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批评袁伟民

口述/陈培德

【幸福搜索】陈培德:1993年起任浙江省体委主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2001年九运会,时任浙江代表团副团长的陈培德发表“退出说”,炮轰九运会兴奋剂泛滥、裁判问题突出等。

“无巧不成书”

就个人角度,我对袁伟民是敬重的。

中国官场有所谓“学而优则仕”之说,而袁伟民则是“教而优则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袁伟民个人成功多少受益于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当运动员时寂无功名,倒是8年半的中国女排主教练生涯,实现“三连冠”后,立刻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但袁伟民在确立中国在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地位上,功不可没。老实讲,一直到今天,尽管他这本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当中犯了好几个低级错误,但在我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好领导,仍然是我非常尊敬的、为我们中国体育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位教练和领导人。

所以,他出了书,我十分关注。但是,通读了袁的这本书,我感到十分遗憾。

为什么呢?

首先,在足球章节中,他彻底回避了当年震惊全国的假球、黑哨事件,只字未提,我觉得非常奇怪,毕竟,他长期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无巧不成书――原来主管足球的,足协常务副主席,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阎世铎在他之前写了一本书《忠诚无悔》,这一段(足球打假、扫黑)他也不提,怎么如出一辙?

当年,足球打假、扫黑,最后草草收场,至今留下两大悬念 :为什么最后被处理的唯一裁判是退赃自首的龚建平?为什么自曝家丑揭竿而起举报黑哨的浙江绿城在所有俱乐部中遭到中国足协最严厉的重罚?

这是全国球迷共同的疑问,可惜,最为知情的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在书中没有给出答案。

办公厅主任的苦衷

我遇到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

2000年5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班子调整,袁伟民就任局长,李志坚任党组书记,新官上任,我感觉他们应该有大动作,给他们写了封信:

袁局长、李书记:

首先祝贺你们荣扛大旗,荣挑重任!

新官上任,烧什么火?我想进一言:不必烧三把,一把就行:在体育战线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

……

我在体育战线工作了8年,所见所闻,深感体育战线应该多出政治家,而杜绝政客;凡是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后都有搞权术的领导撑腰。我常为此感到悲伤。我真诚希望我的进言能得到你们的采纳,并愿意从我做起,从我管辖的浙江做起,当尚方宝剑临头,我决不会眨眼。

那封信,袁伟民没有回应。

足球打假、扫黑风波后,我成了体育界官员中唯一一个站出来自揭家丑的人,一时间舆论纷纷,很多人对我及浙江体育局表示支持。香港有媒体评论说,陈培德注定会成为“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剧性人物”。

我不信。

2002年新年伊始,为了准备全国体工会议,袁伟民到上海召开座谈会,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中,除了浙江和另一个省的体育局长外都参加。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凉了半截。

要知道,这个会议有我很大的功劳啊――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国务院以北京申奥成功为契机,召开全国首次体工会议。

然后,才有了那次为筹备全国体工会议召开的上海座谈会。为什么不邀请我这个最初的倡议人参加呢?

后来,我们浙江体育局党组成员开了个会,最后,大家决议,以浙江省体育局党组的名义,向袁伟民在上海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发个贺信,请上海市体育局代转。

上海市体育局长金国祥把我们的信亲手交给袁伟民,袁在会上连忙解释,为什么没请我们浙江。他的说法是,请哪些局长参加座谈会,名单是办公厅提的。

办公厅主任刘元福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是有苦不能说,“我办公厅主任有这个权力吗?”

这些承诺一个没兑现

在你们的采访中,袁伟民说和我很熟,但我们交往并不多,除去他上任之初我给他写信之外,我还曾数次向他致信,都没有回应,没有给我一个字答复。

2001年10月11日,我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并抄送中国足协;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浙江绿城等5家俱乐部足球队在甲B联赛中的违纪行为作出处理后,我即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伟民,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呼吁高度重视……

我当时确实心里很郁闷,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他看,我这颗是红心,还是黑心?!我是看他阻力很大推不动,从底下烧一把火帮助推动,可是呢,我们好心,结果被当成驴肝肺了,所以我很委屈呀,很委屈……

袁伟民说什么我“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似乎当时我和同志们主张足球一定要打假扫黑,倒是罪魁祸首了。我不是教练,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袁局长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处理,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这些范围”,“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这些话不能自圆其说。

为什么只判龚建平一个,是司法范围的事,总局和足协是管不了;但“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也是司法问题?

足球的打假、扫黑,袁伟民始终没有为这个事情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更没有找地方的局长们去商讨意见,去表明他和总局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没有。

在每年一次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讲话报告中,也不涉及这个问题,好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对这个事,当时是热火朝天的足球打假、扫黑,请允许我不客气用一个词,在他那边,是“冷冰冰”。所以,我说他不作为。

阎世铎2002年1月5日到杭州,我们浙江体育局高规格接待,奥迪A6,最好的车,我们体育局副局长杜兆年亲自去机场接,全体班子成员从头到尾陪着他,副省长(鲁松庭)亲自出面请他吃饭……

饭桌上,阎世铎盛情邀请鲁省长作为中国足球代表团的特邀嘉宾,在6月份赴韩国观看世界杯。饭后,我亲自送阎去机场,他对一天的行程表示满意,还一再说,以绿城的表现,绝不会让它吃亏,要和其他受处罚的俱乐部区别对待,他也对绿园队绿城队打新赛季作出了承诺。

最终,这些承诺一个也没兑现,反而绿城受到最重的处罚。仔细想想,我理解阎世铎。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袁头(袁伟民)对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阎世铎,足球天塌下来,也得你去顶着!”言下之意是,我是足协主席,我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我不负这个责任,我不来挑这个担子,所以当时阎世铎的压力就很大了。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阎世铎他怎么可能一个人去顶足球这个天呢,即将塌下来的天,你这个大元帅袁伟民不出来顶,谁能顶得住呀?

所以,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我们回过头来,加上袁伟民出的《体坛风云》这本书,以及他的专访,可以清楚地看到,袁伟民作为总局的局长,作为中国足协的主席,他对足球以及解决足球社会的问题,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

我不信这个邪

1993年,我从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体育局局长,有人劝我说:“陈主任啊,浙江没有足球,等于浙江没有包袱,这个东西,难玩啊!”

我当时用微笑回答了他们。我的真实想法是,我不信这个邪,足球难搞就不搞,算什么作为,没有足球,算什么体育大省、强省?

5年后,体委换届,省委准备调我去教委当主任,我拒绝了。原因大概两点:第一,我已经从一个体育的门外汉变成了内行,喜欢上体育了,不想离开;第二,我本身并不想当官,只想做事,如果只做这一届,有些事情就做不成了。

后来,阎世铎就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我也跟他开玩笑:“如果领导要用你,就不会让你到足协;如果领导不用你,就让你到足协。”前一句话半开玩笑,后一句则是认真的,足球是个陷阱,在现行体制下,谁都难逃厄运!

当年,有人问,你陈培德为什么有勇气站出来捅马蜂窝?我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和浙江省体育局以至全国体育界对中国体坛不正常状况观察已久,不满已久,爆发是必然的,怒吼发在足球上也是必然的。但如果“甲B五鼠”中没有浙江绿城,浙江省体育局可能不会首先出来说话,这是偶然。

当然,我站出来自揭家丑,也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记得打假、扫黑斗争刚开始不久,我在家里接到老领导、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彬的电话,他说:“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对,足球的黑幕和腐败,过去大家都感觉到,但就是没人出来说话,你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很不简单,我对你表示支持!”

2003年的时候,我从浙江省体育局离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斯鑫良代表省委在干部大会上讲的一句话就是:“陈培德同志……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足球要打假、扫黑、反贪的问题,对整肃赛风赛纪,推动全国体育战线的反腐败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引起全国体育界的巨大反响……”

可惜啊,好不容易将足球扫黑、打假风暴开了头,拿到了那些调查材料,司法也介入了,没想到,在龚建平之后再也没有谁被揪出来……过了很久,我知道了最终结果: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其中4个死不承认,被处终身禁哨。一只“替罪羊”,加17个内部处理,这就是为时两年的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

所以,现在,我跟广大的球迷一样,不光是身子,而且自己眼睛也都离开了中国足球现场――连电视都懒得去看!

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