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庙街事件中的日苏交锋

摘要：俄国十月革命后，日苏在武装干涉革命和反干涉交锋中引发了庙街事件。为解决庙街事件，日苏双方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谈判。苏联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自身的经济优势，最终迫使日本作出让步，圆满解决了庙街事件。 庙街事件的解决为日苏外交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庙街事件；日苏谈判；日苏关系史

中图分类号：K5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3-0077-03

庙街，俄国称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位于黑龙江入海口的一座小城。协约国联合武装干涉俄国革命时，日本占领该地。1920年3―5月，在协约国武装干涉失败并相继撤兵后，苏俄游击队为收复庙街与驻守日军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引发了庙街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苏俄就游击队处死日本战俘一事审判了事件有关人员，并判处游击队司令特里皮岑等二十多人死刑。但是，日本政府却无视自己在俄远东的无数不法和残暴行为，认为庙街事件是日本的“国耻”，并立志雪耻。1920年7月，日本政府出兵占领北库页岛(萨哈林岛)，作为解决庙街事件的保障，并提出赔偿、道歉等要求，使庙街事件复杂化，以致竟发展成为日苏建交的障碍。为解决庙街事件及其引起的北库页岛问题，日苏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艰苦外交斗争。

一、“先赔偿”与“先撤兵”的对抗

1920年4月，为避免与日本的战争，苏俄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远东共和国，作为苏俄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统一远东地区后，多次要求与日本通过谈判解决庙街事件。因此，早期日苏关于庙街事件的谈判就是在日本和远东共和国之间展开的。实际上在美国、英国相继撤兵后，日本拒不撤兵并出兵占领北库页岛的行动使其在国际上面临巨大压力。战后积极谋求远东利益的美国认为日本违反了两国出兵前达成的协议，即两国将不“利用这次联合远征或可能因之而起的任何事件作为一个机会占领土地”，强烈反对日本占领北库页岛。美国声明除俄罗斯外，不承认他国有权占领该地［1］628。日本拒不撤兵同样引起了英、法等国的疑虑，它们担心日本独占东西伯利亚的利权，也要求日本撤兵。结果，日本在国际上开始处于孤立地位。1920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占领北库页岛后，要“以将来作为日本领土的方针”来进行建设［2］240。7月，日本陆军省向外务省提出了关于经营北库页岛石油、煤炭及其他矿山或森林的计划。这表明，日本侵占北库页岛的真正目的并非保证庙街事件的解决，而是要实现掠夺该地区资源的野心，甚至还抱有把北库页岛纳入版图的构想。苏俄洞悉了日本的图谋，授意远东共和国与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于1921年5月签订了关于开发北库页岛石油的草约，意图利用美国遏制日本，逼迫日本同意谈判以解决庙街事件和北库页岛撤兵问题。而日本也惟恐在北库页岛开发上落后于美国，接受了远东共和国的谈判要求。

1921年8月，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即大连会议。会上日方声称要租借北库页岛80年作为庙街事件的补偿，在北库页岛开始租借后才能撤兵。而远东共和国代表则要求日本立即从北库页岛撤兵。由于双方寸步不让，会谈破裂。

日本要求租借北库页岛作为庙街事件的补偿，再次暴露了日本占领北库页岛作为解决庙街事件的保障只是借口，它真正在乎的是北库页岛的资源。更有甚者，日本还企图采用高压政策在谈判中迫使远东共和国屈服，使其成为自己的傀儡，最终实现“据北满、煽满蒙、占西伯利亚、囊括东亚大陆”［3］

的野心。日本的野心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远东共和国将北库页岛问题诉诸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代表休斯强烈谴责日本拒不撤兵和占领北库页岛，要求日本结束东西伯利亚的远征，把北库页岛归还给俄国人民［1］632。美国的谴责得到与会各国的响应，日本的国际孤立进一步加深。而苏俄的外交孤立状态则开始被冲破。1920―1922年期间，苏俄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冲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英国、意大利、挪威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使日本对苏贸易受到大大的排挤［4］。此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撤兵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谴责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不仅招致各国猜疑、俄国人怨恨和国民不满，而且还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故坚决主张撤兵。日本广大民众要求撤兵的呼声也越来越高［5］488-489。

在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下，1992年9月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举行了第二次谈判，即长春会议。日本仍然坚持庙街事件不解决就绝不从北库页岛撤兵的方针，而远东共和国针锋相对地要求日本明确从北库页岛撤兵的具体期限，结果谈判破裂。之后远东共和国加入了苏俄，日本在庙街事件上开始与苏俄直接交锋。

从两次谈判可看出，双方谈判焦点集中在“先赔偿”还是“先撤兵”的争论上。日本要求先赔偿后撤兵，而远东共和国则要求日本先撤兵并拒绝赔偿，双方针锋相对。即使在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丧失苏俄市场、引起国内财政危机的艰难局面下，日本政府仍拒不从北库页岛撤兵，足见其获取北库页岛利权的愿望之强烈。不过，由于国内外压力太大，日本政府还是作出了一点妥协，宣布1922年10月前从滨海边区撤军，从而完成在俄国大陆上的撤军。但是，对北库页岛的撤军问题，有关帝国威信，日本不能无条件撤军［6］。

长春会议后，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赴中国与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时任东京市长的后藤新平认为：当此“英美两国喧嚷排日，与邻邦中国之关系亦颇呈险恶”之时，若中苏关系密切，则必定是帝国外交的一大失策，要求抢在各国之前与苏联建交［5］491。但庙街事件是日苏建交的巨大障碍，后藤建议政府与苏联就庙街事件和建交进行谈判。后藤在加藤首相的默许下，邀请越飞赴日谈判。越飞赴日后，苏联为确保谈判成功，对日本发动了一系列外交攻势。1923年3月，苏联政府废除了此前与日本签订的所有渔业协定，禁止日本在苏联海域捕鱼；同时以日本人无护照为由，拒绝日本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更借口两国无外交关系，禁止日本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使用电报。苏联的抑日政策使得日本人在苏联寸步难行。

越飞赴日后就庙街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苏联掌握的关于庙街事件的各种资料看，事件是日本军队挑起的，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司法机关还是审判了有关人员。如果日本坚持认为庙街事件是苏联的不法行为，可以向国际法庭控告。对于越飞的看法，日本政府无从反驳，实际上承认了真正不合法的是日本［2］239。1923年6月，日苏两国举行了预备谈判，在谈判中日本要求苏联对庙街事件作出赔偿和道歉，声称占领北库页岛完全是为了保障庙街事件的解决，并提出了收买北库页岛的建议。越飞则坚持以日本承认苏联，并明确北库页岛撤兵期限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双方毫不让步，谈判最终破裂。

由越飞赴日谈判可见，日本已认识到解决庙街事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日本并没有因此缩小自己获取北库页岛利权的胃口。日本的做法不仅使它丧失了抢在西方大国之前与苏联建交的最后机会，而且加剧了日本的国际孤立。

二、“免赔偿”与“给利权”的妥协

1924年，西方国家与苏联掀起了“建交热”，中苏两国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苏联的外交孤立形势进一步被打破［7］58-60。经济上，苏联1921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到1925年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8］567。与此相反，战后日本经济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贸易入超极为严重。尤其是苏联废除1922年11月14日之前的一切俄日渔业协定，极大地限制了日本渔民在苏联远东海域的捕鱼作业。这对当时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渔业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此时，外交上日本又由于移民问题与自己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关系极度恶化。迫于国际形势的极度恶化、苏联实力的明显增强和自身的衰退，日本终于对苏联作出让步，提出了解决庙街事件的新方案。

1924年3月，日本政府提出苏联政府对庙街事件只须以书面形式表示歉意，有关该事件的赔款问题则以许给北库页岛及东西伯利亚地区长期利权来解决［5］493。从日本建议来看，日本政府没有再理直气壮地声称占领北库页岛是解决庙街事件的保障，还简化了道歉的手续，免除了谢罪等程序。1924年5月，日苏举行了北京谈判，由于两国在撤兵和北库页岛利权问题上争论激烈，谈判陷入僵局。此时，日本国内政局剧变，由以会总裁高藤加明为首的护宪派联合执政。他们理性地改变了军事内阁的强权外交方针，转而奉行从国家大局出发的现实主义方针。因此，日本外务省又提出了解决庙街事件的新方案：对于庙街事件，苏联不必书面道歉，只要表示歉意就可以了；对于庙街事件的赔偿问题，不再要求以北库页岛的利权作为赔偿，而是要求与苏联共同分享该地的经营收益。日本还承诺在两国谈判结束两个月内撤兵。对于日本的妥协，苏联积极回应。鉴于日本已经明确了从北库页岛撤兵的日期，苏联政府发表照会，就庙街事件向日本表示真诚遗憾。同时，在两国讨价还价之后，苏联还部分满足了日本的利权要求，给予日本在库页岛东海岸和西海岸40～50年的煤矿和石油开采权［5］495。1925年1月签订日苏基本条约，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25年5月15日，日军撤离北库页岛。至此，庙街事件以及由庙街事件引起的后续问题全部解决。

庙街事件的解决是日苏双方共同妥协的结果。日本以无偿从北库页岛撤兵换取了北库页岛的部分利权，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使自己得以全力投入到在远东与美国的抗衡。而苏联则在牺牲部分利权的情况下使日本撤兵，避免了战争威胁，为即将进行的工业化建设赢得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可以说，庙街事件的解决对日苏双方都是有益的。

庙街事件作为日本军队与苏俄游击队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军事流血事件，本应是容易解决的。但是，日本以此为由军事占领北库页岛，并拒不撤兵，导致事件复杂化，并使庙街事件成了日苏关系正常化的绊脚石。在事件的交涉过程中，苏联逐步获取了国际优势，同时又以自身的经济优势不断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日本虽曾极力抗击，但是最终不得不首先让步，双方在和平、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了庙街事件，为日苏建立外交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庙街事件的解决使苏联最终避免了与日本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是苏联成功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典范。庙街事件的解决也是日本现实主义外交取得的一项成果，初步显示了日本政党内阁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的灵活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1］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2］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97.

［4］周尚文.新编苏联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0.

［5］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李凡.日苏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5.

［7］基里林.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8-60.

［8］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