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王国维词学批评之比较

摘 要：刘熙载是清末的杰出传统批评家。而王国维是把西方理论应用在诗词批评的第一人。本文通过二者词学批评的比较，试图了解清末时中国词学批评之变革。

关键词：刘熙载;王国维；词学；比较

刘熙载是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他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他的词评多见于其《艺概·词曲概》中。他的批评思想是以传统儒家标准为核心的批评思想。

比他晚出生六十年的王国维则是评词的又一大家。有人认为：“千年词学史，其发展演变可以王国维为分界线：王国维之前，词的批评标准是本色论，属于旧词学；王国维之后，推行境界说，以有无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为新词学”。［1］与刘熙载不同，王国维则是在西学的刺激中“第一个儆悟醒觉而尝试着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拓新途径的先进人物”。［2］

刘熙载是中国传统词学史上的最后一位批评大家，而王国维则是中国新词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家。那么，通过二者批评之比较，我们可以粗略的了解中国词学批评在西学输入中国之后的继承、发展与演变。

一． 刘、王二人批评的相似点

在批评理论上刘熙载和王国维有两大方面的相似点：

第一，对“真”的高扬。在刘熙载看来无论写文章、作诗、填词都应该表现出作家真挚的情感。《文概》中说：“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由此可知，刘熙载所倡导的真可以看作是他对先秦诸子散文言之有物，发言为真的直接承袭。也同时指出了后世为文者的弊端。 而王国维提出的“真”的涵义便有所扩大，既包含刘熙载反对的“以求当众人之意”的写作态度，又包括了作家于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景物和情感的真挚。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从此可以看出王国维评词之优劣根据的基本原则就是作者是否写“真”。而“真”在王国维那里还有更高的一种层次。如：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尼采在《苏鲁支语录》中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用血书写的，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我们可以将尼采和王国维所说的“血”理解为作者的高层次“真”的表达。王国维举出的道君皇帝的例子则是真的体现，而李后主便是“真”的升华——“以血书者”。

第二，“隔”与“不隔”的高下。王国维的主张的“不隔”，是与他主张写词贵真的理论一脉相承的。王国维主张的“不隔”有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作家在创作之时首先要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不能矫揉造作，故作，此为“不隔”之首要；第二，作家还有善于表达出真性情，这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不赞颂、不讽刺、不投赠、，少隶事、少用典。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同样刘熙载也提倡少用事，少用典。他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黄山谷词，用意至深，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偶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虽然刘熙载没有提出“隔”与“不隔”之说，但他们在少用事、少用典上的主张是一致的。

从批评的方法上看，二人都善用联想来评词。即从此词联想到意境或句义相似的它词。王国维虽然在评词的理论上接受了西方的影响，理论性、实践性更强，但他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词话的评词方法。

此可以看作王国维对传统词评学的继承。

二． 刘、王二人批评的不同点

第一，批评方法不同。刘熙载的《艺概》是秉承着传统的的评价标准。虽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但刘熙载在评价标准上并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他只在原有的传统圈子里有些突破但没有打破中西方的界限与藩篱。这点反映在《艺概·词曲概》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刘喜用形象性的词语来评词，少理性。如：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痩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冻雪，盖为近之。”

而王国维则被称为“把西方科学分析方法引进中国文艺批评的第一人。” 他的思想受到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极大影响，这就使得王国维在评词的过程中更具哲理，而少形象表述。其提出的“境界说”便脱离了传统词评的较虚无的概念，如兴趣说，神韵说等，形成了较系统、较深刻、较易感知和掌握的理论。他说：“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第二，词中的情与景的关系。在刘熙载看来情与景的关系没有特定的规律，它们都是各有所长，各有其妙的，不分好坏。他说：“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王国维则打破了传统词学批评上的对景与情的区别。他主张一些的景物描写都是为抒情服务的，这是王国维评词的另一个标准。而如果只是单纯的抒情就更应当是至情至性的。他在《人间词话》中说：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顾夐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

第三，刘熙载以人评词，王国维以学评词。在中国传统的诗文词评判标准中，向来都是主张人品的绝对作用。如果作者的人品不好，即使其人的作品的水平再高他的作品也不被承认。这在《艺概》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如他在《艺概》中说：“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诗品即人品”，“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属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这虽然是中国诗词学的传统，但是如果我们以单纯的文学标准来考查的时候刘熙载的评词标准就难免有失偏颇。这会使一些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被埋没，少了一些客观。

而在王国维的评词中则较为客观，但他也并没有完全排除作者的因素，他也承认作家个人之品质对于作品的影响，即作者之修养与态度，并进而提出要求。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批评体系映照下的王国维的批评思想更理智、更科学，更接近了现代批评标准。他对中国词学批评的贡献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3.

［2］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