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

[摘 要]《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来自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仅指“他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使他对其当时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这一“疑问”的解决不是在他得出第一个研究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之后，而是在他得到“总的结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后。

[关键词]疑问 难事 第一个研究结果 总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32-0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曾有这样一段回顾：“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1] （P32） 马克思这里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指的是什么？国内学者通常认为，它指的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使他对其当时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产生了怀疑。① 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故此，我提出以下理解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使他苦恼的“疑问”之前，先讲了他在《莱茵报》做编辑时遇到了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由于“疑问”与“难事”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说的“难事”指的是什么：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辩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消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 （P31-32）

马克思的叙述表明，他是在1842-1843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时，第一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三次都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辩论和争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辩论，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他第一次遇到的辩论要他对莱茵省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表态。① 他第二次遇到的争论要他对摩泽尔地区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表态。[2] （P357-390） 他第三次遇到的辩论要他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所涉及某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问题表态。② 马克思为什么把这三次辩论和争论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视为“难事”？对此，他本人没有直接讲明。不过，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难”就难在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要基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他当时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他在讲完这三场辩论和争论后紧接着说，它们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此外，在谈到第一次遇到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前，他还告诉人们，“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③ 他讲这些话显然是要表明他当时还缺少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即缺少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

在讲完第一次遇到要他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马克思接着又说，“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从相关材料来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指的是他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他接下来说道，“《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面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2] （P293、295） 如果把马克思的这些话同他在前边那段话所说的“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联系起来理解，那他前边那段话的意思是说，他还遇到了另一类与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关而难以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也是他转向经济问题研究的动因。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他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指的是他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我的这种理解还可从恩格斯的一段话得到佐证：“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3] （P446）

二

如果“难事”指的是他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那他所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指的又是什么？让我们也来看看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在讲完前边引用过的那段话之后，马克思又接着做了下述回顾：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1] （[P32）

马克思在回顾中不是先讲使他苦恼的“疑问”是什么，再讲如何解决它，而是径直就讲“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而且在后面的内容中也没有明确告诉人们使他苦恼的“疑问”是什么。这样一来，要弄清他所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是什么，就只能通过对他的上述两段回顾做逻辑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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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思后面讲的使他苦恼的“疑问”指的不是他前边讲的他所遇到的“难事”。因为“疑问”与“难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难事”的含义是使人为难之事，“疑问”的含义是使人疑惑的问题，它们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义词。此外，马克思是在讲完“难事”是什么之后再讲“疑问”的，因而“疑问”指的就不是已讲过的“难事”，而是与“难事”不同的另一个问题。

第二，“疑问”来自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前边表明，马克思第一次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这就意味着，他是在遇到“难事”之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马克思是在讲完他遇到的“难事”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讲使他苦恼的“疑问”的。他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对这段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论：由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是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因而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出现在前，“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出现在后，这样，“疑问”就不是来自“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如果“疑问”不是来自“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而且马克思又没再讲“疑问”来自哪里，那“疑问”就只能是来自他在遇到“难事”后开始的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三，“疑问”不是只与黑格尔法哲学相关。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表明，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即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的第一部著作。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他至少还写了第二部（或更多的）著作。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没接着讲它（它们）是什么，但我认为至少还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马克思接着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他在巴黎期间写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马克思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而写的第一部著作，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他还写了第二部（或更多的）著作，那马克思的“疑问”涉及的就是一个包括黑格尔法哲学在内的更大的问题。

第四，“疑问”的解决是在获得“总的结果”之后。从马克思的回顾可以看到，他在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的过程中相继获得两个研究结果。第一个研究结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第二个研究结果是他先在巴黎，后在布鲁塞尔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32-33） 由于马克思把第二个研究结果称为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推论，他的第一个研究结果只是他的第二个研究结果的一部分，前者至多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他的“疑问”，后者才完全解决了他的“疑问”。这种推论也可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佐证：“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4] （P409）

第五，“疑问”指的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结果是对“疑问”的解决，因而从研究结果是什么也可以推论出“疑问”是什么。马克思的第一个研究结果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他的第二个研究结果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疑问”指的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推论不但与马克思的两个研究结果相符，而且与前边的那些推论相吻合。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不同于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因为后者指的是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和讨论发表意见；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来自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它是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不是只与黑格尔法哲学相关，它还关系到政治经济学；对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疑问”的完全解决，是马克思获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其做了经典阐述的“总的结果”之后。

我认为，《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值得弄清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的认识。如果我的上述理解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端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完成的，因此，研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不能只限于哲学领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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