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山杂纂》及历代续仿之作

《义山杂纂》又常常简称《杂纂》，两者既是一回事儿又不是一回事儿。《义山杂纂》专指由唐代诗人李商隐分类辑录歇后语等俗语的专书。《杂纂》可作为其简称，但更主要是指发端于《义山杂纂》并包括其在内的历代续仿之作，例如唐代的《敦煌写本杂钞》（佚名），宋代的《杂纂续》（王君玉）、《杂纂二续》（苏轼），明代的《杂纂三续》（黄允交）、《风俗粲》（徐树丕）、《西湖渔隐杂纂》（西湖渔隐主人），清代的《杂纂新续》（韦光黻）、《广杂纂》（顾禄）、《纂得确》（石成金）、《金园杂纂》（方绚）等等，再加上未冠以“杂纂”名义的同类专辑，就笔者所发现并认定者，已经多达30余种。

《杂纂》性质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小说”一词最初是指浅薄琐屑的言论，如《庄子·外物》篇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便是。《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于“九流”之末。尔后，凡丛杂著作多冠之以“小说”，这种“小说”同今天我们所说的以演绎故事为本的小说绝然不同。明代胡应麟曾将“小说”分作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之分作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又因之多取丛谈、杂俎、琐言、纂、编、论、话、语、说等笔记之体，故亦为之“笔记小说”。今人刘叶秋先生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势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他将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又大致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三类（《历记概述》）。在古代有关文献中，《杂纂》多作为“小说”予以著录。鲁迅先生将它列为“杂俎”，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行过论述。

从文学史视点去看，《杂纂》文体的语言风格犹如格言语录，简短、精警、幽默而寓意非浅，是一种具有幽默讽诫功能的笔记小品。南宋陈振孙评之：“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巽严李氏语称：“用诸酒杯流行之际，可谓善谑。其言虽不雅驯，然所诃诮多中俗病。闻者或足以为戒，不但为笑也。”晚清宋泽元亦云：“《义山杂纂》一书泐于《唐人说荟》，家弦而户诵矣。惟王、苏二家续纂，世所帘觏。予爱其独能熟谙世味，曲绘人情，如鉴取形，如水照影，使读者粲然笑，憬然悟。可以资谈柄，可以助格言，可以作当头棒喝。岂不戛戛乎文章家滑稽之雄也哉！”至现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道：“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试看《义山杂纂》中几例：

必不来：穷措大唤；醉客逃席；把棒唤狗；客作偷物请假；追王侯家人。

羞不出：新妇失礼；师姑怀孕；初落解；相扑人面肿；奴婢偷物败；犯奸；富人乍贫；重孝醉酒；子女豆瘢；处子犯物议。

不相称：先生不甚识字；贫斥使人；穷波斯；不解饮弟子；瘦人相扑；社长乘凉轿；瘦杂职；病医人；老翁入娼家；屠家念经；肥大新妇。

不得已：忍病吃酒；掩意打儿女；大暑赴会；汗流行礼；为妻打骂爱宠；忍痛灼灸；为人题疏头；穷寺院待过客；被势位牵率；冒暑迎谒；老乞休致。

迟滞：老长官上任；佐官勾追人；谒致仕官；新媳妇见客；休官后出入；穷汉醵率；老剩员传语；贫家作会；孕妇行步。

失本体：不学发谴书题，失子弟体；吊孝不哀，失凶礼体；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喃喃失老婢体；送客不出门厅、不安排椅榻，失主人体；不阐腰、不自持刀砧，失厨子体；不点检学生作课、不念书，失先生体；不口打口骂，失节级体；早晚不礼拜念佛，失僧尼体；仆子着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体；不听呼唤、不会传语，失院子体；逃席后不传语谢主人，失宾客体；唱小喏、行步迟缓，失武官体。

杀风景：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裈；游春中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不行将军；背山起高楼；果园种菜；花架下养鸡鸭；妓筵说俗事；清泉濯足；烧琴煮鹤；对花啜茶。

再如宋代王君玉《杂纂续》的《不济事》：

将女嫁内官；仕赌掷浑花；

饭后请吃茶；持斋日作客；打杀人后戒酒；

无钱断赌；大斧伤人手摩挲；临死许修善；

断案了赦到；船行借得鞍马；酒尽伶人来；

临老了及第；落解后，试官道好程试；

临渴拙井；江心补漏。

《义山杂纂》及历代续仿之作作为幽默讽诫性笔记小品，在小品这种文学样式空前发达的明清时期得到特别的强化。例如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的《十可笑》，许次纾的《茶疏》，陈继儒的《书画金汤》，田艺蘅的《醉乡律令》，袁宏道的《瓶史》，程羽文的《清闲供》，屠本畯的《文字引》，黎遂球的《花底拾遗》，张潮的《补花底拾遗》，陈皋谟的《半庵笑政》等等，均属此类。

《杂纂》作者

《义山杂纂》，一作《李义山杂纂》，或经题为《杂纂》，是此后历代《杂纂》的滥觞之作。《新唐书·艺文志》不见著录，而见于《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署李商隐；内中同时有李义山《杂藁》一卷，疑为一书。《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均著录于小说家类。今传《义山杂纂》版本，初见于明钞本《说郛》（鲁迅曾见此本），其他还有涵芬楼“据明钞本”《说郛》本，宛委山堂刻《说郛》本，《五朝小说》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古今说海》本，《格致丛书》本，《忏花盦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清代周春手抄本（原题下注有“原本”字样），川岛编辑的北新书局《杂纂四种》本以及笔者的《杂纂七种》校注本，多达十余种。

如今所传《义山杂纂》已非原本。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有宋代蔡绦《西清诗话》：“《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日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下晒裨，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其中“清泉濯足”“烧琴煮鹤”“对花啜茶”三则，今所见诸本均无。宋代龚颐正《续释常谈》：“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内云‘少阿奶’。”此亦不见于今传诸本。据此推断，今传诸本或非唐宋真本。鲁迅先生认为“明钞本”《说郛》较好和可靠一些，当指就今可见诸本相比较而言。唐宋三种《杂纂》的今见传本，大致分为两大流传支系。其一，为“明钞本”支系，即据称出自明钞本的涵芬楼藏版《说郛》本。我曾将此本同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引录的片段（亦即先生以明钞本《说郛》录出的《义山杂纂》片段）对校，结果相同。后又以所见明钞本《说郛》的《杂纂》与涵芬楼本对校，出入亦甚微。其二，即以宛委山堂刻《说郛》本为一系，与明钞本出入甚大。或有各题下俗语条数不一，或字句有出入，改动增删处比比可见。例如《义山杂纂·必不来》中的“客作偷物请假”，宛委山堂刻《说郛》本作“客作偷物去”。又《迟滞》题下的“老长官上任”“佐官勾追人”“休官后出入”“老剩员传语”四条，宛委山堂刻《说郛》本均无。《古今说海》《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本皆属这一支系。两系各自的版本之间差异较少，多系偶然刊误。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约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开成进士，历官县尉、秘书郎、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曾受牛李党争牵累而遭排挤，潦倒终身。商隐反对“学道必求古”之说，认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他擅长律、绝，其“咏史”“无题”诗颇有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著名诗人。关于《义山杂纂》作者，鲁迅先生曾于《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及杂俎》中提出质疑：“中和（唐僖宗年号）年间有李就今字衮求，为临晋令，亦号义山，能诗，出举时恒游倡家，见孙綮《北里志》。则《杂纂》之作，或出此人，为必定属商隐，然他无显证，未能定也。”对此，周一良先生认为：“《杂纂》即非玉溪生之作，亦必为唐人旧本也。”（《敦煌写本杂钞考》，《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至今鲁迅先生这一质疑仍无显证，而且《直斋书录解题》等均以为“唐李商隐义山撰”，商隐又力反“学道必求古”的迂腐思想，仍当属其所为，而非另者。周作人认为：“李义山的《杂纂》，《新唐书》不著录，但《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之，以为系李商隐作，可见在宋朝已有此说了。”而且，宋人蔡绦《西清诗话》及龚颐正《续释常谈》等著作中，引录、述及《义山杂纂》时亦称李商隐撰。凡此，亦是《义山杂纂》本出李商隐之手的可靠佐证。

早在《义山杂纂》产生之际的唐代，已有敦煌钞本《杂钞》（又名《珠玉钞》《益智文》《随身宝》或《珠玉新钞》）流传。无论《杂纂》取自《杂钞》，或《杂钞》为《杂纂》辗转之遗，均无显证，然可互为印证，属于当时民间的口耳相传。至于后世的续仿之作，则不乏以此为基础的续仿性再创作，已很少直采俗语辑入，多了些书卷气和说教色彩，然而语言仍通俗浅白，体例依旧以类相从，例如《纂得确二集·惜念》中所云：“不起愁过虑；不妒人有、笑人无；不怨天尤人；不念旧恶；不妄想远大事。”民国初，仍有文人雅士仿作新品，如《红杂志》1923年第2卷第51期所刊武受真的《广义山杂纂》的《不相称》：“少女烧香；风雅士不解音律；市侩谈文；老翁续弦；着西装作揖；家贫衣华服；丑妇满头珠翠。”

《杂纂》价值

首先，作为千年风俗画长卷，当具社会生活史和民俗语言化石的价值。从民俗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加以解读其内容，它更是别有情趣，可作为考察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文本。个中所及的一些习俗礼仪现象，如《义山杂纂》中的“新娶妇，却道是前缘，必是丑”，“母在呼舅作渭阳”，“不得独入寡妇房”等，由来已久。而且有些习俗戒约至今仍在流行，如《义山杂纂》中的“傲慢尊长不拜”“祭亡人却动乐”被视为“非礼”，“对丈人丈母唱艳曲”被视为“恶模样”，“交结有智人”“不共愚人争是非”被视为“有智能”等。同时，它还堪称是最简明的关于通俗人生经验与智慧的教科书。即如有人所言：“如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对今天读者也不无警世惩俗的现实意义。有志于此的作家如能推而广之，去敏锐地体验、观察并收集综合当代社会的斑斓现象，仿其体例，整理或创作出一部生动而有时代气息的新杂纂，那也必定会传世不泯，功在不朽的。”（曹光甫文，见1989年3月6日香港《大公报》）其中许多世俗事象，至今仍然存在，大多属于古今世俗的通病，这也是其至今仍颇受青睐之所在。所言仍切中现实生活习见之弊，不乏其训诫、规劝功能。例如明代署名西湖渔隐主人《西湖渔隐杂纂》的《杀风景四十八事》：

花间喝道；对大僚食咽；妇女出街上骂詈；

斫却垂杨；孝子说歌曲；有美味悭藏臭腐；

果园种菜；骂他人奴婢；好妾驱使粗重事；

苔上铺席；筵上乱叫唤奴家；筵上说俗事；

看花泪下；仆妾搀言语；花架下养鸡鸭；

背山起楼；处子犯物议；作客撞翻台桌；

游春重载；口吃人相骂；新女婿混身新；

花下晒裈；重镌石铜器；落第举子骂主师；

衣裹坠马；行奸被窘辱；恶札人爱使笺纸；

尼姑怀胎；赏花处赌棋；问人及第何年叨幸；

玉器失手；盛衣冠入厕；坐上遗大小二便；

对客泄气；代势豪饮酒；赏花逢债主索道；

驴吃其丹；作清态举止；玩月闭户张灯；

鹤吃金鱼；醉吟道学诗；赏花处欢算货殖；

沥酒作咒；醉客坠泥中；居乡摆执事看马；

歌妓被决；长官撒酒风；花棚说俗事强办。

其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就文体学角度言之，业已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汉语文章体裁——杂纂体。其特点，是将俗语、歇后语或格言以类相从加以辑录。例如《义山杂纂》的《相似》：

老鸦似措大，饥寒则吟；穷亲情似破袖肘，常自出；

婢似猫儿，暖处便住；京官似冬瓜，暗长；

印似婴儿，长长随身；馒头似表亲，独自相亲；

燕子似尼姑，有伴方行；县官似虎狼，动要伤人；

尼姑似鼠狼，入深处；乐官似喜鹊，人见不嫌。

再如清代顾禄《广杂纂》的《不识羞》：

拉富贵作亲戚；高吟自作诗文；广场中唱曲；恶书画对客挥毫；珍藏赝名家笔画；市儿讲典故；贴自写报单。

最后，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从汉语史视点统而观之，《义山杂纂》及历代续仿之作是具有准辞书性的俗语和民俗语汇“类义”性的系列专辑。《杂纂七种》校注本所辑七种《杂纂》总计211题，1451条，体例大体一致。《杂纂》的语言风格和形式，不是冗长连篇的论述式说教，或者诗词戏曲小说那样的文学艺术形式，而是按不同主题纂辑一时俗语，类如通俗、简烁的语录格言。其中：《义山杂纂》（据涵芬楼本）44题，430条；《杂纂续》（据涵芬楼本）39题，265条；《杂纂二续》（据涵芬楼本）25题，149条；《杂纂三续》（据《五朝小说》本）46题，241条；《杂纂新续》25题，95条；《广杂纂》12题，30条；《纂得确》（据道光甲午重镌家宝全集本）20题，241条。

《义山杂纂》，传承千年，续仿不绝。从唐至清，除元代外，在长达1000多年中，《义山杂纂》续仿之书不绝，迄今多达30余种，问或还出自名家之手，但其内容、体例及格调大体一致，尽管后世有些续仿之作比如《风俗粲》，连“纂”字也未冠之，但体例仍沿行如初，这一现象在中国古记小说中至为罕见，无论在辞书史、俗语辞书史，以及中国古记小说林，均属罕见，堪称“旷世未有”，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杂纂》所辑某些俗语，如“煞风景”“包弹”等，不只为明人的《目前集》、清人的《土风录》等俗语辞书考订为语源，引作书证，乃至当代新版的《辞海》《辞源》亦如此，可见其在学界颇有影响。

杂纂在日本和朝鲜的影响

中国古代一向有尚雅忌俗之风，评论诗文时很注意挑剔是否用了俗语，固而大都避俗就雅，此习至今仍存。文人雅士捧读通俗小说，吟唱俚曲、戏文，总是受时人耻笑。然而，《杂纂》的命运却要好得多，非但千载传诵，续仿不绝，每登“大雅之堂”，而且还在日本、朝鲜等领邦倍受青睐。区区“杂纂”似无轻重，而其流传之广，影响之久远，却是令人咋舌。语虽俚俗，却于海内外颇有些影响。在东邻日本，早有《杂纂》传入。今所见日本宝历十二年（1762年，相当于清乾隆二十七年）秋，由玉树堂发行（末署“平安书肆，唐本屋吉左卫门”）的刻印本——冈田白驹（1692

1767）所作的《杂纂译解》，即为显证。是书辑译注释了从《义山杂纂》至“三续”，计四种。卷首一篇末署“宝历壬午之秋河子龙撰的《小引》说：“李商隐因俚谈以驾其滑稽，三子续之，厥有四续。其嘘枯吹生，风流谑浪，谐辞以会意，谲譬以指事，平子为之绝倒，丞相为之忘疲。然而言之不雅驯也。虽喙之长，如笔之短何！其唯巷谈街说，俚俗鄙事，重所呵诮，或砭针俗病，或切劘人情，会义适俗，意在讽诫。君子采之，亦可以观焉，乃所取则此。尔若以巷谈鄙斥之，采诗之及田夫红女，其谓之何！夫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见诸经籍，载之礼典。片言寓箴，单看取喻，兹言虽小，可以喻大，兹编实有焉。其岂游戏笔端，胡诌扯谈，资话靶而供笔柄！”正是有鉴于此，《杂纂》才很早就传入日本，并受到青睐。此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藏有明代青藜馆刊本《杂纂》。据日本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认为，成书于大约李商隐死后一百多年的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的随笔集《枕草子》，即可能仿《杂纂》风格而成。川口久雄的《李商隐杂纂己清少纳言枕草子ごつぃて》亦持此观点（《东方学论集》二，昭和二十九年）。而且，笔者的具体比照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这个事实（另文专论）。依此推断，早期《杂纂》当于五代或北宋之际即传入了日本岛。另外，国内编纂的《辞源》《辞海》这样大型语文及百科性质的工具书，均未设立《杂纂》专条，而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却不但立有“杂纂”条目，释文中尚能述及清人韦光黻的《杂纂新续》与顾禄的《广杂纂》。凡此，足见《杂纂》在邻邦日本影响之大。

《杂纂》亦曾传入朝鲜，其仿作和引用“杂纂体”作品之例，可见于朝鲜末期学者鱼叔权（号也足堂，1500-1560）的笔记《稗官杂记》卷四《无用之事》。文中写道：

谚以春雨数来，石墙饱腹，沙钵缺耳，老人泼皮，小儿捷口，僧人醉酒，泥佛渡川，家母手巨，食箪有声，为无用之事。

柳大容尝戏采此语赠余诗日：“石墙饱腹真无用，稚子能言亦匪贤。不愿如今春雨数，愿君家母手如椽。”是春适多雨，故接雨云。李义山以“清泉濯足，花下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为“杀风景”。本国谚语，谓事之不相称者，日轺轩马鞭，藳履丁粉，荐门铁枢，纱帽缨子，蒯笠刷子，僧斋胡舞。言虽鄙俚，亦足资一笑也。

从中可知《义山杂纂》亦早传入邻邦朝鲜，并受到学人青睐。而且，从形式上，即被很准确地以俗语（谚）相待，用朝鲜民族俗语与之比照，认为“言虽鄙俚，亦足资一笑也”。

总而言之，古记小品《义山杂纂》及历代续仿之作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语言风格和文学的、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堪称历代采风问俗的典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别具情趣的风景线。

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