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红楼梦》

摘 要：基于《红楼梦》丰硕的文学成就与诱人的作品质量，从古至今，《红楼梦》研究学者前仆后继，“红学”时至今日已经发展为一门丰满的学问。而在旧红学时期，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思维为《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关键词：王国维；美学；哲学；艺术；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产生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本传抄的《红楼梦》，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至今仍旧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从乾隆五十六年的木活字排印本到嘉庆年间的评点本，《红楼梦》的流传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不仅有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作序中所言的：“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为证，更有次年程伟元、高鹗作《红楼梦》引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生动地反映了《红楼梦》抄本流传的情况。

一、动荡年代中的独树一帜

自乾隆五十六年以后，《红楼梦》刻本开始广泛流传。乾嘉年间，它不但为赋予“小说中无上上品”的桂冠，还得到了“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的盛誉。对《红楼梦》之喜爱者，轻则“爱玩鼓掌”，“读而艳之”，重则“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即使清代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对《红楼梦》的严加禁毁，也未曾浇灭民间大众对这本所谓“”的喜爱。清代毛庆臻云：“莫若聚此，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咸丰、同治年间，政府明令收毁的116种书目中，《红楼梦》名列前茅，在同治七年江苏《抚丁日昌》所列的190种禁书中，《红楼梦》与《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等名列其中。1868年《江苏省例》规定：“巡抚部院丁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进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u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计开应禁书目：……《红楼梦》……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饬。”然而在这样多遭禁毁的情况下，民间却仍旧流传这“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民谣。咸丰十年，李慈铭在日记中记《红楼梦》道：“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履少年，以不知道此者为不韵。”正是这样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吸引了庞大的研究者蜂拥而至，在对红学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让后人对这部奇书的探索有了愈发宽广的视野和路径。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这10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被成为旧红学，其中代表性的有评点派与索隐派。起源于明代中叶的小说评点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批《西游记》等为滥觞。以至于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固定模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萌，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找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先生认为“旧红学”的评点派只不过是继承金圣叹的笔法来解释《红楼梦》。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活跃在评点派中的三家分别为：“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人”姚燮，统称评点派红学。基于他们主要把《红楼梦》贴上“情书”、“经书”的标签，所以往往是沉溺于文本中就事论事，却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为旧红学中主要流派的索隐派提供了温床，透过字面意思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认为作者真正所指是作品故事人物背后隐藏着的真实事件。他们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则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探寻书中人物时间与历史真实人物时间的“关合”之处。

王国维作为旧红学家中一位既不属于评点派，也不能划归为索隐派的重要人物，堪称20世纪的一位奇人。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少以文名。在1903年，差不多就是章太炎在监狱里读佛经的时候，王国维正在通州师范学校的某盏灯下读叔本华。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次机缘巧合，在叔本华理论思想的浇灌下，不久之后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红楼梦评论》。刘再复先生曾经在《红楼梦悟》中说道：“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严格地说，直到王国维才有第一种形态，才称得上论。《红楼梦评论》有观点，有逻辑，有分析，有论证，一出手就如空谷足音，自创一格。可惜百年来‘论’虽日益丰富，但受政治意识形态侵染太甚，影响了收获。”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给予《红楼梦评论》一些“第一个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古典名著”，“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作了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这样的称号。我们不能不承认，《红楼梦评论》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上取得了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明显学术成就。而其更大的价值在于，王国维借助文章，说了些他想说的话。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中先确立了哲学与美学的双重理论基础，然后在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第四章对此书美学与伦理学之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因此，一本《红楼梦评论》，我们读的是王国维当时的思想，读的是20世纪那个那个人心动荡、社会躁动的年代。

二、指“玉”为“欲”的是非定度

对于王国维在书中指“玉”为“欲”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探讨过很多次。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的观点，借了贾宝玉名字上的“玉”，是欲望之“欲”的谐音作为佐证。书中所说的：“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显然太过牵强。叶嘉莹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那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一句，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

她认为：“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和合之处。”因为“《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而王国维指“玉”为“欲”，则“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字义勉强立说的通病。”国内的近代文学史也多指出其论述“多有牵强之处”。

但是，我们同时也无法忽视，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那么，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否应该从他哲学思想层面来寻求原因呢？

纵观王国维的人生，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方面，欲望都作为一个人生问题困扰着这位大学者。青年时期的贫病交加，为求“新学”的奔波流离，脚气病的常年困扰，为治病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国的无奈，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王国维在回忆时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事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叔本华进入了他的视野。也许是叔本华的理论与王国维对人生的感受与思考有了契合之处，他们的缘分就此蔓延。王国维不受到那个浮躁年代的影响，从叔本华关于欲望、痛苦、解脱的观点中吸取养分，对《红楼梦》的解析也便是从人生谈起。

书中，王国维把个体人生、群体大众、民族社会等一切的本质都归结为人的欲望。基于人对欲望的“无厌”，对满足的有限，欲望无穷尽，痛苦便也无绝期。欲望偶尔被满足，却“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人生快乐之时固然有，但转瞬即逝的快乐又怎能与永恒绵延的痛苦相较。因此，“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为了寻求解脱痛苦之法，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取经。解脱痛苦知识做不到，因为知识“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因此，只是不仅不能减少人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人的痛苦，“文化愈进，其只是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能够做到的，只有文艺，因为它“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另外，对于美为什么能够超然于利害、忘却与物我的问题，王国维则把康德与叔本华剪接到一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判断与知识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一是在判断中产生和不，另一是要在判断中求得知识。一是感情的，一是逻辑的。然而，王国维的落脚点却不是康德的审美判断，而是叔本华的“欲望――解脱”，美、艺术成为摆脱人生痛苦的避风港。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王国维看到了《红楼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男女之欲望作为人欲的重中之重，被《红楼梦》展现开来――由生活之欲产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途。王国维把解脱痛苦的方法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观他人的苦痛，得到关于苦痛的知识，用于解脱自己，这个常人很难做到。更方便快捷的是体验自己的痛苦，欲望越是强烈，要求未能够被满足的心也越是强烈。而愈烈则愈是不得满足，愈不得满足便愈是痛苦。对痛苦的反复体验最终造成对满足的绝望。通过这样的恶性循环，人便“疲于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最终达到在失望中“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的结局。贾宝玉便是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他在追求中反复地体验着痛苦，终于在失望中开悟，出家以离开生活之欲，人生之欲。

三、现代性与人生问题的契合之处

常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处于紧锣密鼓的孕育时期。中国现代性的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梁启超先生那里已经具有雏形，启蒙理性已经呼之欲出，只能“五四”一声春雷。

叔本华作为一个发现古典哲学误区的最早觉醒者，从古典哲学的迷失处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在模仿康德的同时反叛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认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欲望和感情――即人的意志。意志给了主体“一把揭明自己存在的钥匙，使它领会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活动的意义，向它指明了这一切的内在结构”。

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中，中国人这里其实拥有这一个两面的“西方”。除了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西方，还有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西方。叔本华则是反抗现代性的先锋，现代主义的源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国维开始关注叔本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握叔本华在西方哲学领域的位置及其对20世纪的中国的真正价值，而是基于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让他自然地接近了人本主义。王国维对哲学的起始与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外界，而是为了反思人自身。于是王国维给予了文艺以特别的重视，认为除了文艺，再没有可以直指人生，真正表现世界的东西。因为文艺是直观的，无杂质的。而科学虽然存于直观却表于概念。“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甚至连历史，也不如文艺可爱，“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故诗歌之所写者，人及其动作而已，而历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动作即彼动作，其数虽巧历不能计也。然此等事实，不过同一生活之欲之发现，故吾人欲知人生之为何物，则读诗歌贤于历史远矣。”所以说，只有在文艺里，人才还原为完全的人，本真的人，而不被理性所扭曲。

然而在文艺中，王国维又特别重视悲剧精神。他以叔本华的思想观照《红楼梦》，从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特点和古代审美理想出发，归纳出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戏曲亦或小说，总是以大团圆结局为艺术的结局，缺乏悲剧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李泽厚也认为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较为确切，他说：“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王国维认为，到了《红楼梦》，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注意彰显出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叔本华三类悲剧之说的第三类悲剧：“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一创造性的论断无疑给后人读《红楼梦》开辟了一条新的视野。“由此观之，王国维研究《红楼梦》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中相反而适相成，”

王国维正是这样遵循着辨妄求真的考证道路，使得他对红学的探讨脱离了打谜语式的附会。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光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之。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是艺术形象，艺术家创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所指。所以《红楼梦》一书的价值，并不在其故事所指的为何人何事，而在于它展现的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

总而言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先确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在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眼光与识见，实属不易。因为在传统的观点中，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小说为视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讨之价值，更没有以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进而研究《红楼梦》的。虽然其指“玉”为“欲”的说法还有待商榷，再加上“王国维说读书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是出乎其外地领略到《红楼梦》的宇宙境界了，但他似乎未经历“生命进入大观园女儿国”和“女儿国进入阅读者自身”的阶段，所以在《红楼梦评论》中也未能开掘宝玉和其他少女的生命内涵。”但这些瑕疵都掩盖不了其光辉的哲学思想至今仍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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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审稿 陈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