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符合沿线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在分析“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一带一路”的重要外部力量、沿线大国、沿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战略进行具体研究，并深入探索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及与我国的契合之处，进而详细讨论了其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开放战略；利益诉求；启示

“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倡议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程度的重大战略决策，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这一战略构想已从顶层设计转到了具体推进和务实合作阶段，但由于其涉及国家数量较多，类别较广，沿线地缘政治关系和民族宗教矛盾复杂，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面临着一定困难和挑战。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近年来多数国家正不断寻求并提出各自的开放发展战略，以激发自身的经济活力。这又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了一定机遇。虽然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制度、文化等领域存在着诸多差距，但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视角来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是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各国开放战略在彼此经济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着较大影响。因此，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发展战略和利益诉求进行深入研究，探寻其在贸易、投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和特点，可为我国实现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战略有效对接和合作共赢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一、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合作网络，为研究方便，这里将其范围设定为沿线65个国家。该范围内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据统计，近35个国家人均GDP不足4 000美元，仅相当于全球的35.7%。在经济结构上，农业和工业增加值比重显著高于世界水平，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明显低于世界水平。在贸易和投资上，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自1990年以来，这65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约达到14%和17%，远远高于全球同期水平。从贸易来看，该范围内进出口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其服务贸易所占比例较小；其中，中亚、西亚、中东欧地区多以出口初级原料，进口工业成品和日用生活消费品为主；而东亚、东南亚则多以出口工业成品，进口初级产品为主。从投资来看，近几年来，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各国FDI的流入和流出量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对外资有着较强的吸引能力；中东欧地区FDI流入和流出发展态势相对稳定，且主要以俄罗斯和德国两个国家为主，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占据整个中东欧区域的60%以上；而中亚五国地区则由于受到产业基础差、政局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对外资的吸引能力较差，且除哈萨克斯坦以外，其余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弱。

二、 “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战略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竞争加剧和世界能源版图重心的转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不断发生深刻变革，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一带一路”国家纷纷提出各自的开放战略，以维持和提升其在这一地带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或寻求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

1. “一带一路”重要外部力量（美、日、韩）的开放战略。美国作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其战略利益的重点一直放在与自身政治和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地区。2010年，美国开始启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首轮谈判，试图重塑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以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2011年7月，美国又首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的战略计划，进一步加快了其“重返亚太”的步伐。这一计划以“阿富汗”为着眼点，将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连接起来，成为美国试图掌控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主导权的一项重要手段。从政治视角来看，美国“新丝绸之路”的构建意在限制我国对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然而从经济视角来看，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着很多交集。如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美国“新丝绸之路”的目标主要在于实现中亚-阿富汗-南亚的经济连接，进而建成从中亚到南亚密切联系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电力网络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

日本是一个能源及矿产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为了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及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1999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其能源企业纷纷进入中亚地区，与之开展了石油和核能领域的合作，并对这些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人才、技术和设备援助，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开发并获取这一区域丰富的油气资源。2009年以来，日本积极推行能源进口渠道及进口种类多样化的开放战略，逐步将其对外能源投资的中心从“中东”地区转向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对我国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韩国为加强与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及开放程度，于2013年10月提出了“欧亚倡议”的发展战略，致力于提升欧亚大陆的相通水平，并着力发展与中国、俄罗斯、中亚、蒙古、土耳其等国的经贸关系。这一倡议与我国的“一带一路”不仅在提出时间和推进方向上相似，而且在基础设施、信息通讯、产业园区等合作领域上也有着诸多交汇之处。

2. “一带一路”沿线大国（俄、印、欧盟等）的开放战略。俄罗斯和印度是与我国相邻的两个金砖大国，既和我国存在着地缘政治博弈，又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其开放战略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产生直接影响。近年来，俄罗斯提出构造“欧亚经济联盟”的设想，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主要目标在于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遗余力地推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等组织，不仅能够获取和控制中亚能源及矿产资源，而且也可以在实施统一关税、非关税措施以及技术标准等方面与独联体国家促成合作。这些合作将提高其成员国在能源、工业品等方面与我国的议价能力，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向西推进增加了一定难度。

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国家，其地理位置在我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非常重要，然而印度对此态度较为消极。2014年9月，印度推出类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季风计划”，该计划以印度为主力，推进环印度洋地区的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并促进经贸往来。此计划实际是规划了一个以印度为主导的海洋世界，在此之前，印度政府还曾推出过“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环孟加拉湾经合组织”等一系列开放战略合作机制，这些战略不仅与我国的海上丝路建设形成了竞争，也给我国的海上贸易带来了较大挑战。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和经济体，与我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有着广泛合作。2014年11月，欧盟推出总额为3 150亿欧元的“容克投资计划”，分别涵盖科技创新、能源、交通、社会基础设施、宽带网建设等五个关键领域。该计划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有众多契合之处，实现两大战略对接，不仅利于我国对欧投资，而且将为我国资本走出去创造更大机遇。

欧盟内部的荷兰、德国、法国是“一带一路”经过的重要国家，也是我国企业对欧盟投资的传统目的地。其中，荷兰作为欧洲的门户，主张自由贸易，在科研、环保、服务贸易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和较大的发展潜力。德国在金融危机后为提高本国工业竞争力，提出了“工业4.0”高科技战略，以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随后，法国也推出了“新工业法国”战略，目的在于解决其在能源、数字革命、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地处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以及地处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为摆脱欧债危机、恢复经济增长而普遍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同时为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多个国家已放开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项目建设的经营权。以上战略的实施为我国“一带一路”的推进开拓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3.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战略。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有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等等，这些国家多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时期，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日益变化，它们也纷纷制定并提出了相应的开放战略。如哈萨克斯坦为振兴国内经济，制定了“光明之路”计划，致力于推进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项目涉及有交通、工业、能源、社会、文化等领域。巴基斯坦为促进本国出口，积极推进自贸区战略，不仅与中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签署了自贸协定，也与泰国、土耳其、韩国等国家展开双边互惠贸易谈判。印度尼西亚为发展港口和海洋运输以推动经济增长，提出了打造海洋强国的理念和建设“海上高速公路”计划，支持并鼓励外国投资者参加本国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土耳其提出“2023高铁战略”，以安卡拉为中心联系14个省的高铁网络，形成贯通东西并包括远东、中亚、东南亚、中东、北非五条战略走向的国际铁路走廊。同时，埃及政府也在着手酝酿一个“运河走廊”计划，以重点推进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虽然这些国家的开放战略皆从自身诉求出发，但均可找到其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契合之处，实现彼此之间的有效对接已成为当前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

三、 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从“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战略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巩固和维持其主导世界或部分地区国际治理体系的垄断地位，而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加速推进改革、调整和转型的步伐，以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推动本国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开放战略不仅对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更对我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寻求战略对接的政策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重视大国因素，协调战略冲突和实现利益共享。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外部力量或沿线具有关键影响的大国，受地缘政治影响，这些国家的开放战略与我国的区域合作倡议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甚至矛盾。“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举措，因此，我国应积极管控和协调与这些大国之间的战略冲突，充分彰显良性竞争，避免或制止恶性竞争，扩大合作空间，借鉴其开放战略的成功经验，完善自身的发展路径。

（1）如果“一带一路”建设受到美国的阻碍或反对，那么必将给这一倡议的推进带来较大难度。因此，我国应牢牢把握与美国的利益契合点，尽可能地使双方在战略方向上保持一致，积极推动中美在基础设施、能源供应、能源政策、运输安全以及新兴战略性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创造共同盈利的空间，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对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担忧和抵触。

（2）日本和我国之间存在诸多摩擦，其能源开放战略对我国“一带一路”的推进形成牵制。因而针对日本能源战略中心的转移，我国可通过建立多元体系的战略石油储备、参与国际能源贸易价格定价、加快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进程、加强中澳能源资源合作等方式予以应对可能带来的风险。

（3）俄罗斯推行的“欧亚联盟”与我国“一带一路”既存在地缘交叉，又存在本质区别。为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我国应充分考虑“欧亚联盟”已经推行的规划与项目，以合理分享资源为目的参与其中，尽可能避免利益冲突和过度资源竞争。并加强与俄罗斯和中亚的能资项目合作等，实现多方互补互利、共同发展，以减少或消除俄罗斯对我国“经济扩张”的疑虑。

（4）印度主导的“季风计划”等开放战略，构成了对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竞争，面对此种情况，我国应积极在供给安全保障、能源技术开发利用、勘探海洋资源等领域加强与印度政府的合作，并将其融入到“一带一路”框架中去，以争取印度对“一带一路”推进的支持，进而保障我国海上外贸的运输安全。

2. 加大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强化互联互通建设。我国作为产能大国，有条件且有能力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并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具体可展开为以下几个方面：

（1）应积极参与欧洲的战略投资基金，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推动中国与欧盟的国际产能合作，促进欧洲东部路网设施与我国丝绸之路西端设施相互联通。

（2）抓住关键通道，畅通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瓶颈路段，推进与哈萨克斯坦“光明计划”的战略合作，改善其交通、能源、通信设施，与之建立统一的运输协调机制，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

（3）加强与东南亚等海洋国家的口岸设施和港口合作建设，建立陆水联运通道等；加快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动我国与巴基斯坦在走廊沿线开展基础设施、信息通讯等领域的合作。

（4）进一步完善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土耳其等国家的高铁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我国高铁行业的整体优势，形成国际级产业力量；并加大与韩国的“欧亚倡议”的共赢合作，将亚欧大陆各个次区域串联起来，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3. 打造战略联盟支点，加强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区域内存在诸多经济合作机制，我国可利用这些组织打造战略联盟支点，推动高水平自贸区战略的实施。如启动中国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加快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合作由贸易向投资和研发等领域转移；推进中国-东盟、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中日韩以及中澳等区域性自贸区建设，并争取尽快达成中国与斯里兰卡的自贸区协定以打通中国与南亚联盟的贸易通道等等，为实现整个亚太自贸区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加强国内自贸区建设，进一步完善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自由贸易区，做好先行先试工作，并倡导建立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国际商品中转集散功能，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展示、销售及采购中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一带一路”的推进。

4. 借助“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具有一定的不合理之处，特别是美国通过两翼策略（TPP、TTIP）和诸边谈判推行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广泛体现了美日欧等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些新规则强调的高标准皆在WTO和APEC的现行规则之上，给我国带来一定机遇，也带来较大挑战。因而，对于符合我国改革发展方向的有关规则，如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方面，我国应密切跟踪且深入研究这些新规则重构的演进趋势，通过调整国内改革措施来适应这些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高标准规则；对于当前具有较大争议的相关规则，如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面，我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共赢模式，联合拥有较多共同利益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并引领该区域的规则制定，以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公丕萍，宋周莺，刘卫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5，（5）：571-580.

[2] 李东阳，杨殿中.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2，（12）：90-95.

[3] 欧阳向英.欧亚联盟――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发展前景[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4）：76-80.

[4] 许培源，陈乘风.印尼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J].亚太经济，2015，（5）：20-24.

[5] 俞培果.日本能源政策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2，（6）：34-41.

[6] 吕承超，徐倩.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空间非均衡及互联互通政策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2）：44-53.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项目号：20150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两大开放战略的协调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号：15AZD008）。

作者简介：孙乾坤（1987-），男，汉族，河南省周口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李大夜（1981-），男，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寇停1982-），男，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收稿日期：2016-07-20。