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时代的寓言

时间:2022-08-27 03:24:14

《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时代的寓言

[摘要]以何种角度看当代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布氏家族的衰落这个问题,不同人不同的评论有不同的答案。《布登勃洛克一家》在作家的演绎下,运用描写、象征和暗示的手法,表现了作家所处的世纪末德国文化,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地反映时代,摹写和揭示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情况的“时代小说”,是一部时代寓言小说。

[关键词]描写;象征;暗示;世纪末;时代寓言

对于从哪个角度看当代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下简称《布》)中布氏家族的衰落这个问题,不同的评论有不同的答案。社会一历史批评学派用社会一历史的眼光审视小说,认为小说揭示的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历史过渡;心理一哲学学派则从心理一哲学的角度阅读小说,认为小说揭示的是一段与社会现实无必然关联、非历史的灵魂演变史。对《布》的意蕴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笔者认为,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作为文化人的作家,在其艺术创造过程中都会受其所在文化背景的制约,所以作品必然要表现出其文化心态,于是当我们从深层文化意蕴角度来看这部人类巨著时可以发现,托马斯・曼对社会与人的研究,并未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层面上,还穿透了社会一历史外壳,对人类社会生存状况作了深入的思考,因而他的小说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同时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化哲学意蕴,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加深入地把握《布》的无穷魅力。笔者认为,这部投射作家生命体验的小说实质上在托马斯・曼的演绎下,运用描写、象征和暗示的手法,追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来表现作家所处的世纪末德国文化。换句话说,这部打上了托马斯・曼青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印记的小说,实际上已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一个象征隐喻。

读完这部厚厚的小说,掩卷遐想时,会发觉虽然书中都是有关布氏家族婚丧喜庆一类的家庭生活场面描写,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托马斯和汉诺对死亡的迷恋,以及疾病与健康的对立,履行市民义务和逃避现实、遁入浪漫主义的梦幻的对立等有关玄奥的形而上领域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布》是一部“时代寓言”的小说。说它是部“时代寓言”小说,是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地反映时代,摹写和揭示社会中政冶、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情况的“时代小说”。它缺少对于构成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基本的因素――经济因素的思考和表现,也完全没有企图追寻、分析造成这种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德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部小说中对布氏成员的生活状态进行真实的细节描绘中加上了许多暗示,使这个家族没落的悲剧有了象征意义。小说的副标题“一个家族的没落”,就蕴有浓郁的象征意识。没落象征着国家和民族的不振,布氏一家人的不同程度的病态象征着那个时代的颓废,布氏成员对没落结局的困惑象征着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犹如迷途的羔羊一般……特别是布氏家族最后两代人的生活面貌、精神状态更是对19世纪末德国人的颓废生活状态的隐喻。

伴随着德国19世纪末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德国也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型――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向以“颓废”为特征的非理性主义价值体系转向。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失去了传统理性原则的制约而走向尔虞我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那种人性自由、人人平等的理想的虚幻性,于是人类追求和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很自然地陷入了具有浓重“颓废”色彩的非理性境地。理性时代受到新崛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峻挑战,而且后者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蔓延到一切文化领域,上升为主流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叔本华、尼采、瓦格纳成了人们十分熟悉的名字。认为生存伴随着痛苦,意志是痛苦之源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尼采以超群勇气重估价值的批判锋芒、极度张扬个体生命的权利意志和酒神精神,以及具体体现浪漫派以艺术解脱痛苦的瓦格纳的音乐,成为世纪转折时代表征德国文化的三颗闪烁之星。

无疑,布氏第一代人老约翰和第二代人小约翰所生活的时代代表着受理性主义原则制约的时代。布氏家族从兴盛走向没落的过程也正是德国由受理性主义原则制约的时代向非理性主义原则制约的时展的过程。由非理性主义原则带来的这种颓废文化在小说中通过布氏第三代人托马斯和第四代人汉诺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身上集中反映出来。小说中托马斯继承家业以后,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竞选成功,被选为议员;购置了房产;……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可以望得到的、摸得着的标志和征候”。托马斯内外交困,经受着事业、家庭、情感和信仰的全面危机:一是公司利益亏损,家族财产又大量外流,布氏家族面临既不能开源,又无法节流的双重困难;二是弟弟克利斯蒂安吊儿郎当,儿子汉诺又无心继业经商,他被迫孤军奋战,看不到前途;三是妻子盖尔达和他志趣不合,隔阂越来越深,他不仅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反而因为盖尔达与一位年轻军官双双对对地搞音乐而妒火中烧;四是他越来越喜欢冥思苦想,这使他的内心产生更多的矛盾的痛苦,使他厌倦经商,厌倦生活。如此看来,托马斯的这种生存困境,其实暗示的不正是叔本华所描绘的悲观暗淡的宇宙图景吗?

与托马斯・曼的晚期小说《死在威尼斯》中的阿申马赫一样,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要花大量的精力来掩盖他日益增强的厌世感。他逐渐认识到了意志的可悲本质,在遗嘱中作出解散布氏公司的决定。因为他的内心是空虚的,他看不见有什么令人振奋的计划、有吸引人的工作值得他欢欣鼓舞地全力投入。他心中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预感,其中一个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是:这一切不会延续多久了,他不久即将离开人世了。托马斯・曼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现托马斯思考死亡与不朽之类的问题的心理世界。在托马斯的心理世界里,读者可以看出这其中隐含着托马斯心中的非理性逐步取性的过程。他本来认为他的生命在祖先身上就体现过,将来则借着子孙继续活下去。无疑,这种观念是与他的父辈相符合的理性观念。这种理性观念符合他的宗族意识、家长感、对祖先崇敬,而且对他的活动、他的野心、他的生存都是一种支持和鼓舞。但是托马斯失去了父辈的信仰。他的祖父约翰的世俗的怀疑精神,那种肤浅的“怡然自得”不能支撑他的生存信念。他也不能像他的父亲小约翰那样“把商人的极端讲求实际的思想、对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精神和虔诚的偏于形式的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很好”;对托马斯来说,这种信仰却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思想陷入了危机。“‘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复活’了;‘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没成型。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人为所欲为的世界;一个失去了理性 制约的时代,是非理性泛滥的时代。非理性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蔓延开来的。‘上帝’死了,却没有救活人自己,人类似乎到了在劫难逃的世界末日。”

在托马斯的身上展示了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心灵世界的迷茫痛苦。死亡成了托马斯解脱生存痛苦的途径。托马斯・曼是这样描写托马斯的心境的:

“他胸中洋溢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感激和满足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头脑这样征服了生命,征服了这个强悍、残忍、嘲讽的生命,可以任意摆布它、处置它,不禁感到无比的满足……这是一个受苦受难者的满足。本来他困于生命的冷酷和残忍,一直在含羞忍辱……如今他忍受世界一切痛苦都是合法的了……这个世界本来是人们想象中的最美好的世界,而这个伟大的权威家却以游戏的讥嘲证明它为最坏的世界……这一章的题目是:《论死兼论死与生命本质不灭之关系》。阖上书,向四周看了看……他觉得他的全身无限地扩张起来,心中充满了沉重的酩酊欲醉的感觉……”

这段描写,不正是叔本华的亡灵在托马斯身上复活的生动体现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成了托马斯战胜令他痛苦的意志的象征。

而布氏家族的最后子嗣汉诺更是颓废派的典型。他体弱,内向,没有朝气,不求上进。艺术使汉诺早熟,早熟得看破了红尘。汉诺“肓城府,会观察,父亲的希望、烦恼、心计他一目了然,教师的阴暗心理他更是一眼看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冷眼看世界”。汉诺“实际看到的比他应该看到的还要多,他的那双羞怯的、罩着青眼圈的金棕色眼睛很会观察事物。他不只看到父亲交际应酬显示出来的那种稳重和亲切,他也看到――用他的奇特的甚至使自己痛苦的锐利目光――这种做作对他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他拜会完一家后变得脸色苍白,一语不发,眼皮红肿,紧闭着眼睛斜靠在马车角上。他满怀惊惧地看到,一跨进另外一家的门槛,这一幅面幕怎样从父亲的面孔上落下来,他那疲惫的身体怎样变得行动富有弹力起来……议员在和别人周旋时的言谈举止,在小约翰看来,并不是那种为了保障某些实际利益……而发出来的自然、真实、一半并非出于自觉的言谈举止;相反,他这时的动作谈吐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费力的造作,因此,在做时毫无自然、从容、真实的感觉,而只是一种特别沉滞、殚精竭虑的故意卖弄。有时汉诺想到将来有一天别人也期待自己在公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下做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谈吐,他就不由得又厌恶又害怕地打了个冷战,急忙闭起眼睛来……”

汉诺看穿了尔虞我诈、相互吞噬的商业界,也看破了把威信、责任、权力、事业、普鲁士的纪律严明的精神奉若神明的生活。为了克服精神上的空虚和痛苦,他只有钻进音乐的天国。他认为那是一个“温柔、甜蜜、庄严而又能无限慰藉的音响的国土”。但是音乐艺术只能安慰人,却不能给人以希望,甚至会消磨人的生命意志。他感觉到音乐是美好的,但是这美好的东西“会吞噬一个人平凡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厌恶他所生活的现实环境――包括商业环境和学校。本是为增强他的体质的海边度假,却使“他的心变得比以前更柔软、更任性、更敏感、更富于梦想了”。他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既不给别人希望,也不给自己希望;即使是在音乐方面他也只是一味地享受、消费,没显出要当什么家的苗头。这也是典型颓废派的一个标志――无创造力和逃避庸俗的生活。他对生充满了厌恶,只是一心沉浸在具有颓废意味的瓦格纳音乐世界里,希望“用艺术的行为去克服自己心中的虚无”。他所热爱的瓦格纳音乐就像一个不祥之兆,一团死亡的阴影,给他带来的只是生存意志的消磨。

瓦格纳的音乐讴歌“死亡”,汉诺的愿望也正是要让自己能够从痛苦的现实中解除出来,“到一个温柔、甜蜜、庄严而又能无限慰藉的音响的国土里”;他钟情死亡,渴望死亡。最后一场伤寒成了汉诺死亡的外衣。瓦格纳音乐是十九世纪末西欧颓废派们的一个共同而深刻的精神体验,托马斯・曼又自称是“来自颓废派”,所以他的这些描写也或多或少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托马斯・曼用哀伤的笔触从文化层面批判了德国社会的衰败和颓废。

《布》整部小说散发着现代主义的颓废情调。没落、颓废像一个幽灵一直盘旋在布氏家族的上空,不时给这个“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也是全城“顶尖儿”的布氏家族投下阴影。可以说,在德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像《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如此沉痛、伤感、深刻、淋漓地描写没落与颓废。托马斯・曼借《布》抒写了自己为德国传统文化的衰亡而发的满腹哀愁,表达了他对即将形成的新文化价值观念的悲观与怀疑。他的矛盾的文化人格也决定了他在无可奈何之际,仍割不断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眷恋之情。他的小说对布氏家族没落的惋惜,确实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因为,历史的发展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新的文明注定以传统的失落为代价。每逢此时,人类就萌发出思古之幽情,希望回归到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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