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经初探

按史学界传统说法，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汉哀帝时期，最先译出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也是在汉代完成，之后，译经事业快速发展。为方便佛教传播，在没有任何印刷技术的时代，人们势必会抄写这些佛教经典，以使佛教教义能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更为迅速的传播。这一时期经卷的抄写，大抵是由僧人完成，实物现已不可见，相關资料表明，汉代有佛经抄本是可以肯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问有毁佛灭佛，但佛教仍发展迅速，经生写经与僧人写经成为这一时期写经的主流，抄经渐成为一种职业，保存在敦煌的大量经卷可为佐证。隋唐以降，除经生、高僧写经外，大量的名家写经出现，写经至迟在此时就已分野，一路沿着特定的经生笔法发展，一路则向着书家笔法发展，经生笔法万变不离其宗，而书家写经则按写经主题的不同而表现出千姿百态。元代立国不长，帝王崇佛佞佛，历代不能比拟。特殊背景下，元经书法独具特色。本文试从元代官方写经、非官方写经以及元代传世写经三方面着手对元经加以探讨。

一

祥迈《至元辨伪录》卷四载：“太祖则明诏首班。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谷与（即贵由）皇帝则令僧息从，恒诵佛经。蒙哥皇帝则供僧书经，高营宝塔。”按，《至元辨伪录》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僧祥迈奉敕所撰，所见元前代君主仅此四代。四代君主对待佛教已然至此，想见后世君主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处“蒙哥皇帝供僧书经”可算是元代官方写经的最早记载，蒙哥营建高塔以供僧书经说明，僧人抄经已有专门场所，官方写经规模已经初成。

元代官方写经所耗财力至巨。从《元史·本纪》中可看到，元代君主组织写经活动所耗资费的具体数目，如：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朔）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

（仁宗延佑二年二月庚午）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

（仁宗延佑二年三月癸未）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书金字《藏经》。

（文宗至顺元年春）遣使赉金千五百两、银五百两，诣杭州书佛经。

（文宗至顺元年六月庚子）命河南、湖广、江西、甘肃行省诵《藏经》六百五十部，施钞三万锭。

此几处大规模的抄经，耗资不等，但都不算少数，最少的是延佑二年（1315）写经，也近千金，以致泰定元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但是，从引文可知，元代的大规模抄经活动并未因国用不足而罢休，至文宗时，动用几省之力的抄经行为依然大规模进行。

元代官方写经多用“金书”。官方耗费大量黄金，一般都制成金泥代替墨书写，所以称之为“金书”。据《芥子园画传》介绍：“泥金制法，用手指沾胶，将金箔一一粘入碟内，用二指团团磨拓而成”，泥银的制法大概也如此。用泥金、泥银书写经卷最迟于唐五代时就已有之。元经多为泥金书，在《元史·本纪》中多有记载，如：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敕金书《藏经》二部。

（泰定三年二月丙申）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

（文宗天历二年夏四月）诏以泥金畏兀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

（文宗天历二年五月）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诏以泥金书佛经一藏。

（顺帝后至元二年五月）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

（顺帝后至元三年十二月丙申），诏写金字《藏经》。

从上述几则材料中可看出：其一，除用汉文书佛经外，还有书写西番文字经书，这点与元代刻经相符；其二，书写佛经的种类繁多，以上就有《般若经》《藏经》《无量寿佛经》等；其三，元史中所记写经，均为金书，不见银书，这可能是朝廷给金多而给银少的结果。用泥金写经主要是为表恭敬虔诚之心，同时也显庄重恢弘气度。泥金除用于书写佛经外，也被用于其他庄重场合，如《元史·本纪》中记载：

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

占城国遣其臣阿南那那里沙等四人，奉金书表及方物来朝贡。

饮福位及大小次盥洗爵洗板位各一，皆青质金书。

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

太平旗，赤质，青火焰脚，金描莲花四，上金书天下太平字。

元代官方参与写经的主题多样，多为奉敕。除上文提到诏奎章阁学士书写外，从其他材料中还可以找出一些被诏至京师写经者，这些被诏写经者，有僧人、儒士、为官者，有的还因此得俸、得官或升官，在《元史》中明确记载的有：

至元元年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

至元庚寅（二十七年），以写经之役，（曾遇）自杭起驿入京。

诏孟頫还京师……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英宗皇帝诏善书者，赴阙金书大藏经，师（楚石梵琦）在选中，辞叟遂行，既至馆于万宝坊。

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写经是元代官方写经规模最大的一次，除曾遇（华亭人，字心传）外，文献可查者还有著名词人张炎、沈钦。张炎在一首《八声甘州》中写道：“记玉關、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真实记载了他和沈、曾二人在北国时的情形，以及未仕而归的伤感。张炎、沈钦均未获官，而曾遇却因此获官，后在安吉主簿任上致仕。赵孟頫被诏写经应在成宗大德二年（1299），方回曾作《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一首，高度赞扬了赵氏书法，并认为赵孟烦能置身仕台多得益于其书法。除此之外，著名者还有邓文原、班惟志等也曾被诏写经，陶宗仪《书史会要》皆记其事，不赘。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官方所诏写经者多为当时盛传善书之人，虽然都是楷书金字，但从元代书法整体发展来看，这些善书者的书法不可能是经生笔法，而只能是书家笔法。元代官方组织写经的目的主要是为祈福，只要能表恭敬之心感动佛祖，无论其他。只要不草草了事，组织者就会心满意足。元经虽然没有像明代编著《永乐大典》时对誊写者的严格要求，但实际上，官方写经也会促成元代书法的趋同。只不过这一趋同性的表现，目前还缺乏实物的依据。

二

元经分为官方写经与非官方写经，除组织形式不同外，还有书体、材料以及写经主体动机、心态等方面的不同。凡汉文官方写经书体都为楷书，非官方写经则比较自由，五体皆可；官方写经几乎全用泥金，非官方写经用墨、血、泥金都可；官方写经多为奉诏、被荐或为利所趋，非官方写经则多为发愿祈福做善业之举；在官方写经时，写经者必须时刻谨小慎微，在非官方写经时，写经者可随意用各种书体各种样式把经文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官方写经又可分为书家写经和僧人写经，僧人能写经本身就表明其具有非常好的书法素养，现在可见元代僧人写经为数不多，仅两件。为叙述方便，所述非官方写经通用书家写经来代替。

考察书家写经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无论皇亲贵族或者下层平民都乐于积功德、做善业，如唐代武则天就曾为已逝父母诏善书者写《妙法莲华经》《一切道经》，元代赵孟副之妻管道升曾为布施寺院写经；二是为供养经典、赐赠或奉敕抄写，例子很多，如唐代王知敬、后唐李煜、元代曾遇等；三是名家佞佛虔诚，不是为传教义、积功德，更不是为谋生存，而是为求“心无挂碍”“一心事佛”，抄经可以使内心平静，达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境，如书家用草书抄写《心经》或佛家偈语。

与唐宋书家相比，元代书家写经较少。元代虽立国不长，但其官方组织的写经活动确是繁多，理应上行下效，但因种种原因，从所能见到材料来看，元代书家大部分没有效仿，著名者如康里子山、鲜于枢、柯九思等，并无写经作品传世或见于著录。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因素至關重要，元代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佛、儒、道、基督、伊斯兰等世界教派在元代皆有其生存空间，虽佛教备受推崇，但并非独大。元代皇族中也有不信佛教，而崇信其他教派的，如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信仰萨满教；贵由、察合台、脱列哥那、唆鲁禾帖尼信仰基督教；别儿哥、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若说上行下效，这些皇族所部军民应与自己首领信仰相同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上所举也只有阿难答所部十余万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他不知所崇。耶律楚材信仰佛教，排斥道教，而他儿子耶律铸却信奉道教也可为佐证。元代书家也是如此，信仰道教之张雨、杨维桢、饶介、仇远、冯子振等，一般不太可能自愿去书写佛家经典。

元代书家写经较少，但还是有的。除赵孟頫外，文献记载非官方组织的写经者有：赵孟頫（字山斋，孟頫兄）。《五兄圹志》谓其：“浮沈里闾不求仕进，日以翰墨为娱，书九经一过，细字谨楷，人传以为玩。喜与名僧游，书《莲华》《华严》《楞严》《圆觉》《金刚》诸经皆数过。”管道升（字仲姬，孟頫妻）。《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云：“夫人翰墨词章不学而能，心信佛法，手书《金刚经》至数十卷，以施名山名僧。”赵雍（字仲穆，孟頫子）。《书史会要》云：“公（孟頫）尝为幻住庵僧写《金刚经》未半，雍足成之，其联续处人莫能辨，于此见其得家传之秘。”陈自幼。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三云：“自幼能书，适南浔姚氏，一意奉佛，有手书《观世音普门品》，赵荣禄题其后。”楚石梵琦。《楚石梵琦语录》载：“少年苦行，锐志禅门，具足烁迦罗心，书写《首楞严》典，一诚注相，十帙奏功。”以上材料表明，写经皆为书家个人行为，与官方毫无瓜葛。

三

元代传世写经书法现见于著录者无几，详见列表⑩据列表可知，现传世元经寥寥，仅见此13通；年代跨度大，从至元年问至后至元六年（1340）皆有写经传世；书体选择上较宽泛，有楷、行、草；书写材料繁多，有金、银、墨；形式上沿袭了写经形式，有卷、册；所写经卷内容丰富，有《金刚经》《孝经》《佛说阿弥陀经》《楞严经》《妙法莲华经》《心经》《高上大洞玉经》《华严经》。元代传世写经书法有几点需要指出：

第一，赵孟頫写经占据一半之多，从侧面反映出收藏界的名家风尚。元经绝不仅此，各色人等写经见于著录者多不传，盖因非为名家所作，无多少商业价值，历时既久，散失亡佚在所难免。顾善夫楷书《金刚经》，款署“皇庆三年春正月上浣之吉三教弟子顾善夫施于建业西湖之宝莲禅院”。顾善夫其人，《元史》《书史会要》不载，《书林藻鉴》亦未辑录。按，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载其事迹，顾善夫名信，字善夫，昆山人。李日华谓“信以能书称，从赵文敏公游、得其书，必镌于石，作亭匾日‘墨妙’，晚年号乐善处士”。

第二，根据写经材料的不同，大概可推断官方或非官方的性质。这些写经卷大多数为用纸、墨书写，独惟《妙法莲华经》、惠月《华严经》用瓷青纸、金银泥书写，很有可能是官方组织的写经。从其年代上判断，惠月《华严经》和惟《妙法莲华经》的书写年代分别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和后至元六年（1340），按至元二十七年（1290），后至元二年（1336）、后至元三年（1337）元君主都曾斥巨资下诏组织写经，很可能惠月的《华严经》、惟的《妙法莲华经》就是当时官方写经的产物。

第三，元经，多用楷书，少用行书，而用狂草写者，仅见吴镇草书《心经》，也就是说，书家用狂草书法阐释禅宗经典也是可以的。吴镇此件《心经》取法张旭、怀素以及黄庭坚，笔画精简洗练，草法干净利落，与草体固有的简练相得益彰，整篇看来恬淡安静，闲云野鹤，与怀素《自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平静的情感下随意挥洒，既收意外之奇，又显萧淡简远。

传世元人写经中既有能佐证官方写经活动的金、银书经，又有书法家、画家以及僧人的写经作品，虽然数量极少，但却极具价值。元经虽有官方与非官方之分，但对继承前经传统，对元代书法的完整性补充，以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保存与传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