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廷走向民间

旧时称中药为国药,东西南北中无论哪个地方,都有卖中药的药铺。这些中药铺看似大同小异,没有多少区别,其实不然。

天津中药铺与上海中药铺就不一样。上海本帮药铺不像天津药铺那样追求品种齐全。上海著名的蔡同德堂,以药胶、药酒享誉沪上;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的雷允上,靠痧药可以长盛不衰。上海药铺不怕品种不全,只要一枝独秀,就强似满园芬芳。另外上海人喜服滋补品,吃药不一定就有病,没病的人也要冬令进补。前文讲过上海同德堂用燕窝精骗人的故事,如果上海人不热衷于进补,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上当。上海的药铺,不怕货不全,就怕没有自己的特色药,就怕没有滋补品。

天津中药铺丸散膏丹品种多,并且以治疗药为主。燕窝精甭说是假货,即使是真正用燕窝做成的,任你怎样自吹自擂大做广告,肯掏钱买的天津人,也绝不会多。

天津中药铺与北京中药铺也不一样。按说天津中药铺与北京渊源不浅,达仁堂、乐仁堂、宏仁堂都源自北京乐家老铺,天津同仁堂、大仁堂、松茂堂、仁寿堂等,字号前面都有“京都”二字,与京城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天津药铺应当向北京靠拢才对。而实际上,天津药铺除了在品种齐全、以治疗药为主这两方面,与北京药铺相同之外,其他方面则有很多差异。北京药铺追求高档次,不怕价格高,丸散膏丹只要药好,装潢漂亮,即使贵一点,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也会打发人来买。进京赶考的举子、游说干谒的官吏、来往经过的商旅,回家时捎回京城的精品中药以孝敬父母上司,也不在乎多花钱。天津中药铺则不然,不追求那么高的档次,价格也是能低一点就低一点,谁也不愿意把价格订的最高,给别人当挡风的价头。在天津,价格最高和价格最低的药,购买者最少。

此外,天津人用药风格与北京人也不一样。北京人用药讲究四平八稳,既要治病,又要把阴阳虚实调理平衡,所以峻急猛药使用很少。据说慈禧太后晚年屡受便秘之苦,换了多少御医也不凑效,气得慈禧大骂御医无能。其实这病搁老百姓身上,早治好了,几服泻药下去,不拉才怪。但是慈禧乃一国之尊,又上了年纪,哪个御医敢用猛一点的药?无事便罢,有事则身家性命难保。对慈禧如此,对王公大臣、达官显贵,御医的办法也是一样。御医及御医的弟子们,在京都都多长一个心眼,宁挨骂,不涉险,即使患者自己要求用药猛一点,大夫也不敢依他。

天津人以市民为大多数,他们既无田亩可以务农,又没有工厂可以做工,惟一的出路就是少年学生意,青年当店员,一生混个温饱,能发点小财成为小康人家,那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吃不起滋补品,说白菜豆腐保平安,药补不如食补。他们也买不起稍贵一点的药,但是太便宜的也不敢吃,中等档次的药最受他们欢迎。不过有一节,他们希望这药吃几服便好,药劲太小不行,不能拖泥带水耽误了事由。

天津同仁堂、达仁堂、乐仁堂、宏仁堂等大药铺,与宫廷御药房北京同仁堂,有一脉相传的关系。但是这些药铺在天津立足以后,便融入了天津的草根文化之中。把市民当作服务主体,在经营方式、药品品种、药品价格等方面,尽力满足市民需要。同一种药,在天津卖的价格,就比北京低,在“上边”(今红桥区)卖的价格,就比“下边”(今和平区)低,因为“上边”普通市民多,有钱人少。这些大药铺还针对天津市民阶层多这一特点,研制出一些见效快、服用方便、价格相对低廉的新药,如天津同仁堂的胎产金丹、速效救生丹等。正因为如此,这些“京帮”药铺才最终在天津扎下根来,成为“津帮”的一员。

源于宫廷,走向平民,是天津中药一大特色。卜帘寿、丁水益两位老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

清末有位太医院告退的御医,名字叫马步清,住在天津河东于厂附近。马大夫早晨在海河边遛弯,经常能见到一个年轻人坐在河边树下研读医书。马先生打听旁人,了解到这个年轻人是蜡烛店的徒工,父亲是在于厂卖柴草的刘元善。马先生料定这孩子必有出息,遂收之为徒,倾囊相授。没几年,这个青年医术猛进,能给人看病了。后来这个青年又在城里拜一个日本医生为师,学习西医外科。1901年他正式挂牌行医,1902年他开办中西药房,研制出售新药。

这个亦中亦西、亦医亦药的青年,就是前文讲到的那个把诊费收入寄存在隆顺榕为穷人代付药资的刘秉彝先生。

刘秉彝先生的医与药,源自于宫廷,但又不同于宫廷,他把宫廷的医和药平民化了。例如,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岸长,水坑多,湿气重,临水而居的市民容易得皮肤病。刘先生研制出一种名叫濯毒洗血净的皮肤药膏,专治疮痈癣疥,一上市便大受市民欢迎。解放前有一种天津家喻户晓的儿科名药――保赤一粒金,其研制者,就是刘秉彝先生。

1933年刘先生在今建国道创办中西制药公司,后改名中西制药厂,该厂1956年公私合营时并入天津中央制药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