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云南话剧

云南偏处一隅，什么都要比沿海、内地晚些，可也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晚。就说话剧吧，就全国而言，一般以春柳社在日本东京的成立为标志，时间是1907年。云南晚一两年，在1908年左右，在昆明和丽江就都上演过话剧。1912年在昆明有“新戏”团体成立，叫激楚社，在云华茶园（其地址即今昆华医院）演出反映革命志士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经过的《爱国血》。当时不叫话剧，内地称文明新戏，简称文明戏或新戏，昆明叫做白话戏。而且在以前还实行过“男女分演”和“男女分场观剧”。今天来看，未免过于古典。

话剧在云南真正形成气候是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1936年昆明成立了昆明艺术师范学校，内设戏剧电影科。1939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滇，里面有一个话剧团叫艺专剧社，在昆明很活跃。南开大学的话剧在国内高校是出了名的，此时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也迁来昆明。这些因素都为话剧艺术在云南（主要是昆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间，上海影人剧团、新中国剧社等职业剧团又先后来昆明演出（“新中国”长达一年），曹禺、洪深、田汉等戏剧大师也先后来昆明助阵。这一下，气候真正形成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昆明话剧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话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是话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据资深老文艺家龙显球先生编撰的《抗战期间昆明话剧活动大事记》，抗战时期，昆明的话剧团体已有相当数量，如金马剧社、国防剧社、昆明儿童剧团、大鹏剧社、励新剧社等。学校剧团也很多，不光大学有，如联大剧艺社、联大山海云剧团、云大剧社、同济大学战时服务团（话剧股）以及昆华艺术师范学校的“剧教队”，而且不少普通中学也有自己的剧团，如南菁中学、求实中学、云瑞中学、市女中、昆华农校以及昆明小学抗战服务团等。某些行业、系统也有剧团，不过这些业余剧团在人员上往往互相渗透，互相加盟，或联合组建班子挂某块较响的牌子演出。但不论怎么说，却是一派勃勃生机。翻翻抗战文艺运动史就会知道，话剧之所以如此普及，是艺术适应抗日救亡宣传的历史要求的必然结果。较之传统戏曲包括街头剧、活报剧等演出形式在内的话剧，其在宣传上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但战时的艺术家们和广大的话剧观众渐渐地也不满足于直接配合宣传要求的作品，而在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和要求了。曹禺的《原野》、《雷雨》、《日出》和《北京人》，郭沫若的《孔雀胆》和《棠棣之花》，夏衍的《离离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都演过。此外还有田汉根据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复活》，李树棠的《钦差大臣》（据果戈里原剧改编），莫里哀的《伪君子》，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等。昆明舞台抗战8年上演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作品，较之当今的昆明话剧舞台，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

那一时期昆明舞台的活跃，与若干外地剧团的来访也是分不开的。除田汉、杜宣、瞿白音的新中国剧社外，上海影人剧团（以上海明星公司电影演员王献斋、吴玲子、龚稼农、周曼华等为骨干），中电剧团，成都私人组织的西南旅行剧团，在昆明都有不俗的表现。上海影人剧团1938年9月到昆演出《雷雨》、《日出》、《夜光杯》等近10个剧目，历时两月余。中央电影制片厂阵容强大，演员有白杨、章曼萍、魏鹤龄、顾而已等，他们来昆是为《长空万里》拍摄外景，趁便为昆明观众奉上陈白尘的《群魔乱舞》（导演）和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沈西苓导演），受到热烈欢迎。那时的白杨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除参加这两个戏的演出外，还应邀参加别的晚会担任报幕，风头十足。

成都西南旅行剧团名气不算大，但剧目都上档次，有曹禺的《日出》、《北京人》，田汉的《名优之死》，吴祖光的《林冲夜奔》，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演出将近半年之久。现今的大锅饭剧团谁有这般能耐？

昆明剧团也成绩不俗。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国防剧社1939年7月上演的《原野》一炮打响，好评如潮，空军系统的大鹏剧社1944年12月演出的《孔雀胆》也很成功。还有驻昆高射炮部队射日剧团1944年9月上演的《清宫外史》，也获得普遍赞誉。导演石凌鹤是资深文艺家，1927年秘密加入中共，30年代在上海《申报》从事电影评论活动，抗战爆发后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曾创作并导演《火海中的孤军》和《铁蹄下的歌女》等独幕剧。此次在昆导演的《清宫外史》，连演20余场，可谓火爆。当时有专家称《原野》、《清宫外史》和《孔雀胆》的演出，是云南话剧的3大里程碑，看来是有根据的。

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历在目。但云南话剧在经历了见过初期的短暂兴盛后，持续走低。中国话剧的数次浪潮和机会云南话剧都没有赶上。进入90年代后期，当中国话剧依靠着小剧场东山再起，云南话剧去而基金消声灭迹。21世纪后这种情况更糟，专业剧团无作为、民间力量奄奄一息，外来剧目无人买单，2002——2010年这几年间，云南每年话剧演出量几乎难以突破5场，其中还充斥着专业剧团为应付任务而排演与社会脱节的所谓“正剧”。二正是这几年，中国话剧却已经在飞速的进入产业化，而云南却与之格格不入，话剧的生存空间一步步缩小，民间力量举步维艰，，当年的辉煌难以延续，底蕴早已经丢干，话剧成了云南的“奢侈品”。

转机出现在2010年，华文戏剧大师赖声川的作品终于来到昆明，此前在做其他活动的某公司，用积累下的财富。建立起一个叫“品质舞台剧”的品牌。在没有外援资金的情况下，字2010年起，当代中国话剧的优秀作品陆续运作来昆，《暗恋桃花源》、《今夜我们说相声》、《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希特勒的肚子》、《弹琴说爱》……这些之前只留存在云南观众印象里的力作接力来昆，云南话剧市场终于开始复活，剧场不断开门迎客，话剧终于又有人看了。然而，在外来剧组剧目频次越来越高时，云南原创话剧却仍旧沉寂。摆在云南本土话剧人面前的问题仍旧棘手：剧本、演员、专业运作、剧场等仍旧是困局。突出症结表现在云南本土文化公司企业大多还在观望云南本土话剧潜力与市场。

如何破局！？

破局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有人来做一个第一，第一个牵头的人或公司。最终，云南影昕文化做了第一，同样经历观望过程的这届新生代公司，于2013年7月，整合了云南企业、社会、民间等多方资源，以云南优秀本土原创剧本《要么爱，要么死》为蓝本，以云南首部原创都市舞台剧为项目定名，以原创的姿态进入2013昆明暑期演出档市场，一如当年的金马剧社，《要么爱，要么死》团队集中了云南社会各界优秀人才，云南著名模特、艺人王乙帆首次挑战话剧担任主演，有云南非著名话剧人之称的媒体人张原打造剧本，优秀表演系学生、社会知名人士也随之加盟。一个富有理想与激情的团队正式构成。经历多年的等待，云南等来了有一个属于本土、属于民间的话剧组织和机构，此时距离当年叱咤风云的昆明民间剧社金马剧社参加首届全国剧展（举办地：桂林），竟已整整过去70年。

《要么爱，要么死》这个剧名，竟也是对云南70多年话剧发展的一个写照，要么你就爱它，爱它，它就兴盛，如果不爱，它只有沉寂和死亡。幸运的是，现在又有人在爱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