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官婉儿

摘要：唐高宗时期，幼年的上官婉儿因祖父为武则天责罚受到牵连，从殷实高贵的政坛名族变为遭人冷落的卑微侍女，生活境况从急转直下。理应埋恨在心的她却凭借出众才华和秀敏资质尽力侍奉于世仇武则天身旁且深受信任。这种常理的历史事实着实让人感到费解。是自小的家族熏陶让她“以恩抱怨”?还是力图走出人生失意的愿望催使致此?而她常人难及的聪慧与文采又带给她怎样的荣耀?本文试图通过多方资料与历史文献分析历史人物上官婉儿的思想变化，以了解人物内心的情绪波折，探究上官婉儿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关键词：唐朝；上官婉儿；武则天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1-0121-03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婉儿出生于一个官僚世家。祖父上官仪，唐太宗召为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后又转起居郎。高宗时官至秘书少监，为朝中重臣和文坛领袖；父亲上官庭芝历任周王府属、歧州刺史等职，上官家族在当时可谓家境殷实、地位显赫。但好景不长，上官仪因顺高宗李治之意，建议废黜武后引起武则天觉察，继而整个家族遭遇浩劫。家眷纷纷牵连致罪，母亲郑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也以罪人身份配入掖庭为奴。虽天意弄人，但婉儿自幼受到母亲文化知识和仕途方面的鼓励和引导，加之自身天性韶警，很快便出落成的才貌并举的宫女。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武则天下令召见婉儿，“(婉儿)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上官婉儿的才华令武则天十分赏识，当即免去其奴婢身份，留在身边做为随身女官。此后，上官婉儿的命运一度扶摇直上，不仅在国家政治上秉承重权，多次参与皇族争权夺位的谋划，同时依凭自己不俗的文采倍受推崇，为当时文学的发展贡献卓越。直到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及草遗制，即引相王辅政。临淄王兵起，被收。婉儿以诏草示刘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许，遂诛。”上官婉儿叱咤风云四十余载，终因身缠皇权纷争难以自保，祸及致身灭。

众所周知，上官婉儿择宠于一位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而上官婉儿与女皇却又有着“灭族”的世仇。这种超出一般逻辑思考的侍君之道，使得上官婉儿和武则天的恩怨为不少人所评量考辩，一来二去，大家众说风云，“以恩报怨”的君臣关系愈发显得迷雾重重。上官婉儿为什么不记恨武则天杀害自己的亲人反倒尽心效力于武则天?参阅过相关史料和他人种种评述后，我觉得“以恩报怨”确实事出有因。

上官婉儿以其聪慧贤能深得武则天喜爱，几近为武则天贴身侍用，不仅如此，武则天对上官婉儿也信任有加，“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援丽可观。”而就在她仕途前程似锦时却犯下了错误，“则天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这两则史料都表明婉儿之过在当时绝为严重无疑。而关于上官婉儿受黥面之罪的原因，史书中语焉不详。但民间有着丰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当时武则天将上官婉儿倚为心腹，甚至与面首张昌宗亲密时也不避讳她。上官婉儿本身容貌俏丽又正值芳龄，免不得对俊朗的张昌宗一见倾心，加之张昌宗也仰慕婉儿姿容，于是二人便产生了感情。这段私情不久被武则天发现，婉儿所犯过错足以杀头，但武则天盛怒之余又怜惜婉儿，最后将死刑改为面上刺青。另一种说法与武则天的第一任男宠薛怀义有关。据说薛怀义失宠后前去求见武则天，上官婉儿没有为之通报。薛怀义难掩心中的怒火，一气之下放火烧了奢华的明堂，武则天事后追查，婉儿难逃重责，武则天考虑再三终以黥面代以死罪。还有一种说法讲太子李贤意图谋反，上官婉儿得知后并未上报武则天，而是极力劝说太子打消邪念，后来谋反一事败露，武则天知道婉儿早知反事却不禀报已获欺君大罪，仍就责惩婉儿以黥面代免死罪。上述几种说法，先避其真伪不谈，但其中提及过错无一不危致丧命，然历史事实告知我们武则天终究还是没有取婉儿性命，这种不杀之恩对于生活在人心险恶的深宫之中且从小就蒙受屈辱，为人处事谨慎备至的上官婉儿来说无疑是一种宏大到难于想象的宽容。如果可以揣度历史人物的心理变化，在武则天惩戒之前无论婉儿是惊恐也好，坦然也罢，定是自知死罪难逃，而其后的结果却并非她所想的那样，一时之间不乏对自己的过错有愧疚悔恨的心情，感恩之心凸现超过任何一种情感，重生在那时已经成为跃人婉儿脑海压倒一切想法且呈现得最为鲜亮的意识，所以说上官婉儿此后加倍专心也更加小心地侍奉武则天有感激不杀之恩的可能。

除此而外，据史料《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上官婉儿在家族遭遇浩劫“时在襁褓”、“婉儿始生”，这说明上官婉儿尚在母亲怀中没有多强的记忆力去亲身体验家破人亡、上下悲戚的切肤之痛。如果没有留下较为清晰的记忆，上官婉儿也就不太可能对导致他们家族破败的当朝皇后武则天有什么切齿之恨达于血脉骨髓。换个角度来想，以往的上官家族虽称不上累世朝臣，但还是有婉儿的祖父上官仪、父亲上官庭芝两人时任职务。依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总还是以感恩于主上、忠心手君王的理念教育子女，父为子纲的严格礼法自然使子女一言一行尊崇效仿、难有怠慢。史书记载上官婉儿的母亲郑氏太常少卿休远之姊，表明其家教亦不会松懈，长成于大家的女子更是耳濡目染了父辈乃至亲眷精于算计，沉浮起落的官场生活，所以言行必自查，正统思想已根植心中。这样一来，很可能造成郑氏从家族变故侥幸避祸，全然不顾积淀的怨愤，反生出对皇贵权势的畏戒，更加尊奉荣华富贵全在帝王弹指之间的信仰。加之郑氏流落后无权无势的惨景，生来的富贵气质更可能决定了她要重整家族威严。然而威严何以得塑?在当时专制主义强盛的封建王朝统治下，似乎没有什么比顺者昌，逆者亡的道理更让人信服，由此可以推断――平时郑氏对女儿上官婉儿的教诲应该多是忠君报国、隐忍谦逊、行事谨慎，至于杀父之仇、灭族之恨等一些有可能激起女儿鲁莽举止的言辞必是少之又少。第三，如果上官婉儿听母亲痛陈家族罹难过往从而萌生悲情促成对武后的厌恶是真，那听说得来的事情终究还是要经过她主观的思考。婉儿自小在深宫中成长，嫔妃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使她过早的陷入“信人”的疑惑中，养成了异于常人的警醒和怀疑习性，加之上官婉儿自小尝尽了人世的冷漠和无情，秉性聪慧且经纶满腹的她怎能甘居人下?考虑到当时禁闭于深宫的现状，为了达到让自己所有努力和辛劳获得应有赏识和称赞的目标，也只有通过竭尽所能地服侍当朝的最高统治者来实现心愿。这种意识，在婉儿晋升后的长期宫廷政治熏陶中愈发明确了起来，因此也就造就了婉儿曲意奉承，且善变与弄权的政治品性，就这一点来说，上官婉儿即便认定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忠诚正直，招致杀身皆为冤屈之故，也会选择常人无法理解的“报恩”仕途，用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显赫的地位再次昭示世人上官家族的尊贵和功绩，可谓是一种失于逻辑却略胜一筹的政治手腕，如此，叫人不得不折服于上官婉 儿聪慧的头脑和远大的眼光。 　另外，关于上官婉儿为什么不记恨武则天的原因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即上官婉儿在长期跟随武则天的过程中，触动于武则天身为女皇的贤明与豁达宽容的一面并深深为之触动，所以隐没了仇恨转而心甘情愿地追随女皇，踏踏实实地辅助武则天处理朝政。支撑上述观点的历史事例我们在此也可以列举一二：一说武则天推崇当时的庶族地主阶级，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官职的状况，大力拓宽用人渠道，使大批庶族进入朝廷任职为官；同时还下诏求贤，改革用人制度广揽英才。这些举措对于原本身处困境，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打拼上来的上官婉儿来讲可谓感触颇深，赞成和支持此举的同时逐渐对武则天敬重起来。另有一说更为具体，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因贪赃被贬为柳州司马的徐敬业反对武则天临朝，发动扬州兵变，欲求貌似太子李贤者为主。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此写下《为徐敬业讨武墨檄》以助长其势焰，武则天得到此文章后非但没有盛怒之色，反而让上官婉儿高声朗读出来，边听边称赞言辞细腻、文笔尖锐毫不留情，在婉儿读完之后甚至还赏识骆宾王的才华，感叹这样的人才没有为她所用，殊为可惜。如此气度使得近旁的上官婉儿不禁暗自称奇，尊崇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更有甚者，说徐敬业扬州兵变，上官婉儿其实也参与了内应之谋，武则天在平叛了乱军之后得知此事却没有给上官婉儿任何惩处，上官婉儿自当感恩不尽，遂定服侍女皇再无二心。

上官婉儿才华出众，精通经书、史书。书法、算术、吟诗、礼节、棋弈均为上乘。她的文章下笔千言，珠玑连篇，深受武后好评，心高气傲的武后也曾赞扬此女绝非凡骨；上官婉儿深谙人情世故，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在经历过皇权更替后仍然执掌朝庭重权，得到君主信任。试问如此之奇女子世间还有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只道是鲜有遇见罢了。

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发展迅速，理论上生活于这个朝代的女性尤其是宫中的女官们应该享受到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宽松的环境，但事实上，女官制度在历经了唐朝的演变之后，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的深宫悲剧并未有趋减之势，反而呈现出人数众多、地位不稳的种种征象。《梅妃传》有云：“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二宫，几四万人，(玄宗)视如粪土：”呵见宫中女官已满为患。加之唐代女官的职位并非从一而终，相反的，女官职位仅有晋升和罢黜两种结局。帝宠之则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帝弃之则一落千丈、万劫不复。残酷的政治现实让为争权夺势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代价排挤和残害异己成为女官们不言而喻的生存法则。转而，我们可以回头看看上宫婉儿在这种几近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生活如何：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上官婉儿已经重权在握，且炙手可热，《太平广记》引《景龙文馆记》载：“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生杀大柄，多其决。”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上官婉儿次之于武后之位处领导集团核心。“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婉儿)参决。”此时执掌评判百司表奏和生杀予夺之大权，实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待到唐中宗复位，拜其为昭荣，仍掌制命。由她卷写成文向中书省传达命令。不久，上官婉儿再被册封为婕妤，仅次于四夫人，官定正三品。至此，从武则天开始，到中宗复位后景龙四年，上官婉儿为君王御用女官已至少有三十二年，此承接于武则天为一代女皇一事又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谈及上官婉儿出众的才华与灵秀的文笔，其祖父上官仪对她有一定影响。上官仪曾是太宗、高宗时代的著名诗人，开创了闻名后世的“上官体”。上官婉儿的诗则继承了祖父的工整对仗，气格爽健又清新自然。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不仅让她成为当时文人墨客景仰效仿的典范，而且在其辅佐朝政的数十年中也意义非常，可以说上官婉儿能够深得君王喜爱多是凭借其不凡的文采。有史料记载，唐中宗每有赐宴赋诗，君臣赋诗唱和，上官婉儿都会同时代中宗、韦后、安乐公主作诗，且往往数首并作，词句优美，时人大多传诵唱和目。此外，上官婉儿还时常参与组织文学集会，评判朝中百官的诗作，可见文坛地位之高。又上官婉儿得益于自己的才华，尽力研心于诗体的变革，其所作《采书怨》融人了汉魏古诗和齐梁宫体的主题及表现手法，已经具有五言律诗的格局；而另一组诗《游长宁公主流杯池》连续引咏二十五首，字数不等、形式不一，显示了婉儿的才艺。上官婉儿还热衷于发展文艺事业。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她提出扩大修文馆，增加学士名额的倡议。据司马光考证：“夏四月，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是出于婉儿的主张：“上官昭容劝帝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直学士八人以象八节，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此修文馆的规模得以扩大，自其中所出诗篇数量剧增，文学领域大为繁荣。

纵观上官婉儿一生，从戴罪而生到获罪而亡，命运注定要让她在承载父母秉国权衡的愿望和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由之身的人生理想中往复徘徊、艰难抉择着。为时数十载的政治生涯，婉儿隐忍的又何止起初杀父灭族一点儿痛楚?那些关于一般女子的正常情感、关于政治斗争中近乎冷血的取舍，一次又一次地尖锐地刺痛她灵魂深处的本性和自知无法坚持的道德。上官婉儿在家族宿命和皇权争夺中理应感到疲惫不堪，所以终了还是没能走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封建传统观理念。历史的评价往往与道德相悖，历史人物所经历的种种又何尝能用道德简单评述?庞杂的社会环境下，个体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大多只能选择顺应时代要求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上官婉儿给予其所在时代的意义已远超乎常人的能力，对于她，我们更愿意抛除过多追查以究其责，而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延续着对婉儿的崇敬与怜悯。毕竟满眼总是春色满园花枝俏，哪知落花谢了春红太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