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情奥运的老一辈革命家

奥运在中国举办，是几代国人的百年梦想，如今终于梦圆华夏！忆往昔，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老一代领导人曾经多次考虑，在努力搞好各方面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也要举办一届奥运会。在他们高瞻远瞩的目光里，饱含着期待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浓浓情怀……

、高瞻远瞩，心系奥运。说：“我们也要建世界一流的体育场，将来准备举办奥运会。”贺老总说：“有朝一日，中国一定要办奥运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建国之初，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就将实现中国体育强盛以至举办奥运会纳入了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他们十分清楚，奥运不仅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与否的直接展示。

1952年7月，刚刚起步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就面临了一次艰巨的挑战与抉择。这年，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因争议“两个中国”问题，新中国的体育组织在此次奥运会即将开幕时才得到奥组委的邀请。

去？还是不去？面对抉择，一些人认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还很落后，加上又是临时组队，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况且，即使参赛了，也很难取得成绩。

如此顾虑并非空穴来风。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仅派出了一名教练带着一个叫刘长春的东北大学学生运动员前去参加，结果在预赛中就被淘汰；1936年，中国派去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运动员虽有所增加，但除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取得决赛权外，其他所有参赛项目全部在预赛中被淘汰；1948年，当时的政府再一次派运动员前去参加奥运会，可仍然没有突破中国在奥运会领奖台上零的记录。而旧中国的体育设施也实在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直到新中国成立，还没有一所体育学院、一支健全的运动队，更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根本谈不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这样的体育运动水平，与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极不相称。

尽管面对的是这样一片荒漠，但作为新中国首任总理的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胸怀放得更为开阔，视野看得更加高远。他坚决主张组队前去参赛：“尽管我们还难以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但我们还是要去。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要通过运动员的风采来宣传新中国的面貌。”

在的支持与关怀下，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率领一支由40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赫尔辛基，让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奥运会上。这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以惊人的参与意识和精神，引起了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关注。

有着“中国奥运功臣”之称的何振梁先生当时还在二机部四局机械动力处工作，1955年26岁的他进入国家体委国际司后，从同事口中逐渐了解了这段历史：“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幕当天，我们收到了邀请信。总理批示要去，和刘少奇同志也同意派代表团去。短短5天之内，我们组成代表团出发。代表团有40个人，除了足球和篮球运动员，还有1名游泳运动员，分乘4架小飞机飞去赫尔辛基……路上飞了5天，一站一站加油，第一站连乌兰巴托都到不了，只能到中蒙边界。到赫尔辛基时距离闭幕还有5天，足球和篮球都没法参加，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参加了仰泳比赛，是新中国留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个成绩。”

代表团回国后，亲自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并满怀信心地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说：“参加奥运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还不够，中国运动员应该为世界体育界作出贡献。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口，我们会有好的体育人才。今后应该多创些纪录，多获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更多地飘扬在国际运动场上。”

正是在的力主下，第15届奥运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至此，新中国体育事业有了初始的突破。紧接着，1954年国际奥委会在雅典举行第49次会议，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后来，由于国际奥委会中的某些领导人极力坚持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错误立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有关单项体育运动协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958年8月发表声明，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此后，从1959年到1979年的20年间，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基本没有联系。虽然中国大陆运动员在一些项目上多次打破或超过世界纪录，并在世界性的比赛中夺得过几十个世界冠军，但却没有派运动员参加任何一届奥运会。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信心十足地设想着，将来总有一天要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在百废待兴，建设热潮方兴未艾的建国之初，在一次听取北京工人体育场建设工作汇报时，炯炯有神的双眼久久地望向远方，深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我们也要建世界一流的体育场，将来准备举办奥运会。”

1959年在宴请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等体育界同志时，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这么大，全运会各个省、市、自治区都参加，就是一次小奥运会。”并进一步坚定地指出：“现在我们与国际奥委会中断关系，这没有什么，将来中国也会办奥运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元帅，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这样的身份当然更为向往奥运。为此他曾在许多场合，多次向国家体委的干部表达了中国将来要举办奥运会的心愿。他满怀希望和信心地说：“有朝一日，中国一定要办奥运会，也许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在了，希望你们把这件事情办好。”

但鲜为人知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预留下一块地，足见他对奥运的一往情深。这块极为特别又具历史意义的地，位于北京海淀区五棵松玉渊潭乡，面积76.58公顷。亲自划定这块地专门用作体育场馆预留地，尔后他又多次强调只能作为体育场馆用地，不能挪作他用。

但在近半个世纪里由于各种原因，这块地上陆续出现不少临时性建筑。特别是近些年来，房地产业几度升温，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这块地被不少房地产开发商看好，但海淀区始终不为所动，坚决不允许在这块地上开发永久性建筑。2001年初，为配合申奥，在海淀区政府和玉渊潭乡的积极努力下，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这块专门为建设体育场馆预留的土地就全部完成了拆迁，海淀区为此损失10多亿元。就这样，50年前由总理亲自划定的这块体育场馆专用地，在保留了半个世纪之后，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篮球比赛场馆和棒球比赛场馆的建设用地。

邓小平倡导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促使我国竟技体育走向世界。对于北京申奥，他意味深长地说：“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国也要举办奥运会。他的支持对我国申办奥运会有着巨大影响力和推动力。

1974年，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郑重提出了要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包括国际奥委会，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除在外，这样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他还对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就如何争取全部参加第七届亚运会14个赛项，以及处理好与友好国家的关系问题做了具体指示。

1979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开始起步。此时，正是国际奥委会即将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前夕。

这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杜边孟次时，阐述了中国要在十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以沉稳的口气极有把握地对杜边孟次说：“首先要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

邓小平还分别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及被誉为“世界拳王”的阿里时，也都同样明确提到了“中国也要办奥运会”这一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具体提出了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包括解决香港、澳门和的构想。以后，邓小平又多次在谈话中提出这一构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1979年4月，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根据《奥林匹克》只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奥委会，而台湾方面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单独参加国际体育组织活动，台湾方面必须履行改名、改旗、改歌的‘三改’条件。”在国际奥运会一些主持正义的人士的积极努力下，根据中国的提议，同年11月26日奥委会名古屋会议解决了我国在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这就是著名的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

何振梁后来回忆说：“这一方针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是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中的体现。”国际奥委会总部就此发表谈话时也指出：“对国际体育界来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体育运动将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萨马兰奇先生对此同样回忆说：“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

无疑，邓小平倡导的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促使我国竞技体育走向了世界。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矾参加了第23届奥运会，并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在这届奥运会期间，邓小平曾经深有感触地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的意见，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体育工作，了《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成为新时期发展体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从1984年开始，中国体育健儿连续参加了第23、24、25、26、27、28届夏季奥运会，以及第13届到的冬季奥运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运动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战绩，我国逐渐具备了承办重大国际比赛甚至奥运会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运会的影响空前扩大，参与举办奥运会的竞争，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积极选择。适应我国体育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自1984年以来，国家体委逐步确定了中国奥运战略，把奥运会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最高层次的活动，认真组织参加奥运会的工作。

对于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邓小平更是时刻挂在心上。在视察落成后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他再次重申了这一愿望。

1990年的北京第11届亚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承办的大型洲际运动会。邓小平对办好此届亚运会十分关心。这年7月3日，盛夏的北京碧空如洗，烈日炎炎。为举办第11届亚运会而新建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体育建筑群――国家奥林匹克中心，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上午9时许，一辆中型面包车缓缓驶进位于北四环路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刚刚竣工的田径场南侧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立刻迎上前去。这时，只见身穿白色短袖衫，已是85岁高龄的邓小平，满面春风地走下车来。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健步登上田径场南侧的高架桥，放眼眺望。整个田径场以及与其相邻的桥式斜拉索大屋顶造型的体育馆、游泳馆以及远处高楼林立的亚运村尽收眼底。

当时，为举办亚运会，北京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在北郊建起了一座气势宏伟的体育城。北四环路南侧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新建了体育馆、游泳馆、田径场、曲棍球场以及体育博览馆、武术研究院，共占地60多公顷；北侧的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大酒店、康乐宫和亚运村一栋栋公寓拔地而起。距邓小平一行来此视察80多天之后，亚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此时亚运会的气氛日益浓烈。

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烘烤着人们，但邓小平却兴致勃勃。伍绍组、张百发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介绍着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的情况。邓小平对这里的场馆建设非常满意，还风趣地说：“我这次来是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田径场内已经铺好红色的塑胶跑道，中间是绿草茵茵的足球场。邓小平走到像花坛一样种着花的粗大水泥柱子前，好奇地询问。张百发介绍说，田径场现在东西两侧修了看台，将来南北两侧柱子接上就是看台。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

接着，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然后缓缓地一字一板地说：“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是个浪费，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邓小平讲话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陪同参观的伍绍祖和张百发认真地听着，高兴地笑了。因为这也正是他们想说和想做的啊！

随后，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田径场，绕游泳馆出体育中心北门，来到高楼林立的亚运村。望着崭新的建筑群，邓小平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邓小平参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的消息，在亚运会组委会内部很快传开了，大家群情激昂。办完亚运会就要申办奥运会，既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多年的愿望，也是对来自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参加亚运会组织筹备工作的同志们的激励和鞭策。

至此，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举办奥运会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中国不仅能够办好亚运会，而且有条件有能力举办奥运会。

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亚运会的筹办情况，小平同志想的更远一些，他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于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正式表达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愿望。

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递交了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书。同年12月4日，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奥委会的支持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北京市奥申委，前往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书。

可以说，邓小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他的战略眼光和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申奥历程充分显现出来。

在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上，北京虽以两票之差，没能获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但却表现出了中国极强的竞争力。

“第一次申奥失利，直接原因是美国捣乱。”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从北京宣布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1993年投票的短短两年间，美国几乎没有放过任何可能为中国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机会。比如，当时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决议，说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不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由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反对一个国家申办奥运会，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不仅众议院通过决议，美国参议院的60个议员也给国会写信，反对北京申奥。此外，美国还蓄意制造了“银河号”事件。“这样的事，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件。”伍绍祖说。

申奥代表团回来几天之后，伍绍祖参加国庆节的一个活动。邓小平见到他勉励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略作停顿，邓小平又说，当他得知北京申奥失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捣鬼。邓小平还说，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一席话充分体现出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

当然，首次申奥还存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按照国际奥林匹克惯例，一般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很难有一次性成功的，一般都是要经过几次，四五次甚至五六次才能成功。

同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陪同邓小平乘车游览北京市容，在车里他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在蒙特卡洛的投票情况。当他讲到主要是有的西方国家反对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意思是说，以后我们一定会继续争取条件申办奥运会。

从根本上来讲，体育跟国运息息相关，国运盛，体育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奥运健儿更是捷报频传，实力大大增强，这些都为申奥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令人欣慰的是，2001年7月13日，通过北京奥申委工作人员的出色工作，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热切期待中，北京终于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申奥的成功，圆了中国人一个世纪的奥运梦，同时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奥运圣火已经在华夏大地熊熊燃起，北京一定会把一届极具中国特色的奥运会展示在世人面前，以此来告慰为此付出心血和努力的敬爱的老一辈革命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