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问题域勘察

[摘 要] 本文在把握中国学者对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问题域的当下缺失基础上，尝试全景式总结此问题域的各方面：影像社会的文化意义传播，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去蔽，多元化中国形象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践行，影像文化交往理性的实现，强调文化间性和跨文化共通性的文化话语，可有效避免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文化折扣困境，在“地方性—国家性”普适主题下推进跨文化传播的影视文化交往理性。

[关键词] 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

中国地方性媒体如何持续有效地进行国际影视传播，清理其要旨、基点、进路、结构等的系统性运作，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勘察的问题地带。而居于“中国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圈建设”的现实背景下，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域研究，则成为同时勘察区域性国际传播学理性问题和西南地区影视传播实践性问题的双重问题的必经之途。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匮于扎实学术关注，更匮于切中肯綮之论。有限几篇言之有物的论作中：严功军和张田小总结，“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发展进程中……‘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外传播方式欠灵活”①，指出“广西卫视……特别注重‘东盟的’这个概念”，建议区域媒体“制作电视剧、电影等”。蔡尚伟指出，东盟国家历史上对中国心存芥蒂，现仍存戒心，省域电视节目存在“电视政治、省域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共振”，“通过《看东盟》这样的电视栏目对东盟诸国的电视形象进行积极预设，变传统的‘外宣节目’为‘宣外节目’”②，叶虎则提醒，中国“对东南亚电视外宣的针对性不强……忽视了华人政治效忠对象的变化”③。如上论述颇多发人警醒之处，但相较于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存在而言，当下研究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基于此现实境况，本文尝试勘察全景式研究这一问题域的系统性通道。

诚然，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可归属于文化产业问题，然其精神层面的价值维度远远超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④的产业界限，处于当前数字网络新媒体的技术语境中，须警醒：“在一个技术时代里精神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作为最后一招，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⑤因此，同时，关注数字影像传播的文化精神乃至观念体系的对峙问题，并不等于忽视乃至无视技术语境的关键性变革——亨利·布雷切斯提醒，数字影像时代的电影和电视趋于合一，“电影和电视的演进是趋向合一的”。由此，单一的东南亚电视传播问题，则更新为东南亚的影视传播问题。同时，还有必要认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称——影视取代语言而成为文化的中心，当今大众文化的社会实乃“影像社会”。故而，对东南亚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而本文所勘察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即：西南地区的东南亚文化传播问题域。

值得指出的是，宽泛意义的文化如泰勒所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涵盖政治，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亦如彼得·穆迪所觉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研究中应该有着很特别的重要性”⑥，此外，对东南亚影视文化传播的探究，无法绕过作为一种政治合作方式乃至“作为一种‘防务共同体’”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运作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故而，对东南亚传播的学术勘察不可回避政治文化观念及其实践。与此同时，亦须防范将此问题泛政治化的误区，防范肯尼思·米诺格所提醒的“鼓吹‘个人的一切都是政治’是普世真理的伎俩”。

对中国学者而言，本问题域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的地方性传媒主体对于非西方的东南亚国家的影视文化国际传播。这一区域性国际传播，始终处于西方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阴影下所进行——阿基拉·伊拉尔总结，“一些人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指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主要影响。这个概念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工业国家获得了支持者。”⑦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同时笼罩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空间上面。倘若缺乏反省，那么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则极其易于陷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刻意塑造的“症候中国符号体系”里，或“中国”，或“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制造妖魔化”。当前国内某些报道“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给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造成‘中国’的不良印象”。换言之，单一的自我正面颂扬和自我悲情渲染，实质上都是无意识印证“症候中国符号体系”，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立体话语呈现，才有望跳出“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形象窠臼。

在此意义上，多元化中国形象的话语叙述不可或缺，与之紧密相连的中国地方性形象的丰富叙述必不可少，但这也是当下中国国家影视传媒主体国际传播的突出问题。央视“缺乏对地方特色的把握……有的栏目甚至内容交叉，令人不明所以”⑧。相较之下，地方性影视传媒更有意识地进行地方性形象和国家整体形象的双重传播。地处西南的广西电视台打造具有地区民族特色的《寻找金花》栏目，发掘和沟通当地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国家民族文化，开设《连线东盟》栏目，乃至开播立足东盟传播的国际频道；云南电视台直播《欢乐泼水节》，展示当地民族特色和泰国及老挝泼水祝福的文化相通性，开设《看东盟》栏目，主办面向东盟的春节晚会《东南亚的微笑》，都相当程度上填补央视东南亚传播的薄弱和空白地带，有效推进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实践。

在确知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黑幕基础上，还有必要切实清理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官方窠臼和民族误区。基于“中国对东南亚外宣”进行影视传播，则相当程度上易于把中国“官方”腔调强加于东南亚诸国，从而产生接受心理的负面感知。与此则须采用新闻传播理论的“平衡原则”，兼容不同的意见表述，而不刻意呈现媒体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换言之，“以‘没有宣传者的传播’理念弱化媒体的‘官方’色彩……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尽力去淡化媒体本身的官方色彩，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内容’的关注，而不是对媒体背后的‘宣传者’的关注。”与之相应，则须防范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当前的东南亚影视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排他”问题突出。如在广西电视台的中国—东盟新闻报道中，近年的媒介表述存在显著不对等。如中国自我表述是：发展、强劲，迷人、长袖善舞，给成员国带来巨大利益；对东盟各国表述是：柬埔寨和老挝落后、战乱，文莱和马来西亚奇异，越南的中方来投资是越来越多，东盟没有南宁这么大会场。⑨

固守我族中心主义的单一话语，渲染自身文化优越性，往往导致在他国的传播效果的失效。在此，有必要坚持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相对主义”，强调在对比中体现文化的价值，否定非此即彼的教条思维，而强调对于如多民族聚集的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理解及中国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化的共通性所在。

沿循“民族相对主义”的开放性思维而思，则可意识到理解及尊重不同面向的“东南亚”他者。首先，是作为一种十个国家政治联合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是跨越多个民族、宗教、政体、语言、习俗、文化的统一组织。“东盟方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政府间合作，其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成员国间的协商一致，没有表决亦无否决；灵活性原则，成员国一致避免僵硬谈判方式。⑩其次，则是作为独立国家的东南亚十一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各有其国家认同、政治体制、思想信仰、语言风俗、社会环境、文化状态，对于其中任何一国的受传主体都需准确定位，力求避免文化盲目性及跨文化曲解。再次，则是某一个或数个层面上，具有某种共同性而有别于其他诸国的若干东南亚国家，如地理上的半岛国家、宗教上的佛教国家等，由此则可在一个或数个特定层面上对于若干“聚合国家”进行相应文化传播。

进一步，在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中，有必要践行“跨文化认同”的传播路向，既不简单地鼓吹多元文化主义，也不刻意回避“文化的集体属性”，而是认同差异性价值的“文化间性”。杨大春指出“主体间性即文化间性”，戴晓东则更加广泛地阐述跨文化认同诸命题，如文化发源于特定地域，跨文化认同只有立足于地方文化才能基础稳固；建构跨文化认同中，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都不可或缺等等。B11在此意义上，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对于自我和他者的地方性文化认同建构成为必经之途，而这样的跨文化影视传播本身就是不断进行文化认同的开放性建构，文化间性进而获得深化。

有必要强调的是，西南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形象建构和影视传播，归溯于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和影视传播。若参照奥利·霍尔斯蒂的观念，把国家形象视作信念体系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则西南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形象乃至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建构，都旨在建构一种同时具有稳定性、包容性、适应性的文化信念（意识），由此在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中持续建构基于一种深切文化认同的中国地方性形象及国家形象，而影像形象的有效确立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形象依存的文化信念（意识）。值得提醒的是，对于跨文化认同和地方—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把握，则有望廓清东南亚影视传播中的华人问题的方位、观念、尺度。从而有效转化在“朝贡体系”乃至“大中华文化圈”的历史定位，确立一种强调文化间性和跨文化共通性的文化话语，从而确立东南亚华人问题的解码进路。

如上种种勘察，旨在有效避免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困境，在一种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确立“地方性—国家性”双重建构的普适主题，推进扎实有序的影视文化交往理性，从而更加有效实现西南地区对外影视传播实践，实现对区域性国际传播学理性问题的路径开掘和行进。

注释：

① 严功军、张田小：《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研究》，《新闻界》，2010年第6期。

② 蔡尚伟：《〈看东盟〉的电视政治学阐释》，《中国电视》，2004年第9期。

③ 叶虎：《中国对东南亚电视外宣的优势、问题与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3期。

④ 章建刚：《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基本逻辑》，《南方论丛》，2003年第2期。

⑤ [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⑥ 彼得·穆迪：《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上）》，郭虹霞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

⑦ 转引自周宪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⑧ 邱凌：《软实力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第70页。

⑨ 潘丽华：《中国东盟新闻报道国际视野价值取向的缺失和矫正》，广西大学，2007年，第32页。

⑩ [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前引书，第14页。

B11 陈国明、安然编：《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21页。

[作者简介] 吴迎君（1977— ），男，江苏沭阳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