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中国西汉时期，统治阶级致力于民生，以恢复长期战争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社会相对安定，又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影响，思想文化相对活跃，由此产生了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思想，这两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便是桑弘羊与司马迁。本文通过对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与批判，力争能得益其中。

一、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与历史意义

(一) 社会背景

汉武帝时期，为开拓疆土，政府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对封建王朝的财政提出了很高要求，从战争中马匹与军械的消耗程度来看，汉王朝的财政已相当吃紧。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 9年)，汉武帝曾先后八次进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元狩四年之战投入的数量最多：“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几十四万骑。”“汉士物故者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

在汉代，中央与地方都有储备军事装备的武库。中央的武库设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汉书・高帝纪》：“(公元前200年)二月，在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对长安武库进行发掘，经考察，发现该武库位于未央、长乐两宫之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300余米，总面积为23万平方米，四周有夯土建造灼达15米的围墙，宛若一座小城，在库房中存放着刀、剑、矛、戟、铠甲等，大多为铁制品。洛阳武库更是一个大型的军械储备基地，史称“精兵所聚”。

马匹与军械的巨大消耗，导致了西汉王朝一系列变化。为了弥补具大的财政亏空，汉武帝启用了当时著名的理财专家桑弘羊。

(二) 经济举措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汉武帝时期领大司农。他掌管汉武帝中央财政近40年，成功地解决了汉王朝十分沉重的财政困难，他的财政政策，被后世视为效法的典范。

桑弘羊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的经济思想，加强了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平准”类似于当今的价格平准制度，即政府当局通过吞吐相应物资而保持物价稳定。“均输”的实质，在今天看来就是各地的地方当局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物品集中收购，运往高价的地区销售，所得利益充当地方财政资金，均输有效地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桑弘羊的政策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是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铁冶炼业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的成功实践被后来封建王朝视为理财典范。

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他的经济政策是干涉主义，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发展农业生产，而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

(三) 盐铁之议

通过严厉的盐铁官营和均输，汉武帝时浩繁的财政开支得到了保证，为汉武帝的文治武略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理财名臣，然而，盐铁官营和均输直接损害了豪强的利益，加剧了他们与西汉政权的矛盾，而且，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汉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致使汉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必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专门讨论国家是否应当“与民争利”的问题。贤良、文学代表社会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政策，提出废除盐铁官营，信奉儒家的仁义之说。主张德治，行仁政以无敌于天下，他们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盐铁官营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贾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他反对德治，主张法制，认为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就自然止息。他所以坚持的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

(四)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

桑弘羊所处的汉初时期是二千年中国封建经济史的决定时期，汉武帝在政治上为强化皇权，加强集权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把教育体制、用人制度与独尊儒术结合起来，兴建“太学”，以“五经”为教授内容，设五级博士，培养儒家人才，成绩优秀者选入朝廷做官，这样，儒学成为士人晋升的阶梯。与这种政治，文化上加强控制相对应的是，汉武帝在经济方面也推行集权，他改革币制，将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对经济进行控制、干预，总体上有利于贫民百姓，可以遏制豪强势力的形成，增加国库收入，但也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保守经济倾向。桑弘羊主张“排富商大贾”，使“商贾无所贸利”，可以“损有余，补不足”，可以严格管理，改善品质，提高效率，降低物价，但后来证明这都是他的一厢情愿，盐铁会议上，反对官营的贤良、文学们就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官营工商，效率极低，劳动者松懈怠工，没有积极性，“卒徒烦而力所不尽”。产品质量差，“民用钝弊”，不考虑市场与顾客的需要。“远市田器，则后良时”，价格高，贫民买不起，只得“木耕手耨……

由上可知，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一种形而上的、不变通的计划经济思想，排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过于相信政府的权力和能力，与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较相似，这种经济措施只能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实施，解决一时之需，比如新中国成立后需大量的财政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和国防建设，但不能长久的经济政策。因为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社会财富需在公众之中进行适当的分配，这样才会有一个健康的、低风险的经济基础。

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历史意义

(一)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公元前45～公元前87年)，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史记》，而表述其经济思想的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他主张开放、自由、乐观的自由经济体系，与现代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有一定的相同之处，由于司马迁的极其超前的经济思想与中国两千年来专制集权的政治集权相悖，因此未能被重视。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富者。富者人之情性，所不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不求而民出之”……另一种是享乐，“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持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意思是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尽情发挥享乐的本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这两种本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形态，

司马迁还考察了各行业的获利水平，“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无论是经营畜牧业，还是经营手工业，都可获得相当二十万钱的收入。因此，他得出结论：“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盈利不到十分之二的行业，就不是生财之业，所以，应当把20％的利润率作为投资的最低限度。并提出“廉贾”与“贪贾”的概念，“廉贾”只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利润率，风险小，长久下去可获大利，“贪贾”赚取更高的利润率，风险大，反而更容易失败，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政治家总有一番安慰穷的说辞，希望穷人可以安分守己，以保证社会安定。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社会之中，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二)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

由于司马迁所在的时期，儒家文化还未完全渗透到各个领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繁荣开放的思想氛围尚有延续，因此社会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在商业领域出现了一批卓越的代表人物，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陶朱公)、猗顿、子贡、白圭等，到西汉时期的蜀卓氏、程郑、无盐氏，均通过正当的手段赚取了大量财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高度超前，是中国今后济思想史上的奇葩。但很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忠君、愚民思想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自由经济思想更是遭到彻底封杀，一直到清末才被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重新提起。

三、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借鉴意义

桑弘羊与司马的迁经济思想，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二者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思想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来说是极大的进步与超前，他们均强调应重视商业发展，国家才有可能富裕，但这些真知卓见未能被后来的统治者所采纳，并且耻谈经济，最终被西方国家所超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列强拼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社会，新思潮才逐渐被引进。

虽然桑弘羊与司马的迁经济思想非常进步，但也有不足的一面。桑弘羊着重强调政府的调控政策，认为政府垄断有利于民生，其实恰恰相反，政府垄断只能滋生腐败，不利于竞争，就像裁判也跳进场内踢球，本来就无公平可言，更谈不到有利于民生。司马迁相对于桑弘羊是一大进步，但他又着重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主张完全自由的经济体系，这样很容易造成经济运行失控，社会资源浪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运行体系就与司马迁的主张非常相似，最终导致周期性的恶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

因此，不论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万能的，二者需要有机的结合，才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从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恰当的经济思想对经济活动的能动作用，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采用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体系，成就非凡。这说明在目前生产力发展条件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