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英雄一辈俊杰

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国耻家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

坐在凌青大使的客厅里，读着他在香港回归时书写的铿锵诗句，我向凌青问起了大使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这勾起了他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一段难忘的回忆。

凌青说，在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半年后，从首都北京飞来一道指令，给我的外交生涯增添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那是1985年6月的一天上午，天空异常晴朗，凌青如约同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一起来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中英联合声明登记的法律手续。联合国主管法律事务部的副秘书长是德国人弗莱施豪尔。他的办公桌后竖着联合国旗，代表着这个组织的法律权威。两边分别插有中英两国国旗，凌青和汤姆森大使互相微笑握手，然后一起将中英联合声明中英文本递交给副秘书长，随后摄影留念。弗莱施豪尔说，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一还是首次。当时，凌青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种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的狂喜，只是外交礼仪不允许一个外交官有超乎寻常礼仪的表现。“汤姆森大使的微笑和我的显然有不同的内涵。”凌青说，“显然，他是一位十分出色、训练有素，具有英国传统绅士派头的外交官。这种传统要求一个外交官无论在成功或失败的时候，都要保持一种绅士风度。”办完登记手续，凌青大使回到代表团，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汤姆森大使哪里知道，站在他对面的竟然是一百多年前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的玄孙。这件事让凌青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告慰了先祖，又为自己在联合国的五年任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谈到在联合国的日常工作，凌青大使如数家珍地说起了他在联合国5年的多边外交生涯。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凌青积极参与促成中国恢复和加入多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如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设立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成功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并且实事求是地降低了我国分摊联合国费用的比例。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时，他坚定地执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贯立场，在长达16轮的秘密投票中，始终不渝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最终使来自秘鲁的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当选。

记忆的长河又回到了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段日子。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外交部派凌青以对外友协理事身份参加接待。当美国代表团乘坐的班机即将着陆时，凌青突然发现机场大楼前还悬挂着一幅十分醒目的大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凌青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高悬此标语不妥。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他断然决定，立即将此标语取下。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期间，这么做是需要巨大的胆识和魄力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一决断完全符合国家的利益。

1974年，身为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的凌青率团出席在加拉加斯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同时承担了与委内瑞拉建交谈判重任。次年，凌青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开始了他的拉美外交生涯。

凌青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在他踏进外交部大门的那一刻，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总理对他说的一句话：“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凌青不仅将这句话牢记在心，而且用终生的奋斗实践着总理对他的谆谆教诲。

所说的“林则徐的后代”，其实不假。凌青的曾祖父是林则徐的第三个儿子，所以凌青是林则徐的五世孙。凌青的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在北平二中读初中时，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读高中时，凌青亲眼目睹日军侵占华北和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凄凉景象极大地触动了凌青的拳拳报国之心。他开始寻找爱国救亡之路，并逐渐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燕京大学，凌青参加了进步组织“学生读书会”，为解放区秘密运送物资，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进步组织“学生读书会”名单被查获，日伪警察局开始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地下党将凌青等人转移到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凌青在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了两年干事，1944年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20岁刚出头的凌青被分到中央军委外事组，负责与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和接待事务，直到1947年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这是凌青长达半个多世纪外交生涯的起点。其间，凌青曾为、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当翻译。“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1946年12月9日)一文已收入文集第四卷(1996年出版)，那次谈话的翻译兼记录者就是凌青。

凌青原名林墨卿，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改成现名，以避免在北平的父亲、哥哥等亲人受到连累。凌青说，当时自己思想比较激进，既然没有被日本人抓到，而是“凌空而去”到了革命根据地，于是将姓改为凌。至于名，“青”字与卿谐音，还有焕发革命青春之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祖林则徐的这句话规范了凌青一生为人处事的原则。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凌青随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乔冠华和毕季龙等人到了开城板门店。凌青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释俘工作全面展开后，抽调译员，1953年凌青匆匆赶回北京。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张联(新中国第十位女大使)。张联当时在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任俄文翻译，因公出差，与凌青同住外交部东单招待所，他们在渤海饭店吃饭时，偶然相遇。也许是缘分让他们邂逅并结为连理。提起这段姻缘，凌青自认为幸运，他不无幽默地笑称，因为当时的姑娘选择对象重德不重貌，我那时30岁出头，算是年轻的“老干部”，不然，才貌双全的她怎么会看上我呢?张联则表示，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一副书生学者的样子。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凌青和张联比翼双飞，先后在欧洲的罗马尼亚、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中国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任职，1991年，身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张联被任命为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她与凌青作为新中国第一对“伉俪”大使成为外交界的一段佳话。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

“生逢其时，无怨无悔”这是凌青总结一生时，经常讲的一句话。进入耄耋之年，凌青仍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余热。1990年，应新加坡福州会馆邀请，凌青在新加坡主讲“林则徐”，讲演由新加坡原常驻联合国代表许通美大使主持。1991年，他推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考察团到福建泉州考察，最终确认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凌青在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期间，重点同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友好人士的团体进行广泛接触，定期举行研讨会，向斯诺家乡派访问学者，并组织出版了大量外国友好人士的著作。

1995年，凌青在林则徐的出生地福建建立了“林则徐基金会”，他游走四方，在港澳台的同胞中募积捐资，用于爱国主义教育和禁毒宣传。为了挽救受残害的青少年，从1998年6月开始，基金会筹建了一个自愿戒毒所――则徐戒毒中心。在凌青84岁高龄时，一本凝结着他终生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的传记《从延安窑洞、到联合国》问世，这是一位老外交人给新中国外交史贡献的又一份厚礼。

作为一位新中国外交的元老和见证人之一，凌青既庆幸能够看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又忧虑当前形势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他填了一首词，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立党为民谋富康，几度沧桑，屡铸辉煌。得来不易好时光，满目朝晖，龙舞东方。漫漫征途多脸障，内有殷忧，外有强梁。愚公奇志需弘扬，冲破狂涛，胜利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