案件的查处增加了难度。
根据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有两种情形应予追诉：一是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二、单位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为恒昌电器配件厂侵权产品以厂家提供的生产单上的单价计算，侵权货值为12.7211万元；该厂有营业执照，是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组织，涉案金额不够单位刑事追诉标准。
飞利浦公司律师则认为，根据侵权方提供的恒昌电器配件厂的营业执照来看，其组成形式完全是个体工商户。我国民法通则中对于个体工商户的规定是与对自然人的规定在同一节的；并且个体工商户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经营，其责任也是由个人来承担的。另外，从现场查获的该厂销售记录证明，该厂以前一直都在生产假冒各种品牌的电熨斗，其中2003年仅销售出去的“飞利浦”牌电熨斗就有1.63万只，加上这次被查处还没来得及销售的1.4144万只，恒昌电器配件厂至少生产假冒和仿冒的飞利浦电熨斗3.0444万只。计算其案值，不能按生产单上标明的单价计算，而应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目前，市场上飞利浦电熨斗每只售价至少在150元以上，依此计算，该厂的非法营业额已高达400多万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刑事追诉标准。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在办理假冒商标案时，对侵权产品的价值计算方法多不统一。因为假冒商标产品并不全是伪劣产品，也不都是不合格产品，不能套用有关法律规定以“伪劣产品”或“不合格产品”论处。然而，办案部门在办理假冒商标侵权案时，有的是根据生产成本计算，有的是以伪劣产品的价值计算，也有的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计算，由于方法不同，其结果也不同。因为用不同方法计算出来的案值，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定性，也涉及到量刑的多少。因此，在办案实践中，许多被查获的造假业主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找到有关办案部门进行“疏通”，而许多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往往在这样的“疏通”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以罚代刑，一罚了之”。
宁波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王勤对记者说，本案的关键还是在侵权产品的价值认定上。以前有关司法解释可操作性不强，没有明确规定侵权产品价值应该如何计算。法律上不明确，你就不能准确认定案件的性质是违法还是犯罪。即使你把人抓起来了，但证据有问题，法院可能还会作出无罪的判决。王勤说，对恒昌电器配件厂假冒案，检察机关十分重视。高检院侦查监督厅专门派员来宁波调查了解此案，他们就此案作了汇报，也和公安部门进行了沟通。高检院近期要出台有关司法解释，等高检院有了明确的答复，他们很快就会办理。
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
一个小镇上的假冒商标案为何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重视？我国入世已有三周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也已走过了20个年头，然而，打击假冒商标犯罪碰到的“难题”和“困惑”还远没有很好地解决，类似恒昌电器配件厂的假冒案件还大量存在。上海涌道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先生说，近年来他曾多次假冒商标案，在这之前，他的假冒吉列刀片及吉列包装纸案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2002年1月，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接到举报，有一家刀片厂和一家为之配套的印刷厂正在生产假冒吉列公司的刀片和包装纸。衢州市公安局于1月25日出动大量警力，兵分两路查处这两家工厂。在衢县宏欣印刷厂车间和仓库里，查获正在印制的和已印制好的假冒吉列公司的各品牌刀片包装纸600多万件。在衢州市信达塑料五金制品厂查获吉列公司各品牌刀片计有300多万片，主要是“飞鹰”和“虎头”牌刀片。这些假冒的吉列刀片经上海市日用五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质量均为不合格产品。2002年5月13日，衢州市价格论证中心对该案涉案物品（刀片）进行了价格鉴定，认定这批假冒刀片的总价值是19126.5元。因侵权数额不够刑事立案标准，衢州市公安局于次年1月将该案移交给衢州市工商局受理。2003年3月，该工商局作出了没收、销毁假冒刀片，并对两假冒侵权企业作出了五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叶经理说，刀片厂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关键就是对假冒品的价格认定问题，衢州市价格论证中心在价格认定过程中所采用的鉴定方法为“成本法”，这个成本不是指正牌“飞鹰”、“虎头”等刀片的成本，而是“根据浙江省义乌市市场调查咨询情况，拟对标的采用成本法进行价格认定”，500万片假冒商标刀片，总价为1.9126万元，平均每片刀片的价格只有0.0038元，半分都不到；而市场上正品的飞鹰、虎头刀片市场价至少是0.20元。如果以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其非法经营额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
关于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着刑事打击不力的问题，专家指出，尽管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已较为完备，但由于缺少可操作的知识产权证据标准，在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上，公、检、法部门存在较多的分歧，难以形成合力，客观上削弱了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同时，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立案的门槛较高，刑罚震慑力不够，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还存在着以罚代刑、处罚过轻等放纵犯罪的情况。所有这些，都给打击假冒商标犯罪带来“难题”和“困惑”。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记者发稿之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2月22日出台了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大大降低了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等4种犯罪行为刑事制裁的“门槛”，司法解释对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3种犯罪的起刑标准有了大幅度的降低，非法经营数额分别从10万元和20万元降到了5万元。对于侵权产品的价值计算也作了明确规定：对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没有销售的，按照标价计算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据有关新闻发言人说，这样规定，既避免了一律按照被侵权产品的价格或者侵权产品的价格计算所产生的弊端，也有利于履行民事制裁、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
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贯彻实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类似上述案件的侵权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市场经济有序竞争的法制环境也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