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法制建设

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该大胆合理地吸收。

关键词：“亲亲相隐”制度 现代法制建设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

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在古代刑律中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其罪行。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第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第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第三，国事重罪不适用相隐。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综合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展过程以及国外立法状况，这一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的制度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亦得到传承。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法系均趋于一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

法不外乎人情，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延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人类最基本最不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 亲亲相隐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

2．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

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的鲜活例证。在亲亲相隐制度下，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所标榜的人权均在其中，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法律体现人权保障比现代西方的人权宣扬更具理性，权利更为广泛。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观念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从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制度的设计之初是作为一种义务而存在，体现了人性之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它已经成为一项权利，与当代人权保障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现代法治的不断完善，亲亲相隐不再是古代社会所要求的义务，我们今天应当把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即容隐权对待。容隐权在法律中的确立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它不但不违背世界法律之发展，而且为我们这样一个情味浓浓的社会所急需。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更多地是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以社会本位淹灭个体独立，要求个人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而往往忽略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要求。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立法者制定出来的法自然难以体现人伦精神。鉴于我国尚未确立容隐制度，所以，公检法机关在工作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侵犯这项尚未为法律所明示的权利，在侦查中尽可能不使亲属进入两难境地，在刑事审判中尽可能不使亲属作被告人有罪的证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法自身的威信和价值，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而且更有利于对人权的彻底保障。

3．亲亲相隐制度体现法律的价值

国家要使百姓亲法、服法、守法，法律就必须立足于人情，不能强人所难，逆众情众心。如果强迫老百姓不惜牺牲亲情，大义灭亲，做到“社稷亲于戚”、“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劂”，其结果必然会更为严重。

我们设立的法律应当是“中人”的标准，一方面要尊重、赞赏大义灭亲者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大义灭亲是否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常言道，法不制众，大多数人都不能遵守时，这一法律规定也就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也会因此扫地。“法律文化是中等人的文化”，法律应当是“以中人的思想境界为标准”“法律不可能将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作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行为标准加以明文规定”。法律一旦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价值观念，则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

所以国家法律就必须正视人性和亲情，在一定程度上让度国家利益，承认亲属相隐，赋予亲属之间互相不举告和拒绝作证的权利。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在于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有利于公民的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顺民心，合民意。

4．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制度是当代诉讼制度核心内容。亲亲相隐制度可以解决很多诉讼制度的问题。首先，在诉讼制度中证据证明力与可采信度到底有多大，司法官员如何判断证据的真实性，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的具有相隐关系的亲属不得提供证言恰好解决了因为考虑证人的身份进而怀疑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其次，在诉讼制度中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证人出庭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让一个在“熟人社会”里的证人去指证其亲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亲属憎恨，朋友厌弃，社会圈被阻断，群体凝聚力消失。有悖于法律的文明进步和人道主义精神，给证人出庭制度蒙上一层阴影，最后，就诉讼本身的目的来看，调查取证是要寻求公正的裁判，就整个社会而言，追求公正的裁判并不是司法审判的最终目的，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规范和导向公众的行为，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亲亲相隐制度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受到了保护，另一方面体现了人性之本能，体现了伦理道德观念与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三、构建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设想

本文并不否认“亲亲相隐”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也无意认为该制度具有无上功能。笔者认为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明智，有限度地借鉴、继承才是其应有之义。

1、通过立法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学上使用“拒绝作证权”。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四个国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允许亲情回避。

2、应设置“拒绝作证权”例外情形。这一点中国古代也有体现，诸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国当代应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动摇统治基石的犯罪排除“相隐”之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亲属不得拒绝作证。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拒绝作证权也应进行限制，鉴于当前“丈夫用权、妻子收钱”腐败现象突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职务犯罪，犯罪者的配偶不得拒绝作证。

3、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即除上述应受限制的罪行外，此类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这一要求是说，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都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对一些特殊犯罪的特殊主体就要加以限制此项权利。

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一旦被法律所确认，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了一个台阶。

为了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为建设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文化，保护公民的人权、亲情权、隐私权等，我国立法机构应尽快讨论，从对现实民众的人权、人性的关怀出发，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的合理建构出发，接受人类的，也包括西方三大法系，包括有法律文书为证的我国自秦代至民国的法律史上容隐思想与制度的传统，反思今天法律条文中的不合情理的成份，使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更加健康与人性化，更加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