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求学的心路与感悟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日报：从1984年创办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前身），到1999年2月辞去万科总经理，是你的一个阶段；此后，你完成“7加2”攀登探险之旅（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也是一个阶段。这两年，你又选择出国读书，是第三个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石：留学是我的一个情结。我是“工农兵学员”（注：王石1974年被选送到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学习），目睹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一直希望可以有机会去留学，接受系统性的知识训练。

1983年我到深圳去闯荡的想法也是以深圳为跳板，过个两年就出国去学习。当时并没有想过自己会一辈子经商，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也不可能说有什么3年、5年计划。明天究竟怎样很难预测，所以也只能做一年看一年。没想到一直做下去了，但我始终还是有出国学习的梦想。

像我这样的“一代”没有接受过好的知识训练，虽然也一直自学读书。在深圳做了多年，始终想着要出国学习，但总是一年又一年推迟。到了50岁，开始觉得留学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2010年我59岁时，收到哈佛大学的一个非正式邀请。万科公司和哈佛大学之间有一个为期3年的合作项目，每年暑假都会安排一些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到万科公司实习。有一次合作双方见面吃饭，哈佛那边的“中国基金”项目的执行主任问了一句：“王总有没有兴趣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学习半年或1年左右？”当时我毫不犹豫回答“我愿意”，而且选了最长的时间——1年。

能去哈佛大学学习，一方面是万科和哈佛的合作项目起了推动作用，另外和我的身份、经历也有一定关系。包括在写申请材料时提到，我已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项目有一年的教学经验，我也是企业家。特别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时，感觉自己理论上的准备是不够的。当然作为案例教学，你讲自己这么多年的实战经历可能会非常引人入胜，但教学和讲演毕竟不是一回事。

促使我到哈佛大学的最直接理由还是自己想去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和梳理。并不是因为是哈佛我就去，如果当时邀请我的学校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我可能也会去。但这个契机最终促成我去哈佛。

不过到真正要走出留学这一步时，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主要还是语言问题。毕竟不是国内的学校，很担心到那后攻克不了语言关，我反而犹豫了。

到哈佛大学后，我在选课时情不自禁地选了“资本主义思想史”、“宗教如何影响社会”这些课程。这与我是企业家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关于我自身、关于万科公司未来究竟怎么走，都需要一些更深的思考。

学习的困难非常大，更大的是语言问题。何况这些课程即使翻译成中文都很难理解。尤其是宗教问题，我本来就比较陌生。真正深入进去后发现有很多教派，如新教进入美国后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给我很多思考。比如有一个很小的教派叫“贵格派”，目前全世界信徒也不过60万人，但在反对战争与和平主义方面扮演了有趣而且重要的角色。

从崩溃边缘到像换了个人

我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年几乎处于崩溃状态。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茫然，根本不知道教授在说什么。好在美国的教育方式是在课程之前告诉你要读哪些书，可以预习，课后再继续阅读来弥补。整个学习过程非常辛苦。这一年眼睛都看坏了，不停地耗损，散光非常严重。我本来是不近视的，但现在老化得很快，眼睛充血、视网膜硬化。我第一次经历这种阅读方法，要快速读大量读物，对效率有很高要求。另外还要不停地跟教授交流，只能通过较大的阅读量来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那时候真的觉得在哈佛每天都是煎熬，每天都在盼着星期六，因为到周六就可以睡懒觉了。由于晚上熬夜太厉害，白天上课就会打瞌睡，经常觉得自己没有出头之日，最糟糕的是别学无所成，再把身体累坏了。

我在深圳创业这些年，虽然压力大，但睡眠一直很好。越是困难时期，越是睡得好，觉得什么都别多想，明天太阳还会正常升起。但在哈佛真的是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每天看书看到两三点睡觉，8点上课，明明知道自己必须要睡一会儿，但怎么都睡不着。登山的时候只是肉体上折磨，心理上恐惧，但也就是熬两个月，但在哈佛要熬12个月！

可真正到这一年要过去的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怎么一年已经到头了？然后我就开始申请在哈佛学习第二年。到了第二年感觉到时间更加不够用，我也不愿意再去应酬。每天就只奔波于公寓、校园、课堂、图书馆之间。这个时候真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

我真正感觉到变化是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时，我的助教会说您讲课的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更有逻辑，另外一方面是注重引导学生思考，而不单纯只是想去告诉学生什么，更多的是让学生互相交流，我提出问题，然后学生来解答，但不是立足于一定给出正确答案。而我也突然发现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老师，传播知识、传播案例，是在帮助学生提高，现在更多觉得自己是启发者，同时我也从学生那里收获颇多。

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

日报：虽然你这两年在留学，但你的一些观点还是能在网上成为热点，有人把你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看待，这方面你究竟怎么定位？

王石：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思考自然是从工商界的角度，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同时，我是一个中国的公民。

中国入世，融入全球一体化，但到哈佛后，我发现还需要补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作为中国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我选了中国哲学的课，学“庖丁解牛”这些东西，在剑桥我会继续补这些课。这是一个身份辨别的问题，如何找到你的角色的问题。

到哈佛大学后我能很心平气和地看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现状。在国内时总觉得改革力度不够，到了国外心情很容易沉静下来，更清晰地思考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所经历的第一个“100年”，可能还会需要第二个“100年”。

2013年年初，我作为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轮值主席，在“亚布力冬季论坛”上讲到企业家的自我更新问题。提出未来就在我们身上，企业家不要去抱怨，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滔滔江水是一股一股溪流汇集而成，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我们就像涓涓流水那样，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自己不这样做，总是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的。

“亚布力夏季论坛”在合肥开的时候，我谈到改革。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每一次管理转变、公司重组、战略方向转移都耗尽心力、脱胎换骨。相比企业，政府是一个大得多的机构，改革的难度几何级数增长，企业家不能只期待政府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发牢骚，企业家更应该行动、更应该改善，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全社会的一起努力。有些改善并不难，比如我们一块儿不要吃鱼翅。

总的来讲，我觉得企业家阶层应该更多自省、自律、自我更新，还有自我保护。

企业家也是公民，也会关注公共的话题。比如，当我了解到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对于违反法治的、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事情，都不说话行吗？应该表明一个态度。像甘肃一个未成年的初中生因为发了几个帖子是谣言就被刑拘，说抓就抓，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就是违背的。（注：当地后来决定撤销刑事案件，改为行政拘留7日）

在推动中国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还需要智慧。像气候问题、减排问题，中国究竟要承担多少责任？发达国家历史上已经排放很多，现在要求中国减排，中国怎么减？麦肯锡用了一套很好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概念“降低减排强度”，总量上的排放你还在增长，但是强度开始下降。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概念。

总体来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是谨慎的乐观。有更多耐心，也需要更多努力，从政府到企业大家一起参与。

（摘自《第一财经报》 本文作者：秦朔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