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仁小义与情理圆融

[摘要]“大仁小义”是儒家在处理情理冲突时的一种伦理原则。通过对儒家这种伦理原则的深入考察，可以揭示出儒家在解决日常情理冲突时所秉持的“圆融”立场。“大义灭亲”不仅不是儒家所推崇的楷模，相反，它还是儒家所怀疑的伪善。

[关键词]仁　义　大仁小义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042-04

“仁”本是儒家孔子学说的理论中心，虽然在《论语》中孔子也有重“义”的表述，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等，但这种“义”在孔子学说中只不过是“原来存于‘仁’之内部的‘能恶人’一面的外现”，它又是从属于“仁”的，并为“仁”所统摄。可是，由于孔子学说中的这个“能恶人”实际上是隐含在“能爱人”之中的，因此，这种隐性的“能恶人”一面就常易被人忽视。继后的墨家正是因袭了孔子的这个“仁”字旗号而发展出了一种无等差之爱的“兼爱”学说并因此为后儒所不容。于是，如何避免这种本于儒家“仁爱”之泛滥所引发的墨学流弊，就成了孔子后学们所共同面对的一项时代使命，“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而最终完成这一儒家特定历史使命的，当是后来的孟子。对此，孟子的具体做法就是提出了“义”来和“仁”并立，并因此主张“仁”、“义”双修。关于孟子清算墨学之流弊的这一纠偏过程，庞朴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考察，他说：

儒家确信在生活中，有“爱而不仁”(见《国语·楚语下》)的现象，也有“仁而不亲”的事实。现在墨子认为爱无差等，把爱人的主张绝对化，把父子、兄弟之间的爱和天下之人的相爱等量齐观，在儒家看来，这无异于否认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视父兄如路人。难怪孟子痛斥道：“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破口骂人，从实质上看，他是在执行思想发展摆在儒家面前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一面要驳斥墨子对仁爱思想的滥用，恢复儒学的威信；一面要吸取仁爱可被滥用的教训，弥补儒学的弱点。这样的任务，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在“仁”之外，再行提倡一种道德规范，使处理人我关系的“人之道”趋于完整；或者说，就是要使隐含在“仁”之内部的对立规定外部化为对立两极，以适应于人我关系的对立状况。这就是孟子提出“义”来和“仁”并列，“仁义”双修的理论上的原因。

一

可是，结合现今出土的郭店竹简相关文献来看，孟子仅能算得上是这种“仁义”双修理论的最终完善者，而非这种“仁义”并立主张的始作俑者。如郭店竹简《六德》篇说：“亲父子，和大臣，寝四邻之抵牾，非仁义莫之能也”(简3－4)，《五行》篇也说：“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简31)。这两处文字里均已出现了“仁义”并举的说法。

同时，据郭店竹简《六德》篇“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来看，这里的“义”乃是一种用于处理非血缘关系的“门外之治”法则，其表现就是“贵贵”与“尊贤”，其内在的道德情感则是“敬”，如孟子所言的“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孟子·万章下》)，说的均是一个“敬”字。可是，自从把这种“门外之治”的“义”单列出来之后，其“义”所表现的“尊贤”与“仁”之本然要求的“爱亲”之间常常会面临着一种道德情感上的偏差，严重时甚至还会引发剧烈的伦理冲突。这种道德情感上的偏差即是郭店竹简提及的“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唐虞之道》简8－9)之类的情况，或者是“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语从一》简77、82、96)的伦理悖境。这种“仁”、“义”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子·尽心上》中所载的一则案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上述案例中的“仁”、“义”对立是以一种介于伦理与法律之间的情、理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情、理冲突的人伦悖境中，考虑到“舜为天子”的职责，孟子认为在处理瞽瞍杀人一事时，舜首先应从“门外之治”的“义”(在此，“义”之表现为“法”)出发，先命有司皋陶“执之”。只有这样，方才贯彻了“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但同时，舜又与普通人一样充当着“人子”的人伦角色。因此，孟子认为，舜在恪尽了天子之职后，接下来，他应从其“人子”的角色出发，行人伦之“情”的“仁”，即抛弃天下如敝蹝，劫狱窃父而隐，“乐而忘天下”。这才可谓同时兼顾了“门内之治恩掩义”的原则。从表面上看，孟子好像是持一种先“义”后“仁”的主张，但实际上贯彻的却是儒家在对待“仁”、“义”冲突困境时所秉持的那种大“仁”小“义”立场。对此，庞朴先生亦持如是观，他说：“在‘仁’与‘义’发生矛盾，不能兼顾时，儒家倾向于‘仁’，主张‘大仁小义’，即以‘仁’为大，以‘义’为小。”

类似孟子这种“大仁小义”的原则，其实可追溯到孔子身上，另据《论语·子路》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这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直”就是他所一贯强调的“仁”之真性情的流露。而孔子这种“亲亲相隐”的做法已暗示出，“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并由此加以推广的‘仁’相对于‘义’有优先性，而此种优先性常常作为处理‘仁’‘义’对立的原则”。儒家所秉持的这种“仁”相对于“义”的优先性见诸郭店竹简中的一个鲜明例子，就是《六德》篇中公然提出的那个“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简29－30)的应世技巧。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的孟子那里似乎又有了一番转机，这就是，孟子一方面虽然并未摒弃传统以来的那个“大仁小义”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孟子所寻求的却是一种“仁”与“义”的尽可能结合，即“仁”、“义”二者的兼容统一。用孟子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一书中，还可找到其他关于“仁”、“义”二者统一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