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

【摘 要】“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项我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法律思想，融入了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思想和儒家经典文化。纵观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体系，“亲亲相隐”这一符合人类的血缘亲情和人性的伦理道德观思想屡见不鲜，并沿用至今。然而该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废止。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对亲亲相隐制度进行了重构，使其精神入律。

【关键词】亲亲相隐；历史沿革；立法借鉴

“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犯了罪行可以互相隐匿而不告发，传统法律文化“亲亲相隐”从理论阶段到成文化再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是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亲亲相隐”，即亲属相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通常而言，它指的是特定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犯罪行为，而不予以追究的一项法律制度，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亲属若有罪则相互隐瞒，不告发不作证，该行为不认定是犯罪或者从轻处罚；（2）控告有相隐义务的亲属依法处罚；（3）特定犯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如谋反、谋叛、谋大逆等重罪除外。

（一）春秋、秦、汉初，“亲亲相隐”制度萌芽时期

《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听理卫大夫元I讼其君一案时说，“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样以来既承认元I理直，又主张不理此案，提出君臣父子之间应当隐罪的思想。

秦律有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提出家庭成员针对家罪的控告的不予追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庭中尊长的权力。自此中国的亲属容隐法律初见雏形。

汉初吸取秦迅速灭亡的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主张“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

（二）汉朝“亲亲相隐”制度入律

随着汉代礼法融合的过程不断推进，儒家的经典思想对汉代的法律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汉代重视“孝悌”，主张以孝治天下，“亲亲相隐”的表现方式主要呈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汉代出现了“经义决狱”的情况，当时尊长为卑幼的隐匿得到了认可。二是“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将其制度化。

（三）唐宋元明清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

唐朝时期的《名例律》规定了“同居相为隐”制度的原则性条款，《唐律》首次正式肯定了尊长隐卑幼的权利，将“亲亲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同财共居的亲属间，不同居的亲属也可以容隐。宋、元、明、清四朝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基本上沿袭《唐律疏议》的内容。元代依然沿袭唐宋的“亲亲相隐”制度，但有所变化。《名例律》规定，告言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告言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为“不睦”，入“十恶”。《诉讼律》首次正式规定“干名犯义”之罪名，为明清律所沿袭。明清时期，对犯有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犯罪，如谋反重罪，对私藏奸细的行为列为不许容隐的行列并处以更重的刑罚。对被告发的卑幼亲属，亦同于被告发的大功以上尊亲属视为自首，体现了对卑幼的保护。

清末至民国时期，封建法律制度轰然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方法律制度。然而，“亲亲相隐”制度被保留和继承下来，该时期“亲亲相隐”有其固有的转型期特点：一是亲属之间的容隐权取消了尊卑的差别待遇，取而代之以人权平等的观念；二是主要特征由义务转变为权利以及程序和实体的过度，“亲亲相隐”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基本完成。

（四）时期至《刑诉法修正案》颁布以前，“亲亲相隐”制度遭到践踏。

在“”时期，法制遭到了破坏，国家推行“大义灭亲”的政策，建立在儒家“孝”伦理基础上的“亲亲相隐”也未幸免，千百年的容隐传统随着阶级斗争的浪潮被“革命”了，容隐制度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刑诉法修正案》颁布以后，“亲亲相隐”精神入律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188条，该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改变了原诉讼法中“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的要求。此修正案将“亲亲相隐”的精神引入法律，虽然采取了极为谨慎的做法，但是也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为此后继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亲亲相隐”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亲亲相隐制度在其他国家的类似规定和应用

（一）英美法系中关于“亲亲相隐”的相关规定

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中都有亲属容隐的思想。英国法中清晰的体现了亲亲相隐的思想，法律规定，除叛国罪、暴力犯罪等严重罪行以外，配偶一方要为对方的同案犯作证时要征得对方的同意。美国的法律中关于亲亲相隐的思想分别体现在其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实体法方面，《美国模范刑法典》其中第二百二十三条之一规定，盗窃亲属的财产不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程序法方面，配偶之间不得互相提供有罪证据，这同时也是配偶之间的权利。

（二）大陆法系中关于“亲亲相隐”的相关规定

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中规定，“知道近亲属有伪造、变造货币的有罪行为而故意不检举或者对犯了重罪的近亲属有故意包庇、藏匿及指使他人为上述两行为的，法律不予责罚。”1994年《法国刑法典》对该制度的规定更为全面。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作证时可以不宣誓的情形包括享有拒证权的近亲属自愿作证的行为。

另一个典型国家德国，1871年《德国刑法典》中规定，“若是为了犯了罪的亲属的利益而作伪证、帮助其脱逃、阻碍司法机关对其亲属执行刑罚的人要免除其刑事责任。”现行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对容隐制度规定的也颇为详尽，其中第五十二条规定了“拒证权的主体范围可以扩大至曾经的配偶和已有婚约的对方。并且规定了当自己或者其近亲属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的可能性时，证人可以拒绝回答相关的提问。”

三、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展以及域外立法状况的分析，说明亲亲相隐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相态，不同国家均趋于一致，都对应的赞成同样的做法，主要是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亲亲相隐”制度符合人性的要求

“亲亲相隐”制度立足于人类自然地亲情关系，维护着人类社会的伦理根基。如果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犯罪，一味地倡导大义灭亲而检举、揭发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是对人性的否定。“亲亲相隐”恰好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其目的也在于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种稳定和谐的社会反过来又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和满足人性的根本需求。

（二）“亲亲相隐”制度有助于维护人权

现代法律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重视维护人权。“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入律的鲜活例证。但是，规定对犯罪亲属的作证义务，强迫亲属举报揭发，提倡大义灭亲，忽视血缘关系与伦理亲情，其实是对人权的极大漠视和侵犯。亲亲相隐制度允许亲属享有拒绝证明有罪权，或者被称为“作证特免权”，是从程序设计的层面保护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不愿因被迫的行为受到伤害，是对人权的尊重。

（三）“亲亲相隐”原则符合刑法的谦抑与人道主义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公正、谦抑与人道”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其人道价值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符合人类的本性。就刑法的谦抑价值而言，“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极其重视人之本身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以此避免道德沦丧现象不至发生。因此，建立在人类本性基础上的亲亲相隐制度从刑法的角度恰当地体现了刑法的人道与谦抑价值。因而，若以刑罚的方法对待“亲亲相隐”则过于昂贵，其对家庭伦理道德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追诉几个罪犯所带来的益处。

（四）“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即法律规定了公民有强制作证的义务。正如日本著名证据法学者松冈义正认为：“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为原、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避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所以将特定的人排除在证人之外，至少可减少证人的这种矛盾，从而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四、亲亲相隐制度引入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即，如果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出庭作证，人民法院不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这条规定，并没有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证的义务。因此，刑诉法的这条规定与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某种意义上，刑诉法的这条规定，有着亲亲相隐制度的痕迹，但并不是真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引入我国法律体系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是我认为，立法时应当在以下几方面有所限制。

（一）主体范围界定

这一制度中的主体范围该如何界定呢？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亲亲相隐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时其适用的主体范围的界定也是一大难题。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不宜过于广泛，因为这就夸大了包庇的范围，显然是对司法制度的践踏，反之，也不可以过于狭窄，否则没有任何意义。即亲亲的主体范围仅限于配偶、父母、子女。

（二）容隐行为界定

尽管前述许多关于亲亲制度的合理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将亲亲制度盲目的吸收，而不对其加以区分。即我们在将其引入法律制度时应该有所区别对待。笔者认为，有几类特别严重的罪行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

（1）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可见其社会危害性质极其严重。对于这种危害性大的行为，笔者认为不应该适用亲亲相隐制度。对于这种危害性极大的行为应该予以严厉打击，不可以将亲亲相隐制度运用于这类犯罪中。

（2）贪污贿赂类犯罪。此类犯罪让人们的价值观朝着歪曲的方向发展，人们会将金钱和权势视为生活的真谛，这显然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因此，上述几种危害国家安全，不利社会稳定的类型的犯罪，如果近亲属之间相互包庇，仍构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包庇类犯罪，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三）亲亲相隐制度介入的主观动机的限制

亲亲相隐制度之的引入就是为了解决亲情与法律相互冲突时的选择。如果亲属之间互相包庇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是不允许的。因此，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下亲属的包庇维护不可以是基于个人的非法利益而加以保护，不然，这样会导致我国的法律的尊严遭到严重的亵渎和对法律宗旨极大的破坏。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事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虽然在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影子，但是这远远不够，不仅在程序法上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同时在我国的实体法即刑法上也应当引入亲亲制度，也就是说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包庇罪窝藏罪中的主体应该将近亲属排除在外，这样从两方面将这一制度得到很好的贯彻。程序与实体双管齐下，对亲亲制度的引入必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对本国以往历史应该充满温情和敬意，忌抱着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亲亲相隐”制度根植于我国古代社会，回望其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应该给予温情和敬意。该制度在中国的命运，体现了情与法之间的内在冲突，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情与法关系不同处理的反映。这也是“法合乎情理则兴，法悖于情理则亡”的体现。综上所述，“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有重要的时代和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忠信，《亲亲相隐：中外法律的共同传统――兼论其根源及其与法律的关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孔庆萍、赵秀梅.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兼论“亲亲相隐”制度与当代重构之法律基础[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余福明，论“亲亲相隐”制度的理性回归――以强制证人出庭的例外情形为视角[J]人民司法，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