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及其破解研究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陕西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凸现出来。本文主要根据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基尼系数、不同收入户组、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比较，揭示了陕西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并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市场竞争等共性特征以及陕西省省情的个性特征中系统剖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全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78-04

自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及各项政策的合力作用下，城镇居民利益关系重新调整，分配机制发生变革，导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显著变化，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陕西作为我国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省，同样面临着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城乡、地区间以及城乡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因此，分析陕西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表征，探究其形成的机理原因，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对于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及特点

1.2000年以来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的态势。本文主要依据2006-2010年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胡祖光先生在2004年提出的收入五分法及其计算公式：G = 4P5-4P1+2P4-2P2/5，计算出2005-2009年各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省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00-2002年增加幅度较大，说明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较为明显，从2003年开始，基尼系数降到0.3以下，但是，在短暂的下挫后，从2005年开始，较之2003年，基尼系数又呈现平缓上涨的趋势，2005年0.272，2006年0.273，2007年0.279，2008年0.286，2009年0.283。从统计数据看，尽管基尼系数没有达到0.4的国际警戒线，但是，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及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2.不同收入层次户组的收入差距在高位震荡。按照收入水平高低不同将我省城镇居民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五个等级收入层次，其不同年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2：

从绝对值看，高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年拉大。1990年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8元，高收入户为1885元，高低收入户的差距为937元，1995年差距扩大到3471元，2000年以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5年差距突破1万元大关，2009年则突破2万元大关，2012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9013元。从1990年到2012年，高低收入户之间的绝对差额扩大了31.96倍。

从高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相对值看，1990年比值为1.99：1，2000年提高到2.71：1，2008年扩大到了4.85：1，达到最高值。2009-2012差距虽有所缩小，但是仍在高位震荡，说明高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3.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总体呈现扩大趋势。1990-2012年陕西省收入最高行业与收入最低行业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见表4）。

1990年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的收入比值为1.68：1，1995年提高至1.93：1，2000年升至2.13：1，2005年收入进一步升至3.6：1，2010年较之2005年虽有所下降，但是其比值仍然达到3.10：1。2010年之后高低行业的收入比略有降低，但是行业间收入差距依然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方面。

4.不同地区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明显。2005-2012年间，虽然陕西省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获得较快增长，增幅均在10%以上。但是，由于地区间受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城镇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

（1）地区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绝对差距进一步拉大。2005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市（区）相差7303元，2007年扩大到10581元，2010年差距为14458，201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8447元。具体情况见表5：

（2）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见表6：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我省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市（区）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差距由2002年的2690元扩大到2012年的10155元，扩大了3.8倍。

二、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成因分析

纵观陕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就其表现形态而言，与全国及其他省（区）一样，均以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行业差距以及地区差距等形式表现出来，说明我国在体制改革、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共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各省（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又不尽相同。因此，只有对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全面、具体、深刻的剖析，才能“对症下药”，探寻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正确途径。

1.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缩小，是经济发展过程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型”理论指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初期经济发展而扩大，达到最高点后，又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经历了这一过程，我国也不例外。陕西省目前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上升期，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统计，2010年我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5%，高出全国4.2个百分点。但就其经济总量而言，在全国居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与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库茨涅茨的“倒U型”理论中的最高点，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而在这一时期，必然会带来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致使收入差距扩大。

2.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拥有资本、技术的劳动者收入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居民收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结果，一方面因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调动了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另一方面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因占有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量和质的不同，带来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陕西省在全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根据省情，结合本省的经济发展特点，相继进行了一系列人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带来了单位之间以及单位内部不同职级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3.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绝对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统计，2005年，陕西省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比城镇集体单位高出7297元和7539元。2006年以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10年更是分别高出14845元和12642元。这种收入差距的形成一是历史原因所致。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建立，相对于全民所有制单位而言，基础差、底子薄、规模小，资金少，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职工的工资待遇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单位。改革开放后，虽经调整，但其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仍然赶不上国有单位，直接影响到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的工资及福利水平。二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其它经济单位，以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灵活多样的经营模式和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占据了市场竞争的优势，以良好的待遇和报酬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拉大了与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的收入差距。

4.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机制拉大了不同微观经济主体间的收入差距。具体说：一是高收入阶层已向复杂劳动及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集中。统计数据显示，位于陕西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前三位的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远远高于位于后三位的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二是以黄河、海燕等为典型的一批企业，由于创新能力不足，未能及时把握市场的变化情况，优化产品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造成了职工收入急剧下降。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一些军工企业，由于在改革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转型不及时或不到位，致使企业经营困难，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形成了城市中新的贫困阶层。

5.企业改制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由放权让利到承包、租赁再到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过程带来了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分配机制的变化，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陕西省作为国企大省，影响更为显著。一方面国有企业对其经营管理者实行年薪制、票期权制等改革，增大了企业自主分配权，导致在国有企业内部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群体，从而拉大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其他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破产、兼并、重组、改制过程中，带来了大量下岗失业问题，而同时又缺乏配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缓解矛盾，从而使一部分人的收入明显下降，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6.产业结构调整、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一些传统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而一些代表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则迅速崛起，因此，各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化，从事新兴产业的职工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传统产业。石油、天然气、通讯、电力、金融、烟草等高收入行业大多具有垄断性，但是，这种垄断不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制度性垄断、政府的行业优惠政策及保护形成的。这些行业正是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而形成的垄断，获得了高额利润，干扰了市场竞争的正常机制，拉大了行业间职工的收入差距。

7.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政策因素的影响，拉大了地区间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陕西这个资源大省来说也是如此。陕北地区在资源禀赋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世界罕见的矿产资源的富集区，煤炭、石油、天然气、岩盐等大型矿藏富集一地。随着陕北地区近些年来对资源的开发，经济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也跃居全省前列。关中地区一直是我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占据了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科学技术、交通、通讯等资源的优势，近年来，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给关中地区的各市（区）带来了发展机遇，带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大幅增加。陕南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自然单元，其优势主要在绿色自然生态环境，相对于陕北和关中来讲优势不足。一直以来，陕南在特色产业的开发上力度也不够，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与陕北、关中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三、缩小陕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必须针对这些具体的原因“对症下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其扩大的势头，以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1.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陕西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由经济发展规律而带来的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虽说是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无法逾越或消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相关经济政策，加快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来缩短“倒U型”假说中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期。

2.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减少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构建合理的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包括各部门、各单位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建立并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独立于企业、公司的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利益，保障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五是拓宽再分配渠道，继续强化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3.继续深化所有制改革。第一，针对国有企业，在产权改制的基础上，适应市场需求，加大对产品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加快对企业负担和包袱的卸载，剥离社会服务；对小型微利或亏损企业，通过兼并、并购等方式尽快完成企业转型。第二，加快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即通过产权量化、股份合作、股权多元、产权购置等方式，明晰产权关系，拓展融资渠道，转变经营方式，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第三，加速非公经济的发展。一是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鼓励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二是通过政府政策上的鼓励和优惠，积极培育非公经济的发展。三是政府要依法行政，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自由轻松的环境改革。

4.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就业和再就业培训。一是政府应加强对初、中等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适龄学生都能接受良好正规的教育；二是可以通过引入教育券制度，借鉴其他先行省的经验，给学生更多自由选择公办、民办学校的权利，扶持贫困家庭的子女入学，均衡教育资源；三是通过省财政拨款，向陕北、陕南等边远地区及落后贫困地区倾斜，注入更多的教育资金，激活当地的教育教学资源，让当地的学生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四是充分利用现有的高等院校的资源，加大对继续教育的投入和在职培训，让更多的人通过这种渠道，接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增强就职的竞争力。

5.限制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首先必须打破垄断，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对于垄断行业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确定与政府的“亲疏”关系，即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通过国有独资的形式确立其垄断地位，但同时政府必须加强对产品定价的管控，防止过高的定价，侵吞社会福利；对利润分配实行严格的监控，超额利润上缴国家，以防止利润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侵蚀生产发展的资本；对于那些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的垄断行业，政府应放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引内外资企业的进入，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打破垄断，或者通过《反垄断法》，拆分现有的垄断企业，给不同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遏制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的权力，以此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其次，加强对现有垄断行业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收入水平的调节和控制。对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设定最高限，控制工资总额，减缓工资水平增长的速度，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此外，对其内部的高管人员工资水平也应设限，使其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同时建立科学的联评机制，通过上下两级对其绩效进行考评，以缩小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最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应通过反垄断措施和政策优惠，限制垄断，扩大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6.打造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根据省内“三大区域”现有资源的分布特点，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区域的资源优势，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发展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做大“蛋糕”。关中地区应依托其在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工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核心，装备制造业为重点，集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为一体的多样化经营的产业集群，发挥集群效应，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医药、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航空航天和新材料等产业领域，推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同时发展以西安为中心，宝鸡为副中心的关中城市集群，加快关中地区城市化的发展。通过关中各地区资源互补，降低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陕北地区应借助本地区的煤、气、油、盐等资源优势，以资源深加工为依托，构建以精深加工为主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长产业链、清洁环保型的能源化工产业体系。采取多元并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陕南应积极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依托丰富的生物、山水、矿藏资源，围绕有色、生物制约、绿色食品、蚕桑丝绸、旅游等优势产业，通过产业聚集和产业链延伸，构建循环经济运行体系。要通过“三大区域”间的资源流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减少区域间的经济落差，实现“三大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收入差距。

7.强化再分配对收入的调节功能。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税制。在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中，除了在起征点和累进税率的级差上做文章之外，还应加强个税的结构性调整，加快个人所得税制的转型，由分类税制转向综合税制或综合分类税制；增设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房产税等新税种，限制个人财富的过快增长，遏制投资炒房、权利炒房行为，筹措用于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强化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其次，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一是加大对贫困家庭、需扶持企业的转移性支付。如提高扶贫标准，即提高城市低保户、特困户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补贴标准，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据全省经济发展需要，对一些政策性亏损企业、能带来重大社会效益的企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开展高新技术创新研究的企业加大补贴和资助的力度，缩小它们与现有经济效益较高企业的收入差距。二是加大财政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应加大对陕南、陕北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快陕南地区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改善陕北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实现陕北各地区经济衔接，均衡地区间资源投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三是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倾斜，增加投入，让广大城镇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加快推进和实现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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